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上辞呈时,我以为郭董会挽留,或者至少问一句为什么。

毕竟我在市场部干了十八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他只是捏着那张单薄的A4纸,目光沉沉地越过我,落在窗外。

集团大楼前的梧桐树已经黄了叶子,就像我四十六岁的人生。

“许建民,”他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你在公司这些年,真不知道?”

我茫然地看着他。

这位六十八岁的董事长缓缓转过椅背,那双看透商海浮沉的眼睛紧紧锁住我。

“你妻子林明霞,”他一字一顿,“在前台坐了整整二十六年。”

“一个正常员工,在同一岗位干这么久,早该调岗或升职了。”

“可她就是一动不动,也从来没人敢动她。”

他身体前倾,双手撑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

“告诉我,你老婆到底什么来头?”

窗外起风了,梧桐叶簌簌地落。

我突然想起明霞每天出门前,都会仔细检查那枚戴了二十多年的旧胸针。

她说那是外婆给的,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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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早晨七点半,我和明霞像过去二十年一样,并肩走出小区。

她手里拎着那个米色帆布包,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包上的集团LOGO还是二十年前的旧版样式。

“天气预报说今天降温,你穿得够吗?”明霞侧头问我。

她说话总是这样,温温的,像秋日早晨晒进阳台的那缕阳光。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她藏蓝色工装的衣领上。

那枚银质胸针别得端正,图案是简单的缠枝莲,已经有些黯淡。

“你这胸针,”我忍不住说,“戴了这么多年,要不要换一个?”

明霞的手指下意识抚上胸针,笑了笑:“习惯了。”

她的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固执。

八点整,集团大楼的旋转门开始转动。

明霞在前台岗位站定,动作娴熟地整理访客登记簿、检查笔筒、调整座椅高度。

这一切她做了二十六年,精确得像钟表。

我经过前台时,几个年轻员工正围在那儿说笑。

“林姐,听说您儿子考上重点大学了?真厉害!”

明霞温和地应着,眼角细密的皱纹舒展开。

她今年四十八岁,在这个平均年龄三十五岁的集团里,已是元老。

可她的职位,依然是“前台接待员”。

一级未升。

“许经理早!”年轻人们看见我,纷纷打招呼。

我点头回应,走向电梯间。

电梯门镜面反射出我的样子——鬓角已见白丝,西装是去年买的。

市场部副经理,这个头衔我挂了六年。

电梯上行时,我透过玻璃幕墙向下望。

明霞的身影在前台后显得很小,她正弯腰给一位访客指路。

姿态谦和,背脊却挺得笔直。

那种笔直,我年轻时觉得是骨气,现在却觉得像某种无声的坚持。

坚持什么?我不知道。

中午在食堂,我碰见人事部的老陈。

他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压低声音:“建民,听说这次晋升名单快下来了。”

我夹菜的手顿了顿。

“你今年,”老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很有希望。”

我笑了笑,没接话。

希望这个词,我听了太多次。

四十六岁,在市场部副经理位置上,若再上不去,也就这样了。

餐盘里的茄子烧得油腻,我突然没了胃口。

抬头看向食堂入口,明霞正端着餐盘找座位。

几个年轻女孩热情地招呼她过去坐。

她在哪儿都人缘好,温婉、周到、从不与人争执。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二十六年如一日地守在前台。

公司改制三次,人事调整八回,连保洁阿姨都换过几茬。

只有她,像一枚钉子,稳稳钉在那个位置上。

没有人提拔她,也没有人敢动她。

我曾开玩笑问她:“明霞,你就没想过换个岗位?”

