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正弯着腰给他拉外套拉链。
温哥华清晨的光从百叶窗缝漏进来，照在他毛茸茸的头发上。四岁的凯文突然伸出食指，戳了戳我的右脸颊。
他的手指软软的，凉凉的。
然后他仰起脸，用那种孩子特有的、毫无修饰的清晰语调说：“妈妈说，爷爷的脸脏脏的，不漂亮，不要学。”
十二个字。
我拉着拉链的手顿在半空，金属齿卡在中间，不上不下。
01
飞机降落温哥华时，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
我从浦东出发，带了两个二十八寸的大箱子。
一个塞满了中药——川贝、黄芪、枸杞，都是老伴儿生前备好的，她说国外买不到这些。
另一个箱子里是家乡的腊肉、笋干，还有给孙子买的一套木质火车玩具。
儿子高丽在接机口等我。
他穿着灰色的抓绒外套，牛仔裤，头发理得很短。看见我推着车出来，他挥了挥手，接过推车的时候说：“爸，路上辛苦。”
语气很平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坐进他那辆白色SUV，我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房子都是矮矮的，草坪很绿，天空蓝得发脆。高丽开着车，偶尔介绍一两句：“这是社区公园，凯文常来玩。”
“前面那家超市，东西比较全。”
他说话时眼睛看着前方，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着。
车里放着英文电台，女主播的语速很快，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凯文在家等你。”高丽说，“秀云今天请了半天假。”
我点点头，想说些什么，又咽了回去。从机场到儿子家大约四十分钟车程。我盯着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想起出门前邻居老陈说的话。
老陈拍着我的肩膀：“老丁，享福去啦！儿子在国外，接你去带孙子，天伦之乐啊！”
我当时笑着应和，心里确实也这么想。
车子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两旁是整齐的二层小楼。高丽把车停在一栋浅灰色房子前。草坪修剪得很整齐，门口放着两盆紫色小花。
门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口，穿着米色针织衫和黑色长裤。她化了淡妆，头发扎成低马尾，笑容恰到好处。
“爸爸，欢迎。”她说普通话，但带着一点说不清的口音。
这就是我的儿媳彭秀云。我们见过三次面——他们回国办婚礼时，凯文满月时，还有去年春节。每次见面都很短暂，客客气气的。
我提着箱子进门。玄关很干净，地板是浅木色，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空气里有柠檬味清洁剂的味道。
“凯文，爷爷来了。”秀云朝屋里唤了一声。
一个小男孩从客厅跑出来。他穿着蓝色的连体睡衣，光着脚，头发是柔软的棕色。他站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睁大眼睛看我。
“Kevin,thisisgrandpa.”秀云用英语说。
凯文眨了眨眼，没有靠近。高丽蹲下身，用英语轻声说了几句。孩子这才慢慢走过来，伸出小手。
“Hi.”他说。
我握住那只小手，很软，很小。“你好啊，凯文。”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高兴些。
孩子抽回手，转身跑回客厅，爬上了沙发。
秀云微笑着说：“他有点认生，熟悉了就好了。爸爸，你的房间在二楼，我带你去看看。”
我跟着她上楼。楼梯墙上挂着许多照片——高丽和秀云的结婚照，凯文各个年龄段的照片，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里的人都笑得很开心。
我的房间在走廊尽头。不大，但很整洁。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扇窗对着后院。床上铺着崭新的灰色床单。
“浴室在隔壁，毛巾和牙刷都准备好了。”秀云站在门口，“您先休息一下，晚饭六点半吃。”
她说完轻轻带上了门。
我坐在床沿，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两个大箱子立在墙边，像两个突兀的闯入者。窗外，后院有一棵高大的树，叶子已经开始泛黄。
楼下传来孩子的笑声，还有秀云用英语说话的声音。
我拉开一个箱子，取出老伴儿的照片，摆在床头柜上。照片里她笑着，眼睛弯弯的。我对着照片轻声说：“到了。”
02
高丽每天七点出门上班。
我通常六点就醒了，年纪大了，觉少。听到楼下厨房有动静，我下楼看见秀云已经在准备早餐。她穿着运动服，额头有细汗，像是刚晨跑回来。
“爸爸早。”她从烤箱里拿出烤好的面包，“咖啡在壶里，牛奶在冰箱。”
我点点头，自己倒了杯水。厨房很现代化，全是我不认识的电器。秀云动作利落地准备着三个餐盒——高丽的，凯文的，她自己的。
“凯文八点要去幼儿园，”她说，“我七点五十出门送他，下午三点半接。中间这段时间，您可以在家休息，或者出去走走。”
她的语气很平和，像是在交代工作流程。
七点半，高丽下楼了。他快速吃完两片面包、一杯咖啡，拎起电脑包。“爸，我走了，晚上见。”
门关上了。
七点四十，凯文被秀云牵着下楼。孩子已经换好了衣服——印着恐龙图案的T恤和卡其色裤子。秀云把一个小背包递给他，里面是水壶和点心。
“Saygoodbyetograndpa.”她说。
凯文朝我挥挥手：“Bye.”
