凌晨还没亮，西雅图港口的工会派工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墙上一块白板写着“昨晚到港船只：0”。派工员莎拉·埃施（Sarah Esch）拿着对讲机，盯着记录班次的板子，像在做一道每天都会变得更难的算术题：“今天大概只有70个岗位，但来了600名工人。”她顿了顿，“这数字不太好看。”
西雅图港的派工员莎拉·埃施正在安排当天的工作
码头工人习惯了不确定。潮汐、天气、航运公司临时改港、消费市场忽冷忽热——都能让一天的工作计划被推翻。但在他们的记忆里，上一次像现在这样“看得到人、看不到活儿”，还要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如今把这座港口“摇晃”得最厉害的，不是风浪，而是关税。
西雅图的码头工人隶属国际码头及仓储工会（ILWU）Local 19。他们把来自亚洲的进口货卸下船——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再由卡车和铁路运往美国西部与中西部；返航的船则装上美国出口品：粮食、海产以及其他货物。港口的繁忙与否，关乎的不只是这片码头的工资单，也牵动着内陆州的农场、仓库与商店的补货节奏。
特朗普总统把关税描述为一种“全能工具”和长期战略：迫使贸易伙伴改变政策，也逼迫制造业回流，把蓝领岗位从海外“拉回来”。他承认短期会有疼痛，但强调那是为“全球经济重新校准”付出的代价。可在西雅图港口的清晨，短期的疼痛被具体到一张张等工的脸上：有人能拿到班次，有人只能空手回家；有人还能靠保障工时撑住房贷，有人连进入这份职业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等待派工的码头工人们
在这里，工作机会几乎完全由“资历”和“到场”决定。墙边的牌板上，一排排姓名按年资排列；工人用木质插销“签到”，派工员用复写纸手写分配单——一种近乎复古的系统，冷冰冰地把“谁能工作”变成可视化的排序。薪资也分层：时薪大致从约40美元起步，经验最深、训练最全的可到约63美元，夜班和周末还能更高。
最底层的入门工被称为“casual”（临时工）：没有福利，也不保证有工可做。往上一步是B级，开始有医疗保险、养老金，并保证每周32小时工资；再熬五年，才可能成为A级，享受每周40小时工资保障、完整福利与更丰厚的退休计划，还能参与工会事务投票。部分会员甚至可以在去世后把“工会名册”（俗称“books”）传给子女，让他们直接从B级起步——这也解释了为何码头是典型的“家族行业”，三代、四代同堂并不罕见。
B级工人专用的休息区
埃施自己也不是“码头世家”。她从科罗拉多来到华盛顿州，在塔科马的普吉特湾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学戏剧，后来在一家码头工人常去的酒吧打工，被客人劝去码头试试。她爱上了那种“油腻、脏、流汗”的工作，也爱上了在海边、在西雅图天际线下干活的同伴情谊——哪怕最初那些年并不好过：她靠工会前辈提供的免费住处才撑住，又做过第二份工作，才熬到今天当上派工员。她曾把这份工作当作“稳定人生”的出口：薪水、福利、养老金，一旦熬上去，“很难找到同等安全感的职业”。但现在，她越来越不敢把这条路推荐给下一代。
港口的下滑写在数字里。报道引用的数据称，截至11月，西雅图与塔科马两港集装箱吞吐量较2024年下降接近4%。这个跌幅看似不算夸张，却被2025年第一季度的“异常冲高”掩盖——当时航运公司赶在潜在关税落地前抢先进货。真正的寒意出现在夏末以后：自8月起，月度货运量较2024年出现两位数下滑，传统的圣诞旺季“抢运潮”也没有到来。
港口委员山姆·赵（Sam Cho）把这股冷风解释得更直白：当中国向美国运来的货变少，会直接伤到港口；而当其他国家不再从美国中西部购买大豆等农产品，出口端也会跟着失血，“我们现在两头都在受影响”。关税的回声沿着供应链回荡：进口少了，卸船岗位少了；出口弱了，装船岗位也少了。港口像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最怕的就是两端同时放慢。
在工会大厅里，这种“放慢”被拆解成更残酷的分区。A级和B级工人通常在派工办公室外楼上的房间等候，透过玻璃看派工员在白板上划线、擦掉、再重写；临时工则在楼下、靠近停车场的房间里等消息。埃施常用无线电把坏消息传下去：“今天临时工没有活儿。”这句话如今几乎成了常态。对新人而言，它意味着职业可能在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老工人则回忆起“繁荣年代”，从临时工熬到A级甚至用不了十年，而现在“根本没有足够的工时”。
码头仍在用非常复古的方式派工
即便对享有保障工时的A级工人，日子也不再踏实。冬天的大多数日子，岗位数量“勉强够”分给A级，很多人失去加班机会或更高薪的专业岗位（例如操作起重机）。37岁的安东尼奥·卡皮耶洛（Antonio Cappiello）说，最难受的是不可预测：你不知道这一周、这个月到手会是多少。保障工时像一张底网，能兜住坠落，却兜不住对未来的焦虑。
而临时工的焦虑更像悬空。31岁的马特·米兰特（Matt Mirante）当了七年半临时工，过去三个月只干了7个班次。他有亲戚在楼上等工，自己却越来越常动摇：要不要干脆回去做那份能让他负担起独立住房的垃圾清运生意？可他又舍不得离开，“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怎么能放弃？”41岁的阿贝盖尔·孔特雷拉斯（Abegail Contreras）同样当了七年临时工，和母亲同住，打好几份零工，几乎每天早晚都来报到，过去一个月只捡到4个班次。她说自己从小就想当码头工人，因为她看得到“上楼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只是“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
关税并不是大厅里唯一的关键词。谈起政治，工人们对特朗普总统的愤怒并不总是最强烈，更多是一种更深的挫败：美国航运经济正在经历一种“存在性的衰败”。他们提到荷兰鹿特丹港——高度自动化的码头让人手需求越来越少；也盯着南边加州长滩港的自动化试验；他们知道墨西哥与南美码头工人的工资水平，也知道全球航运会把货流导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关税像一阵风，终将过去，但自动化与全球竞争更像潮水，将他们如前浪般冲上沙滩。
当然，西雅图的港口业务也不是没有亮色。报道提到，西雅图港的改进带来邮轮业务增长，夏季邮轮靠港提供了充足的工作。可邮轮季的工时并不能帮助临时工累计那些“晋级楼上”所需的关键工时，而账单是一年四季都会来敲门的。卡皮耶洛说，他甚至不再提前计划暑假，因为“哪怕到了A级，有活儿时也得去干”。这句话听起来像敬业，却也像妥协：生活被迫围着不稳定的货流转。
天色渐亮，派工大厅的人群开始散开：拿到班次的赶去码头，没拿到的走向停车场，有人低头刷手机，有人点着烟沉默。埃施回到那块白板前，擦掉今天的数字，准备迎接下一次“简单而令人沮丧的数学题”。她说，她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还会有未来吗？”在关税与全球经济的夹缝里，这个问题不再抽象——它决定着这座港口是否还能让年轻人相信：只要肯熬，就能上楼。
原文/纽约时报
编译/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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