那时我们在家吃饭,她正给儿子夹菜。

闻言,她筷子停在半空,沉默了几秒。

“现在这样,挺好的。”她说。

灯光下,她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深邃。

像深潭,表面平静,底下却沉着许多东西。

那些东西她从不与人说,包括我。

02

晋升名单是周五下午公布的。

邮件群发到每个员工的信箱,标题很官方:《关于集团中层管理岗位任免的通知》。

我点开时,手心里有层薄汗。

光标缓缓下滑,市场部经理一栏,赫然写着:胡明达。

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三年前空降过来的海归。

我的名字在副经理那里,依然没变。

后面跟着的备注是“续任”。

续任。

两个字像两根细针,轻轻扎在心上。

不疼,但那种绵密的刺痛感,慢慢扩散到四肢百骸。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隔壁工位的小赵偷偷看了我一眼,很快又低下头去。

我关掉邮件页面,打开一份市场分析报告。

屏幕上的字在跳动,我看了三遍,也没看明白第一段在说什么。

手机震了一下,是明霞发来的微信:“晚上买条鱼吧?儿子周末回来。”

我回了个“好”字,想了想,又加了个笑脸表情。

屏幕暗下去,映出我僵硬的脸。

下班时,我在电梯里遇见胡明达。

新上任的经理穿着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许副经理,”他笑着拍拍我的肩,“以后还得您多支持工作。”

电梯里还有其他同事,大家都看着我们。

我扯出笑容:“应该的。”

那笑容一定很难看,因为胡明达的眼神闪了闪。

电梯停在一楼,门开时,我看见明霞站在前台后。

她正在整理明天的访客预约表,侧脸在顶灯下显得柔和。

胡明达大步流星地走出去,经过前台时,脚步突然顿了顿。

他回头看了明霞一眼。

那眼神很怪,不是看普通前台员工的眼神。

像是审视,又带着点忌惮。

明霞抬起头,对他礼貌地点点头:“胡经理慢走。”

声音平静无波。

胡明达脸上重新堆起笑,快步离开了。

我走过去,明霞已经收拾好东西。

帆布包斜挎在肩上,那枚旧胸针在领口微微反光。

“走吧。”她说。

我们并肩走出旋转门,初冬的风扑面而来。

明霞把围巾裹紧了些,忽然说:“今天名单公布了吧?”

我嗯了一声。

“没选上?”她问。

“胡明达上了。”我说得很简短。

明霞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他父亲是胡宏毅总经理。”

这话像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

胡宏毅,集团二把手,董事长郭安邦最得力的助手。

原来如此。

走到公交站时,天已经暗了。

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明霞,”我看着前方车流,“我想辞职。”

这话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说出来时,竟有种虚脱般的轻松。

明霞没有立刻回应。

她望着马路对面闪烁的霓虹灯,侧脸在光影里明暗交替。

公交车来了,我们挤上去。

车厢里满是下班的人,疲惫的气味混杂在一起。

站稳后,明霞才开口:“想好了?”

“四十六岁,”我说,“再耗下去,就真没机会了。”

“创业吗?”她问。

“有几个老客户说愿意跟我做,”我说,“开个小公司,接点项目。”

公交车颠簸了一下,明霞抓住扶手,手指关节微微发白。

“需要多少钱?”她问得直接。

“咱们有些积蓄,再贷点款,”我顿了顿,“就是前期会很难。”

“你怕我吃苦?”明霞转过头看我。

昏黄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

我摇头:“我是怕失败。”

“那就试试吧,”她说,“我支持你。”

她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稳稳的,像她这些年站在前台的样子。

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话没说完。

那种欲言又止的感觉,又来了。

03

周末儿子回来,家里的气氛活络不少。

他大学读计算机,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饭桌上,儿子说起学校的趣事,我和明霞听着,时不时笑出声。

“爸,你们公司那个新楼盖得真酷,”儿子忽然说,“我们教授还拿它当案例呢。”

“就是听说内部管理有点问题,”儿子随口说,“教授说这种老牌民企,容易有派系斗争。”

明霞给儿子添了碗汤:“好好吃饭,别总说这些。”

她的语气温和,但儿子立刻收住了话头。

这孩子从小就和明霞亲,也最听她的话。

晚上,儿子睡了。

我和明霞在客厅收拾,电视小声放着夜间新闻。

“辞职的事,”我打破沉默,“我下周就提。”

明霞正叠着沙发毯,动作慢下来。

“建民,”她抬起头,“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再等半年呢?”