“再见。”我说。
母子俩出门后，房子突然安静下来。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这个宽敞明亮的空间。沙发是浅灰色的，地毯是米色的，茶几上放着几本英文杂志。
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净得像样板间。
我走到后院。草坪绿得发亮，角落里有滑梯和秋千。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很快又安静了。温哥华的早晨有点凉，我拉紧了外套。
第一天，我收拾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我把带来的东西整理出来。中药放进抽屉，特产塞进厨房储物柜，玩具拿出来放在客厅角落。
第三天，我开始做饭。
秀云说过不用我做晚饭，她和高丽会轮流做。但我闲不住，下午去超市买了菜。超市很大，我找了半天才找到酱油和醋。标签都是英文，只能靠图片猜。
我做了红烧肉，炒了两个青菜，蒸了米饭。
五点半，秀云接凯文回来。孩子看见我，小声叫了声“Grandpa”，然后跑去玩火车了。六点，高丽到家。他们看到一桌菜，都愣了一下。
“爸，你不用这么辛苦。”高丽说。
秀云尝了一口红烧肉，点点头：“味道很好，就是有点咸。凯文不能吃太咸，以后做他的那份要分开。”
晚饭时，他们用英语交谈。我听不懂，只能低头吃饭。偶尔高丽会转过来对我说一两句：“今天工作还行。”
“下周可能要加班。”
凯文坐在儿童餐椅上，秀云给他切小块的肉和菜。孩子吃得很慢，有时会吐出不喜欢的东西。秀云很耐心，一次次把食物放回他嘴边。
饭后，高丽洗碗，秀云给凯文洗澡。我坐在客厅，电视里放着英文节目。八点，凯文被抱下楼，跟我们说晚安。
“Goodnight,Grandpa.”孩子睡眼惺忪地说。
“晚安。”我说。
九点，高丽去书房工作。秀云在沙发上用笔记本电脑。我看了会儿电视，实在看不懂，起身说：“我上楼了。”
“好的，爸爸晚安。”秀云抬起头，给了我一个微笑。
回到房间，我坐在床边。楼下偶尔传来敲键盘的声音，或者高丽讲电话的低声。窗外的天完全黑了，路灯亮起来，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我从箱底翻出相册。里面有高丽小时候的照片，有我和老伴儿的合影，有老家房子的照片。一页页翻过去，时间像水一样从指缝流走。
十点，我关灯躺下。床很软，但我不习惯。盯着天花板，听着这座陌生房子里的细微声响，很久才睡着。
03
周末，高丽带我们去史丹利公园。
凯文很兴奋，在草地上跑来跑去。高丽跟在后面，提醒他小心。秀云铺开野餐垫，拿出准备好的三明治和水果。
“爸爸，您看着凯文一下，我去洗手间。”她说。
我点点头，目光跟着孙子。孩子跑到一棵大树下，捡起一片落叶，又跑去追松鼠。阳光很好，照得人暖洋洋的。
高丽走回来，在我身边坐下。他递给我一瓶水。
“爸，还习惯吗？”
“习惯。”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玩闹的凯文。“秀云工作忙，我又经常加班，有您在这儿帮忙，我们轻松很多。”
“应该的。”我说。
我们没再说话。公园里有很多家庭，孩子们的笑声、大人的说话声混在一起。有人说着英语，有人说法语，偶尔能听到几句普通话。
凯文跑回来，脸上红扑扑的。“Water!”他说。
我把水瓶递给他。他喝了几口，又跑开了。高丽站起身：“我去看着他。”
秀云回来了，她在我旁边坐下，整理野餐篮。“爸爸，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下周开始，周二和周四下午，您能不能去幼儿园接凯文？我这两天要加班。”
“好。”我说。
她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幼儿园地址和老师的名字。“三点半接，这是接送卡。接到后直接回家，不要给他买零食，我们严格控制糖分。”
我接过纸，点点头。
周二下午，我提前半小时出门。按照手机地图走了二十分钟，找到那栋色彩鲜艳的小楼。门口已经等了一些家长，大多是女性，也有几个老人。
三点半，门开了。孩子们涌出来，凯文也在其中。他看见我，跑过来拉住我的手。
“Grandpagohome.”他说。
我们沿着来的路往回走。路过一家冰淇淋店时，凯文停住了。他盯着橱窗，小声说：“Icecream.”
我想起秀云的叮嘱，摇摇头：“回家吃水果。”
孩子撇撇嘴，但没闹。走了几步，他突然松开我的手，跑到路边捡石子。我赶紧跟上去：“凯文，不能捡，脏。”
他听不懂“脏”，继续捡。我蹲下身，从他手里拿走石子，用纸巾擦他的手。他挣扎了几下，还是让我擦了。
回到家，秀云还没回来。我给凯文洗手，换了居家服，然后陪他玩火车。他喜欢把火车排成一列，然后推着它们前进，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玩到一半，他忽然说：“Potty.”
