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天气闷热,南京城的老百姓还没从清晨那声枪响的余音里回过神来。陈公博被处决的消息像暑气一样蒸腾着,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个大汉奸的下场。下午一点钟,江苏高等法院门口已经聚了些人,不是来看热闹的,倒像是来见证一段历史——这天要审的,是陈公博身边那位最亲近的女人,莫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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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推上法庭的女汉奸

莫国康这个名字,在当时的报纸上总跟陈公博连在一起,后缀常常是“秘书”、“亲信”,再隐晦些,便是“密友”。但明眼人都知道,她是陈公博公开的情妇。这种关系在汪伪圈子里不算秘密,就像戏台子上的配角,人人都知道她站在哪束光下,跟着谁的唱腔走。可她偏偏又不是个简单的配角。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底子,让她在一众倚仗姿色或家世的女性中,显得格外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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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她跟陈公博的缘起,倒有些旧式文人与红颜知己的味道,可惜背景是山河破碎的污浊泥潭。大约是1940年前后,陈公博已是汪伪政权的立法院长,身边需要个懂法律、能文墨、又信得过的人处理文书机要。莫国康出现了。她不算美人,李时雨回忆她“不漂亮,打扮也不妖娆”,但“小巧玲珑,有优雅风度”。这风度里,大半是书卷气,小半是精明的底气。她能替陈公博安排一天的公务流程,能梳理报刊摘要,后来甚至学着整理归档重要文件。陈公博是个实干的人,事必躬亲,吸烟批文直到深夜,身边有这么个得力的助手,自然倚重。这倚重里,渐渐就掺进了私人的情愫。

他们的关系,很快从办公室延伸到了上海的一处花园洋房。陈公博每周都去,那里是他们的“小公馆”。在权倾一时的男人身边,女人通常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彻底沦为玩物与点缀;另一种是试图借助这关系,攫取一点自己的东西。莫国康显然是后者。她有政治野心,人称“莫委员”,并非虚衔。她弟弟莫雅德被安排担任清乡委员会的封锁管理处长,这是个肥缺,管禁运、收税征粮,迅速发了大财。陈公博的私人任用,在这件事上体现得很直白。通过她,陈公博似乎也觉得掌控得更顺手些,这是一种交织着利益、信任与私情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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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潭浑水里,清醒的人不是没有。潜伏在陈公博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时雨,曾委婉提醒莫国康,总与陈公博在办公室闭门长谈,恐惹非议,对陈先生名声和平运动事业都不好。莫国康听了,竟也接受,还说自己是有学问的人,愿与李时雨这样的“学问人”多谈。她或许一直在这矛盾里挣扎——一边是依附于汉奸头目的耻辱与无奈,一边又想保住某种知识分子的体面与能动性。她帮陈公博,但也接受他人的“好主意”,让情报通过她这里,悄然流向了中共地下组织。人性之复杂,在乱世尘埃里,往往难以用非黑即白的墨色去勾勒。

陈公博待她,据旁人说,有几分真心的依赖与宽容。他知晓外界风言风语,曾对李时雨说:“我对部下的私生活从不干涉,你同莫委员的交往我非常了解、非常放心,但是人言可畏,还是注意为好。”这话里,有回护,也有无奈。他纵容她,用她的人,也享受她的陪伴与辅佐。直到最后逃亡日本,仓皇如丧家之犬的时刻,他身边七个人里,仍有莫国康。飞机颠簸,降落在日本鸟取县的荒凉机场,扮成日本妇人模样的她,内心恐怕比海上的乌云还要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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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被引渡回国,押赴刑场枪响之后,一切的权势、谋划、风流、罪恶,都归尘土。而下午一点,法庭的大门为她打开。

审判莫国康的场景,史料着墨不多,但可以想见。她不再是那个在陈公博办公室内从容安排日程的“莫委员”,也不是上海洋房里那个有女主人意味的情妇。她是一个被定义为“汉奸”的女人,站在被告席上,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法庭上,恐怕会细细追究她作为“秘书”经手的文书,作为“亲信”参与的机密,以及她弟弟借势敛财的勾当。她与陈公博的私人关系,无疑会成为加重其情节的注脚,证明她并非被迫,而是深度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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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如何自辩?是强调自己仅是一名处理事务的女性,乱世中求存不易?还是辩解某些行为实属无奈,甚至暗中有过补救之举?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个强调忠奸大义、民族气节的时刻,她与头号汉奸的这层亲密关系,注定使她无法获得任何同情与宽宥。公众眼中,她是“红颜祸水”的另一种变体,是依附于卖国贼身上的藤蔓,理应一同铲除。

她的结局,是“有期徒刑12年”。相比于陈公博的死刑,这个刑罚似乎留了些余地。但这余生,将在牢狱中度过。从北大法学院才女,到汉奸情妇,再到阶下囚,这轨迹滑落得陡峭而彻底。不知道在狱中的漫长时间里,她是否会想起北平求学的时光,想起法律课本上那些关于正义与秩序的条文,想起自己最初或许也曾有过别样的人生想象。这一切,最终都湮没在历史洪流巨大的喧嚣与叹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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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被正法那日,南京城很热。枪声散去,很快又有新的审判开场。莫国康走上法庭时,陈公博的尸身恐怕还未完全冷却。历史翻页无情,有时候一天之内,就能了结一个人的性命,并开始丈量另一个人的罪与罚。她和他,一个在清晨被终结,一个在午后被审判,就像一台大戏,主角轰然倒下,紧接着配角也被拖到台前,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接受最后的打量与裁决。看客们散了,故事却以另一种方式,留在发黄的案卷和偶尔被提起的往事里,成为那个时代一道复杂而灰暗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