“等什么?”我不解,“等下次晋升?明霞,你看不出来吗?胡明达上去了,我就是给他垫脚的。”

明霞把叠好的毯子放在一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边缘。

她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每次心里有事,她就会这样。

“公司最近,”她斟酌着词句,“可能有些变动。”

“什么变动?”我追问。

明霞却摇头:“我也说不清,只是感觉。”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我们住了十五年的小区,夜晚安静,只有零星几盏灯还亮着。

“你还记得我们结婚那年吗?”她忽然说。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那年我爸病重,手术需要二十万,”明霞的声音很轻,“你把自己攒的买房钱全拿出来了。”

我走过去,和她并肩站着:“说这些干嘛?”

“那时候我就想,这个人,我嫁对了。”明霞侧头看我,眼圈有些红,“所以建民,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她握住我的手。

掌心有薄茧,是常年做家务留下的。

“但是辞职这事,能不能缓一缓?”她声音更轻了,“就半年,行吗?”

我看着她眼里的恳求,心头一软。

“好,”我听见自己说,“我再想想。”

明霞笑了,那笑容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像是释然,又像是更深重的忧虑。

周一上班,我刻意绕过前台。

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怕看见明霞。

怕从她脸上看出更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市场部晨会,胡明达坐在主位,意气风发地布置任务。

“许副经理,”他点名,“华东区的客户关系你熟,以后这块还是你负责。”

话说得客气,实则是把最累最难出成绩的活儿派给我。

我点头应下,脸上没什么表情。

散会后,胡明达单独留下我。

“许哥,”他换了称呼,递过来一支烟,“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我摆手说不抽。

“但你也知道,这位置不是我想要,是我爸和郭董的意思。”他压低声音,“集团现在需要年轻血液。”

我看着他,忽然想问:那你父亲为什么五十多了还占着总经理位置?

但这话终究没说出口。

职场二十多年,我学会了什么时候该闭嘴。

回到工位,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辞呈

明霞让我等半年,可我一分钟都不想等了。

四十六岁,再不搏一把,这辈子就真的按部就班到头了。

辞呈写得很克制,感谢公司培养,提及个人发展规划。

最后那句“请批准”,我打了又删,删了又打。

最终还是留下了。

打印出来时,A4纸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

我把辞呈装进信封,下午三点,敲开了部门总监的门。

04

总监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好人,姓周。

他接过信封时,眼镜后的眼睛瞪大了。

“建民,你这是……”

“周总,我想了很久,”我语气平静,“打算自己出去闯闯。”

周总监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是因为晋升的事?”他问得直接。

我摇头:“个人选择。”

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

窗外能看见城市的天际线,高楼林立,我们这个集团大楼在其中不算最扎眼,但也气势十足。

“你知道,”周总监缓缓开口,“郭董最近在抓人事整顿。”

“胡明达上来,只是第一步。”

他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复杂地看着我:“这个节骨眼辞职,不太明智。”

“我四十六了,”我说,“等不起了。”

周总监叹了口气,拿起信封:“按流程,我得先报给胡总。”

他说的胡总是胡宏毅,集团总经理,胡明达的父亲。

“我明白。”我点头。

“这样吧,”周总监站起身,“你先回去工作,我这边走流程。”

他顿了顿:“如果改变主意,随时来找我。”

我道了谢,走出办公室。

走廊很长,铺着深灰色地毯,脚步落在上面几乎没有声音。

回到工位时,同事们都低着头忙碌。

但那种刻意回避的目光,我能感觉到。

小赵凑过来,小声说:“许哥,你真要走啊?”