我愣了下，才明白他是要上厕所。带他去卫生间，帮他脱裤子，扶他坐上儿童马桶。他一边用力，一边玩着手里的玩具车。
完事后，我给他擦屁股、穿裤子、洗手。这套流程秀云演示过，但自己做起来还是有些笨拙。
秀云六点回到家。她检查了凯文的手，闻了闻他的衣服，然后带他去洗澡。晚饭时，她对高丽说：“今天老师发邮件，说凯文午睡没睡好，一直翻身。”
高丽看向我：“爸，中午接他的时候，他精神怎么样？”
“还好。”我说。
“可能早上起太早了，”秀云说，“以后早上让他多睡十分钟。”
我点点头。饭桌又安静下来，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凯文用叉子戳着西兰花，秀云轻声说：“Kevin,eatyourvegetables.”
孩子不情愿地吃了一口。
晚上，我在房间给老陈打视频电话。他那边是早上，正在公园遛鸟。
“老丁，加拿大怎么样？”
“挺好的。”我说。
“孙子可爱吧？天伦之乐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后院的路灯亮着，照着那架秋千。风吹过，秋千轻轻晃动，像有人在推。
04
凯文咳嗽了。
很轻微的咳嗽，早上起来咳了几声。秀云摸了摸他的额头，没发烧。“多喝水。”她说，然后照常送他去幼儿园。
下午我去接他时，老师说他午睡时咳得厉害些。回家的路上，凯文精神不太好，走得很慢。
到家后，我给他量了体温。三十七度二，低烧。我想起箱子里带的川贝粉，老伴儿以前常用这个治咳嗽。她说过，小孩子咳嗽，用川贝炖梨最管用。
我削了个梨，挖去核，放进一小勺川贝粉，蒸了二十分钟。凯文吃了几口，说不好吃。我哄着他又吃了几勺。
五点半，秀云回来了。她看到桌上的川贝梨，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
“川贝炖梨，治咳嗽的。”
秀云放下包，走过来仔细看了看。“爸爸，您给凯文吃了什么药？”
“不是药，是川贝，中药，润肺的。”
她的表情严肃起来。“您从哪里拿的？”
“我从国内带来的。”
秀云没说话，转身去看凯文。孩子坐在沙发上玩积木，偶尔咳一两声。她拿出体温计，重新量了体温。三十七度三。
“高丽，”她打电话给丈夫，“你能早点回来吗？有点事要商量。”
高丽半小时后到家。秀云把情况说了一遍，语气很平静，但用词很正式。“未经医生允许给儿童服用任何药物都是不安全的，尤其是成分不明的传统药物。”
高丽看向我：“爸，川贝粉是哪里买的？”
“老家的药店，一直用的。”
“有成分说明吗？生产日期？保质期？”
我摇摇头。就是一包白色的粉，用塑料袋装着，上面什么都没写。
秀云叹了口气：“爸爸，我理解您的好意。但在加拿大，给孩子用药必须非常谨慎。凯文有家庭医生，咳嗽应该先观察，如果严重了要看医生。”
“川贝不是药，”我重复道，“就是食物。”
“任何有药理作用的都是药物。”秀云说，“而且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和其它药物相互作用，是否有过敏风险。”
高丽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爸，秀云说得对。以后凯文有什么不舒服，先跟我们说，好吗？”
我看着儿子。他的表情很温和，但眼神很坚定。我又看看秀云，她抱着凯文，轻轻拍着孩子的背。
那晚，秀云带凯文去看了夜间诊所。医生说是普通感冒，开了些缓解症状的药水。回到家已经九点多，孩子睡了。
我坐在房间里，听见楼下秀云和高丽低声说话。听不清内容，但语气很认真。过了一会儿，高丽上楼来敲我的门。
“爸，睡了吗？”
“没。”
他推门进来，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秀云不是针对您，她是担心孩子。加拿大的医疗观念比较谨慎，尤其是对孩子。”
“我知道。”我说。
“您带川贝过来也是好心，”高丽说，“但下次用之前，先问问我们，行吗？”
我点点头。高丽又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工作上的事，然后道了晚安。门关上后，我坐在黑暗里。
从箱子里翻出那包川贝粉，白色的，细如尘埃。老伴儿把它交给我时说过：“带上，用得着。”她总是这样，什么都想得周到。
我走到卫生间，把粉末倒进马桶，冲水。白色的漩涡转了几圈，消失了。
05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学会了用洗碗机，学会了垃圾分类，学会了看红绿灯按钮过马路。每周二、四接凯文，其余时间在家打扫卫生，偶尔去社区图书馆坐坐。
图书馆有中文报纸，但都是一个月前的。我借了几本中文小说，带回房间看。下午阳光好的时候，我会坐在后院，看邻居修剪草坪，或者看松鼠在树上跳。
凯文和我的交流还是不多。他说话大多用英语，我只能听懂最简单的单词。有时他想表达什么，看我不懂，就转身去找妈妈。
秀云给我买了个平板电脑，装了翻译软件。但用起来很麻烦，一句话要按半天。
十月中旬，温哥华开始下雨。连绵的雨下了好几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凯文不能去公园玩，就在家里闹脾气。秀云给他安排了各种活动——画画、拼图、看教育节目。
周三下午，秀云在家工作。她在书房开视频会议，我陪着凯文在客厅玩。孩子玩腻了火车，把积木扔得到处都是。
我想起箱子里还有一套七巧板，是以前高丽小时候玩的。我上楼拿出来，擦干净，摆在凯文面前。
“爷爷教你玩这个。”
我拼了个房子，又拼了只小鸟。凯文感兴趣了，学着我的样子摆弄那些小木片。他拼不出来就着急，把木片一推。
“慢慢来。”我说。
他安静下来，继续尝试。我看着他低头认真的样子，突然想起高丽小时候。也是这样，坐在老家的水泥地上，玩七巧板能玩一下午。
秀云开完会出来，看到我们在玩七巧板，笑了笑。“这玩具挺好的，锻炼空间思维。”
她倒了杯水，坐在沙发上看我们玩。凯文拼出了个歪歪扭扭的图形，兴奋地举起来：“Mommylook!”
