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第五个年头，世界仍未走出那场公共卫生冲击留下的长长阴影。各国对病毒溯源、疫苗分配、跨境信息共享的争议尚未完全平息，但一个共识已逐渐成形：传染病不再是单一国家可以独立应对的风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选择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加利福尼亚州宣布加入世卫组织的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这种时间上的紧贴，并非巧合，而是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政治与治理分裂。
从程序上看，美国退出世卫组织仍有一年缓冲期，且尚未履行缴清会费的法律义务，但政治信号已经发出。特朗普政府将退出的理由指向世卫组织在新冠大流行中的“失败”，将其塑造成效率低下、偏袒他国的国际机构。这种叙事并不新鲜，却在国内重新获得市场。问题在于，当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被视为负担而非公共产品时，谁来填补由此产生的真空。
加州的选择，正是对这一真空的直接回应。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规模的地区，加州并非普通的地方政府。它拥有庞大的人口流动、高度国际化的产业结构，以及长期处于公共卫生风险前沿的现实压力。从野火引发的空气污染，到移民群体的医疗可及性，再到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率，加州对公共卫生系统的脆弱性有着切身体会。加入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对冲：在联邦层面收缩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选择自行嵌入全球信息与资源网络。
这一决定的深层意义，并不只在于技术合作。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的核心价值，在于早期信息共享与快速反应能力。它并非一个象征性的组织，而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协调机制。通过派遣专家、整合实验室资源、建立跨境通报渠道，该网络在埃博拉、寨卡等疫情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加州主动加入，意味着其公共卫生决策将直接接入全球监测体系，而不完全依赖联邦层面的信息过滤。
这也暴露出美国内部治理结构的张力。公共卫生在宪法上属于州与联邦共享的权力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上，传统上由联邦政府主导。加州此举，等于在不挑战国家主权的前提下，重新定义地方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这种“次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并非首次出现，但在世卫组织这样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上，仍属罕见。
支持者认为，这是务实而必要的选择。病毒不会识别国界，也不会区分联邦与州。只要存在跨境传播风险，地方政府就有责任为居民争取更多防护工具。反对者则警告，这种做法可能削弱国家统一对外立场，甚至制造政策混乱。但现实是，当联邦政府主动后撤，地方政府的选择空间反而被动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法律和财政问题仍悬而未决。未结清的会费不仅是技术性障碍，也削弱了美国对其决定正当性的道德论证。退出却不履约，既损害国际信誉，也让盟友难以判断美国政策的稳定性。相比之下，加州的行动显得更为直接：不纠缠于宏大的制度批判，而是聚焦具体风险管理。
从国际视角看，这一幕同样耐人寻味。世界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统一行动的美国，而是一个内部出现多重声音的复杂体。对世卫组织而言，加州的加入固然无法完全抵消美国退出带来的资源缺口，但至少传递出一个信号：美国社会并非整体性地拒绝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这种“局部参与”，或许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体系适应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现实方式。
更长远的问题在于，这种分裂是否会常态化。如果在公共卫生领域，州可以绕过联邦直接参与全球网络，那么在气候变化、技术标准、甚至人道援助领域，类似路径是否也会出现？当国家层面的承诺变得不稳定，国际合作可能越来越依赖地方政府、城市联盟和专业网络维系。这将重塑全球治理的形态，也挑战传统的主权国家中心模式。
疫情的教训并不抽象。它体现在医疗系统崩溃的瞬间，体现在数据延误造成的决策失误，也体现在国际协调失灵带来的连锁后果。加州的选择，未必是理想答案，却是一种清醒的自保逻辑。在一个全球风险高度互联、但政治共识日益碎片化的时代，谁愿意承担合作成本，谁就更可能掌握主动权。
当联邦政府选择退出，加州选择留下。这并非简单的对抗，而是两种风险认知的分野。一种相信撤回可以减少牵连，另一种相信参与才能降低不确定性。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终将检验哪一种判断更接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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