“太突然了,”他挠挠头,“大家都没心理准备。”

我笑了笑,没说话。

哪有什么突然,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

只是今天,我把蓄谋变成了行动。

下班前,内线电话响了。

是董事长秘书室打来的,声音很公式化:“许副经理,郭董请您现在来一趟。”

我愣住了。

辞呈按流程应该先到胡宏毅那里,怎么直接惊动了董事长?

“现在吗?”我问。

“是的,郭董在办公室等您。”

挂断电话,我深吸一口气。

经过前台时,明霞正在接电话。

她看见我,眼神询问。

我摇摇头,表示没事。

可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

董事长办公室在顶层,一整层都是。

电梯上行时,镜面映出我紧抿的嘴唇。

领带好像系得太紧了,我松了松,手指有些发颤。

秘书在电梯口等我,是个四十多岁的干练女性。

“许经理,这边请。”她微笑,笑容里没有多余情绪。

推开厚重的实木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墙的书架。

红木的,摆满了精装书和文件夹。

郭安邦董事长背对着门,站在落地窗前。

他身材不高,但站姿挺拔,头发花白却梳得一丝不苟。

“郭董。”我出声。

他缓缓转过身。

六十八岁的人,眼睛却锐利得像鹰。

“坐。”他指了指沙发。

我在他对面坐下,沙发很软,但我不敢靠实。

秘书悄无声息地退出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

郭董没有坐回办公桌后,而是走到我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

这个细节让我意外——他拉近了距离。

“辞呈我看到了。”他开门见山。

我心里一紧,果然是因为这个。

“周总监直接报给我的,”郭董说,手指轻轻敲着沙发扶手,“他说留不住你。”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

“建民,你在公司十八年了吧?”他忽然换了话题。

“是,郭董。”

“十八年,市场部副经理六年,”他看着我,“委屈吗?”

问题太直接,我措手不及。

“公司有公司的考量,”我选了最稳妥的回答,“我个人能力也有限。”

郭董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温度。

“能力有限的人,写不出你去年那份市场分析报告。”他说,“那份报告我看了三遍。”

我怔住了。

那份报告是我花了三个月做的,分析了行业趋势和公司短板。

交上去后石沉大海,我以为没人看。

“写得很好,一针见血,”郭董说,“但也因为写得太好,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我的辞呈。

薄薄一张纸,在他手里显得很轻。

“所以你要走,我理解。”他转回身,目光落在我脸上,“但走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窗外天色渐暗,城市华灯初上。

办公室没开主灯,只有台灯昏黄的光。

郭董的身影在光影交界处,一半明一半暗。

“你妻子林明霞,”他缓缓开口,“在前台干了二十六年。”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二十六年,一级未升,”他走近几步,“你就没想过为什么?”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一个正常员工,在同一岗位这么久,早该调岗或升职了。”

“可她没有,也从来没人敢动她。”

郭董在我面前站定,俯视着我。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像是压抑了很久的疑惑,终于找到了出口。

“告诉我,”他一字一顿,“你老婆到底什么来头?”

05

办公室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

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撞在胸腔里。

郭董的问题像一记闷棍,敲得我头晕目眩。

“郭董,”我努力让声音平稳,“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明霞就是个普通员工,能有什么来头?”

郭董盯着我,那双锐利的眼睛像要剖开我的皮肉,看清里面的真相。

他看了很久,久到我后背渗出冷汗。

“你真不知道?”他问,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

我摇头,动作僵硬:“不知道。”