“Goodjob!”秀云说。
电话响了，秀云起身去厨房接。她说话声音很低，但厨房和客厅是连通的，我能听见一些片段。
“……是啊，来了一个多月了。”
“帮忙是帮忙，但观念差异太大了。”
“上周孩子咳嗽，他给喂了中药……对，没经过我同意。”
“怎么说呢……生活习惯、教育方式，很多细节要磨合。”
“我当然感激，但有时候真的很累……要解释每件事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担心的是凯文学他的口音和习惯……你知道的，这边长大的孩子，还是希望他能融入。”
她的声音很克制，用词很礼貌，但每个字都像细针，轻轻扎进皮肤。我继续帮凯文拼七巧板，手有点抖。
凯文抬头看我：“Grandpa,wrong.”
我回过神来，发现拼错了。重新调整木片，拼出一个小狗的形状。孩子高兴地拍手。
秀云挂了电话，走回客厅。“爸爸，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做。”
“都行。”我说。
她进了厨房，开始准备晚饭。水流声、切菜声、油烟机的声音。凯文玩腻了七巧板，跑去玩火车。我把木片一块块收好，放回盒子里。
晚饭时，高丽加班没回来。秀云做了意面，给凯文的是切碎的。我们三人坐在餐桌旁，电视里放着新闻。
“爸爸，”秀云忽然说，“下个月凯文幼儿园有家长参观日，您想一起去吗？”
“我去合适吗？”
“当然，您是爷爷。”她微笑。
我点点头。凯文用叉子卷着面条，弄得满嘴都是番茄酱。秀云拿纸巾给他擦嘴，轻声说：“Smallbites,Kevin.”
孩子听话地小口吃。
吃完饭，我帮忙收拾餐具。秀云说不用，但我坚持。站在水槽前洗碗，看着窗外的雨。路灯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昏黄的光。
秀云带凯文上楼洗澡。我一个人在厨房，把洗好的碗放进沥水架。台面上贴着一张日程表——接送时间、课外活动、医生预约，都用英文写得清清楚楚。
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上面。
06
那是个普通的周二早晨。
温哥华的秋天很冷，夜里下了霜。早上七点，天刚蒙蒙亮。我像往常一样早起，下楼时秀云已经在厨房。
“早，爸爸。今天很冷，给凯文穿厚些。”
“好。”
七点半，高丽匆匆吃完早餐出门了。七点四十，凯文下楼。他穿着睡衣，揉着眼睛，还没完全睡醒。
秀云给他准备了麦片和牛奶。孩子吃得很慢，秀云一边看手机邮件，一边提醒他：“Kevin,hurryup,we'llbelate.”
七点五十，秀云要出门了。她穿上外套，提起电脑包。“爸爸，今天下午我去接凯文，您休息吧。”
她蹲下身亲了亲凯文的脸颊：“Begood,listentograndpa.”
房子里只剩下我和凯文。孩子吃完最后一口麦片，跳下椅子。“Dress,”他说。
我带他上楼换衣服。他的房间墙壁是天蓝色的，贴满了恐龙贴纸。我从衣柜里拿出今天要穿的衣服——长袖T恤、牛仔裤、厚袜子。
凯文自己会穿袜子和裤子，但T恤需要帮忙。我帮他套上衣服，整理好领子。然后是外套，一件红色的羽绒背心。
我蹲下来，给他拉拉链。
早晨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正好照在他的小脸上。他的皮肤很白，睫毛很长，眼睛是浅褐色的，像高丽小时候。
拉链拉到一半时，凯文突然伸出右手食指，戳了戳我的右脸颊。
我抬头看他，以为他要说什么。
孩子睁着大眼睛，很认真地盯着我的脸。
然后他开口了，用那种四岁孩子特有的、毫无修饰的清晰语调：“妈妈说，爷爷的脸脏脏的，不漂亮，不要学。”
普通话，发音标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拉着拉链的手顿在半空。金属齿卡在中间，不上不下。时间好像凝固了，只有阳光里的尘埃还在缓缓浮动。
凯文说完，继续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回应。他的眼神干净透明，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在复述一句话，就像复述“天是蓝的”
“草是绿的”一样自然。
我继续把拉链拉上去，直到顶端。手很稳，动作很轻。
“好了。”我说。
凯文转身跑去拿书包。我慢慢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响声。走到穿衣镜前，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六十多岁的脸。皱纹，老年斑，松弛的皮肤。右脸颊确实有一块明显的褐色斑痕，是这两年长出来的。头发花白，稀疏。
我一直知道自己老了，但从未觉得这张脸“脏脏的”。
凯文跑回来，拉着我的手：“Schoolbag!”
我帮他背上小书包。孩子跑下楼，在门口穿鞋。我跟着下去，帮他系好鞋带。整个过程很安静，我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送他出门时，邻居家的孩子也在等校车。一个金发女人朝我微笑点头，我也点头回应。校车来了，凯文跟着其他孩子上车，没有回头。
车门关上，黄色的校车缓缓驶离。
我站在门口，看着车消失在街道拐角。冷风吹过来，我打了个寒颤。回到屋里，关上门，房子空荡荡的。
厨房的餐桌上还放着凯文的空碗，里面剩了一点牛奶。我走过去，拿起碗，走到水槽前。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
我洗得很仔细，里外都洗了，用布擦干，放回碗柜。
然后我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后院那棵树的叶子几乎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色的天空。
我想起秀云的脸。她总是化着精致的妆，皮肤光滑，没有皱纹。她给凯文擦脸时很轻柔，擦完后会亲一下，说“Cleanboy”。
我想起她打电话时说的话：“最担心的是凯文学他的口音和习惯……”
我想起她看到川贝粉时严肃的表情。
我想起这一个月来，每一次小心翼翼的相处，每一次克制礼貌的对话，每一次我觉察到的、那种微妙的距离感。
原来在儿媳眼里，我的脸是“脏脏的”。
原来她担心孙子学我。
原来我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努力适应一切，换来的是一句“不要学”。
我站起身，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我的护照、钱包、一些重要文件。钱包里有我的积蓄卡，上面是我和老伴儿攒了一辈子的钱。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很慢，因为不常用。连上网络，打开机票网站。
搜索：温哥华到上海，单程。
明天出发的航班，经济舱全部售罄。只剩下商务舱，价格是两万一千三百元人民币。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手指放在触摸板上，微微颤抖。
窗外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远处有狗叫。房间里很安静，能听见电脑风扇的微弱嗡鸣。屏幕的光照在我的脸上，在皱纹间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我点击了“选择”。
07
填写乘客信息时，我的手很稳。
姓名：丁建国。护照号。出生日期。每一项都仔细核对。付款页面跳出来，我输入银行卡信息。密码是六个数字，我和老伴儿的结婚纪念日。
确认支付。
页面转了很久。我的心跳很平稳，甚至比平时更慢。终于，绿色的勾号出现了。预订成功。电子机票发到了我的邮箱。
我打印出来。打印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一张纸缓缓吐出。拿起那张纸，上面有我的名字，航班号，时间：明天下午两点十五分起飞。
我把机票对折，放进护照夹里。
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秀云回来了，她今天上午在家工作。我听到她放包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她在厨房待了一会儿，然后上楼来了。
脚步声经过我的门口，停了一下，又继续走向她的卧室。
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已经中午了，但天空还是灰的。后院那棵光秃秃的树，枝桠在风里轻轻晃动。
过了一会儿，我下楼。秀云正在厨房煮面，看见我，笑了笑：“爸爸，中午简单吃点，可以吗？”
“可以。”
她做了两碗汤面，加了青菜和鸡蛋。我们坐在餐桌旁吃。她一边吃一边看手机，偶尔回几句消息。
“凯文今天早上顺利吗？”她问。
“顺利。”
“他没闹脾气吧？早上起床气有时候挺大的。”
“没有。”
秀云点点头，继续吃面。餐厅很安静，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我吃完最后一口，端起碗要去洗。
“放着吧，我来。”秀云说。
“没事。”
我站在水槽前洗碗。热水流到手上，很烫。但我没调温度，就让那烫感持续着。洗得很慢，很仔细。
秀云接了个工作电话，去了书房。我洗完碗，擦干净台面，把抹布挂好。然后我上楼，开始收拾行李。
两个大箱子还立在墙角。我打开它们，把带来的东西一件件放回去。中药已经扔了，空出一些位置。衣服叠好，书放好，相册放在最上面。
老伴儿的照片还摆在床头柜。我拿起来，看了很久。照片里的她永远在微笑，眼睛弯弯的，眼角的皱纹像展开的扇子。
我把照片收进行李箱的夹层。
下午三点半，秀云去接凯文。我一个人在家，继续收拾。东西不多，很快就收拾好了。两个箱子立在房间中央，像来时一样。
我坐在床边，看着它们。
四点半，秀云带着凯文回来了。孩子跑进屋，看见我，叫了声“Grandpa”。他的脸颊红扑扑的，头发被风吹乱了。
“外面冷吗？”我问。
“Cold!”他说，然后跑去玩火车了。
秀云放下包，去厨房准备晚饭。我陪着凯文在客厅玩。他今天似乎心情很好，把火车排得很长，推着满屋子跑。
“Grandpa,look!Train!”
“看到了。”我说。
他跑过来，拉住我的手：“Play!”
我陪他坐在地毯上，帮他铺铁轨。他把小火车一节节连起来，嘴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玩到一半，他抬头看我，忽然伸手摸我的脸。
我僵住了。
但他只是摸了摸，然后说：“Grandpahaswrinkles.”
“嗯，”我说，“爷爷老了。”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继续玩火车。我看着他毛茸茸的头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这个孩子，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明天醒来爷爷就不见了。
他不知道那句话像刀子一样。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候很残酷，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之间。
秀云在厨房喊：“Kevin,washhandsfordinner!”
孩子爬起来，跑向厨房。我慢慢站起来，膝盖又发出响声。走到窗边，天色已经暗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
高丽六点半到家。他看起来很疲惫，放下电脑包，松了松领带。“今天好忙。爸，您今天怎么样？”
晚饭是米饭、清蒸鱼、炒青菜。秀云给凯文挑了鱼刺，把鱼肉拌在饭里。孩子吃得很香，腮帮子鼓鼓的。
“今天幼儿园老师表扬凯文了，”秀云说，“说他拼图很快。”
“Goodboy.”高丽摸了摸儿子的头。
饭桌上聊着日常琐事——高丽的工作项目，秀云的同事，下周的天气预报。我安静地吃饭，偶尔应一声。
凯文吃完了，秀云带他去洗澡。高丽收拾餐桌，我帮忙洗碗。我们并排站在水槽前，他洗碗，我擦干。
“爸，”高丽忽然说，“您最近是不是瘦了？”
“有吗？”
“多吃点，别太累。”他说，“接凯文、做家务这些，量力而行就行。”
我点点头。擦干最后一个盘子，放进碗柜。厨房收拾干净了，台面光洁如新。
高丽去书房工作。我上楼回房间。经过凯文的房间时，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一点，看见秀云正在给孩子读故事书。
柔和的灯光下，她侧脸温柔，声音轻柔。凯文躺在她怀里，眼睛半闭，快要睡着了。
我看了一会儿，轻轻关上门。
08
深夜一点，房子完全安静了。
我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便签纸，一支笔。想了很久，写下五个字：“我回去了，保重。”
字迹很稳，没有颤抖。
把便签纸折好，和打印出来的机票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身，换好衣服——厚毛衣，外套，围巾。温哥华的夜晚很冷。
我拖着两个行李箱，尽量轻手轻脚下楼。轮子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咕噜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很响。
走到客厅，我把便签和机票放在茶几上，用遥控器压住。然后站在那里，环顾这个我住了一个多月的房子。
沙发、电视、地毯、餐桌。一切都整洁有序，但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这里从来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住客。
玄关的墙上，那些家庭照片在昏暗的光线里若隐若现。我走过时没有抬头。
打开门，冷风灌进来。我拖着箱子出去，轻轻带上门。锁舌咔哒一声，很轻，但在夜里很清晰。
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规律的响声。走到路口，我等了一会儿，叫的车来了。
司机是个印度人，他下车帮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机场？”他问。
我点点头。
车子驶向温哥华国际机场。我看着窗外后退的街道、房屋、树木。这个城市很安静，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
我想起一个多月前来的那天，也是这样坐在车里，看着陌生的风景。那时心里有期待，有不安，也有对天伦之乐的憧憬。
现在只剩下空荡。
机场到了。凌晨的机场人不多，但依然灯火通明。我办好登机手续，托运了行李。过安检，找到登机口。
还有三个小时才起飞。
我坐在候机区的椅子上，看着周围的人。有商务旅客在敲电脑，有情侣依偎着打瞌睡，有家庭带着孩子，行李箱上贴着卡通贴纸。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哭闹，她妈妈轻声哄着。小女孩指着自动售货机：“Candy!Wantcandy!”
“Notnow,sweetie.”
“Want!Want!”
我想起凯文。他也会这样闹脾气吗？明天早上他发现我不在了，会问吗？会哭吗？还是会很快适应，像适应其他变化一样？
天渐渐亮了。巨大的玻璃窗外，天空从深蓝变成灰白，再染上一点橘红。飞机一架架起飞，一架架降落。
广播开始通知登机。我排队，检票，走进廊桥。空姐微笑着迎接，引导到座位。商务舱很宽敞，座椅可以完全放平。
我坐下，系好安全带。
窗外，地勤人员在忙碌。行李车开来开去，油罐车缓缓靠近。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在跑道上。
飞机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机身抬起，离开地面。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房子变小了，街道变成网格，整个城市在脚下展开。
然后是大海，灰色的，无边无际。
空姐送来饮料。我要了杯水。喝了一口，水很凉，顺着喉咙滑下去。我关掉遮光板，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凯文的脸。他戳我脸颊时的表情，那么自然，那么天真。那十二个字，一遍遍回响。
“妈妈说，爷爷的脸脏脏的，不漂亮，不要学。”
09
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时，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
取行李，过海关，一切都熟悉又陌生。我拖着箱子走出到达大厅，叫了辆出租车。司机帮忙放行李，问：“老师傅，去哪里？”
我说了老家的地址。
车子驶上高速。窗外是熟悉的景象——高楼，广告牌，施工中的工地。天色渐暗，路灯亮起来。路上堵车，红色的刹车灯连成一片。
司机开了收音机，是本地交通台，主持人在说路况。普通话，带着口音。我闭上眼睛，听着。
三小时后，车子停在我家楼下。我付了钱，拖着箱子走进单元门。楼道灯坏了，我摸黑上到三楼。
从包里找出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
一股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一个多月没人住，家里积了薄薄一层灰。我打开灯，熟悉的客厅出现在眼前——老式沙发，木茶几，电视柜上摆着我和老伴儿的合影。
一切都和走时一样。
我把箱子拖进来，关上门。放下背包，走到老伴儿的照片前。照片里的她微笑着，眼睛弯弯的。我用手擦了擦相框上的灰。
“我回来了。”我说。
厨房的水龙头可能有点锈，打开时发出刺耳的声音。水流了一会儿才变清。我接了壶水，烧上。
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家。墙上挂着老式挂钟，指针滴答滴答走着。时间是晚上九点二十。
温哥华现在是凌晨四点二十。高丽和秀云应该还在睡觉。凯文蜷在小床上，抱着他的恐龙玩偶。
他们看到那张字条了吗？
高丽会给我打电话吗？会问为什么吗？
秀云会怎么想？会松一口气吗？
水烧开了，发出呜呜的声音。我起身泡了杯茶。茶叶是走之前剩下的，有点陈了，但还能喝。
坐在餐桌旁，慢慢喝茶。茶很烫，我小口小口地喝。热气熏着脸，眼睛有点湿润。
手机响了。我拿出来看，是高丽的号码。响了七八声，我没接。它停了，然后又响。这次我关了机。
世界安静下来。
喝完茶，我开始打扫。用抹布擦家具，拖地，开窗通风。灰尘在灯光下飞舞，像细小的雪花。打扫完，身上出了层薄汗。
我去洗了个澡。热水冲下来，很舒服。镜子里的自己，脸上还是那些皱纹，那块褐色的斑痕。我伸手摸了摸。
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睡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时差开始发作，很累，但睡不着。
想起温哥华的那个房间。那张单人床，那个对着后院的窗。想起凯文的房间，蓝色的墙壁，恐龙贴纸。想起厨房里那张日程表。
想起那句“爷爷的脸脏脏的”。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有阳光的味道，应该是邻居帮忙晒过。老陈知道我今天回来吗？大概不知道。
明天要去找他拿钥匙。还要去菜市场买菜。冰箱空了，要填满。生活要继续，像从前一样。
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两万一千三百块钱，我攒了多久？老伴儿生病时舍不得用好药，说留点钱给高丽买房。后来高丽出国了，不用我们买房了，钱就攒着，说养老用。
现在花在一张机票上。
值得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刻，我不能再待下去。一秒钟都不能。
窗外传来汽车的声音，邻居电视的声音，远处狗叫的声音。这些声音很真实，很近。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年，每条街都认识，每个人脸都熟悉。
在温哥华，我像个局外人。
在这里，我是丁老师，是老丁，是丁建国。
但也是某个人的父亲，某个孩子的爷爷。
这个身份，无论走多远，都甩不掉。
10
第二天早上，我被阳光照醒。
看看钟，七点。睡了不到四个小时。起床，洗漱，换衣服。下楼去早市。清晨的菜市场很热闹，摊贩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自行车铃声。
卖菜的刘大姐看见我，眼睛一亮：“丁老师回来啦！加拿大怎么样？”
“孙子可爱吧？享福喽！”
我笑了笑，没说话。买了青菜、豆腐、鸡蛋、一条鱼。拎着菜往回走，在小区门口遇见老陈。他正在遛鸟，看见我，快步走过来。
“老丁！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说一声！”
“昨晚。”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说要住半年吗？”
“有点事。”我说。
老陈打量着我，似乎想问什么，但没问出口。他拍拍我的肩膀：“回来也好，还是家里舒服。晚上来我家吃饭，叫你嫂子做红烧肉。”
回到家，我开始做饭。一个人的饭很简单，一菜一汤就够了。但今天我做了三个菜——清蒸鱼、炒青菜、豆腐汤。
摆好碗筷，坐在餐桌旁。对面是空的，以前老伴儿坐的位置。我慢慢吃，很安静，只有咀嚼的声音。
吃完饭，我打开手机。几十个未接来电，都是高丽的。还有几条短信：“爸，你在哪？”
“看到机票了，怎么回事？”
“开机后给我回电话。”
“我很担心。”
最后一条是凌晨发的：“爸，对不起。”
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放下手机，继续吃饭。鱼很新鲜，蒸得正好，淋了酱油和热油，撒了葱花。
下午，我去理了发。理发店的老张一边剪一边说：“丁老师，白头发又多了。染染？”
“不染了。”我说。
“也是，自然点好。”
剪完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干净，整齐，但老态毕现。脸上的皱纹，老年斑，松弛的皮肤。这就是我，六十多岁的丁建国。
回到家，我又开始打扫。这次是彻底的大扫除——擦窗户，洗窗帘，清理厨房油烟机。忙到傍晚，家里焕然一新。
老陈来敲门，叫我去吃饭。他妻子做了红烧肉、炒鸡蛋、凉拌黄瓜。我们三个人坐在桌旁，老陈开了瓶白酒。
“来，老丁，接风。”
我们碰杯。酒很辣，顺着喉咙烧下去。老陈的妻子一直给我夹菜：“多吃点，在外面肯定吃不好。”
“谢谢嫂子。”
“儿子媳妇对你好吧？”她问。
我点点头：“好。”
“那就好。现在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咱们老人啊，多体谅。”
“嗯。”
吃完饭，我帮忙洗碗。老陈的妻子说不用，但我坚持。站在水槽前，看着窗外的夜色。小区的路灯亮着，孩子们在楼下玩耍。
老陈走进厨房，站在我旁边。“老丁，是不是受委屈了？”
我摇摇头。
“咱俩认识三十年了，我还看不出来？”他叹了口气，“孩子有孩子的生活，有时候啊，不是咱们想的那样。”
我没说话，继续洗碗。水很热，手有点红。
“回来也好，”老陈说，“在这儿，咱们互相照应。我明天去公园下棋，你来不来？”
“来。”
洗完碗，我告辞回家。走在楼道里，声控灯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熄灭。打开家门，屋里一片漆黑。
我开灯，换鞋，坐在沙发上。电视遥控器在茶几上，我拿起来，打开。随便调了个台，是新闻，主播在说国内大事。
看了一会儿，看不进去。关掉电视，房间又安静下来。
我走到阳台上。夜风吹过来，有点凉。楼下还有孩子在玩，笑声传得很远。远处有广场舞的音乐，隐隐约约。
手机又响了。还是高丽。这次我接了。
“爸。”他的声音很急，“你在哪？到家了吗？”
“到了。”
“为什么突然回来？发生什么事了？”
“不可能没事。爸，秀云跟我说了，凯文说了些话……小孩子不懂事，乱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
“爸，对不起。秀云也觉得很抱歉，她不是那个意思。她只是担心凯文……”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爸，你什么时候买的机票？那么贵……”
“昨天。”
“你的钱……爸，我给你转回去。”
“不用。”
又是沉默。我能听到他的呼吸声，有点急促。“爸，等忙完这阵子，我带凯文回去看你。我们好好谈谈。”
“那你……照顾好自己。按时吃饭，多休息。”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栏杆上，看着远处的灯火。这个城市我生活了大半辈子，每条街道都熟悉，每个季节都了解。
但我还是觉得空。
那种空不是地方带来的，是心里缺了一块。那块地方本来装着对天伦之乐的期待，装着跨越重洋也要维系亲情的信念。
现在它空了。
风吹过来，眼睛有点干涩。我揉了揉，转身回屋。关阳台门时，看见玻璃上自己的倒影——一个老人的脸，在夜色里模糊不清。
我走到老伴儿的照片前，轻声说：“我回来了。”
照片里的她微笑着，眼睛弯弯的。那些皱纹，那些岁月的痕迹，在她脸上都显得温柔。她从来不会说我的脸脏。
她只会说：“老头子，该刮胡子了。”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粗糙的，有胡茬，有皱纹，有老年斑。这就是我的脸，六十多年岁月的见证。
不漂亮，但也不脏。
我只是老了。
而老，不是罪。
走到书桌前，我翻开相册。里面有高丽小时候的照片，他骑在我脖子上，笑得眼睛都看不见。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在公园，在海边。
有一张是凯文满月时拍的。我抱着他，那么小，那么软。他闭着眼睛睡觉，我的手托着他的头，小心翼翼。
那时候我以为，血缘可以跨越一切——距离、文化、时间。
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东西比想象中脆弱。
合上相册，我关灯睡觉。躺在床上，盯着黑暗。时差还在，睡不着。脑海里一会儿是温哥华的那个家，一会儿是这里的家。
一会儿是凯文的脸，他说那十二个字时的表情。
一会儿是高丽在电话里的声音。
一会儿是老陈说“回来也好”。
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快亮了。窗外传来鸟叫，一声一声，清脆明亮。我起身，走到窗边。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慢慢染上橘红。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要去公园和老陈下棋。要去菜市场买菜。要打扫房间。要读书看报。要像从前一样生活。
但有什么东西，永远不一样了。
那份跨越重洋的亲情，那份不顾一切的付出，那份对天伦之乐的憧憬，都在那句话里碎掉了。
而我，带着这片碎片，回到原点。
飞机在云层上飞过，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很快就被风吹散。就像我从温哥华回到上海，从儿子家回到自己家，从一个梦回到现实。
痕迹会消失，但飞过的事实不会改变。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离开了。
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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