郭董缓缓走回办公桌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夹。

他走回来,把文件夹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打开看看。”他说。

我手指微颤,翻开文件夹。

第一页是员工档案的复印件,照片是年轻时的明霞。

梳着马尾辫,笑容青涩,眼神清澈。

那是二十六年前的她,刚进公司时的样子。

档案很普通,教育背景是本地中专,家庭关系栏写着父母姓名。

父亲林国栋,母亲郭秀云。

都是普通名字,没什么特别。

我抬起头,困惑地看着郭董。

他示意我继续翻。

后面几页是历年考核表,清一色的“合格”或“良好”。

没有优,也没有差,永远在中游。

再往后,是几次调岗申请的批复记录。

我仔细看,心跳突然加快了。

申请时间分别在1998年、2003年、2008年。

三次申请,三次都被驳回。

驳回理由栏只写着简单的“暂不适宜”,连具体原因都没有。

而驳回签字人,都是同一个人——

胡宏毅。

“看出来了?”郭董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我合上文件夹,手心全是汗。

“胡总为什么一直卡着明霞的调岗?”我问。

郭董没有直接回答。

他坐回我对面,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姿态像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

“你听说过集团的创始人吗?”他问。

“郭玉生老先生,”我说,“您的父亲。”

“对,我父亲。”郭董的目光飘向窗外,像在回忆什么,“他1995年去世,把集团交给我。”

“那时候集团还叫‘玉生实业’,规模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

我安静听着,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起这个。

“父亲临终前,”郭董转回头,看着我,“交代了一件事。”

他顿了顿,每个字都说得很慢:“他说,集团里有个员工,叫林明霞。”

“这个员工,要留在她能看见整个大厅的位置。”

“不能升,不能调,不能辞。”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郭董摇头:“父亲没说原因,只让我照做。”

“这些年,我一直在猜,”他身体前倾,“猜这个林明霞到底是谁。”

“我查过她的档案,很干净,干净得不像真的。”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早逝,她由外婆带大。”

“外婆叫唐慧兰,今年应该八十多了,住在老城区。”

郭董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直到上个月,我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唐慧兰的,落款是1994年,父亲去世前一年。”

“信里有一句话,”郭董深吸一口气,“‘秀云的女儿,就拜托您了’。”

秀云。

郭秀云。

明霞母亲的名字。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碎片飞溅,割得生疼。

“郭秀云……”我喃喃重复。

“是我妹妹,”郭董的声音很轻,“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窗外彻底黑了,城市的灯光流进来,在红木地板上投出模糊的光斑。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

我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还有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

“明霞的母亲,是您妹妹?”我听见自己在问,声音陌生得像别人的。

郭董点头,脸上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疲惫。

“秀云比我小二十岁,是父亲老来得女。”他说,“她年轻时很叛逆,非要跟一个外地工人结婚。”

“父亲反对,她就私奔了,再没回来。”

“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抱着个襁褓里的孩子,来公司找父亲。”

“那孩子,”郭董看着我,“应该就是明霞。”

我浑身发冷,像是被人扔进了冰窟。

二十六年的婚姻,我以为我了解明霞的一切。

她的喜好,她的习惯,她微笑时眼角先弯,难过时手指会蜷缩。

可现在有人告诉我,我妻子的身世是个谜。

而这个谜,牵扯着一个商业帝国的创始家族。

“为什么……”我喉咙发紧,“为什么不认她?”

“父亲要面子,”郭董苦笑,“秀云私奔,伤透了他的心。”

“但他心里还是疼这个女儿的,所以留了话,要照顾她的孩子。”

“只是怎么照顾,他没说清楚。”

郭董站起身,走到酒柜前,倒了杯威士忌。

他没问我,自己喝了一口。

“这些年,我按父亲的话做了,把明霞留在前台。”

“可我越来越不明白,”他转过身,眼神锐利,“如果只是照顾,为什么非要她在那个位置?”

“为什么不能让她过更好的生活?”

“还有胡宏毅,”他语气沉下来,“他为什么一直卡着明霞的调岗?”

“他是知道什么,还是受人指使?”

问题一个接一个,砸得我头晕目眩。

我忽然想起明霞那枚旧胸针,想起她每次抚摸它时的眼神。

想起她说“再等半年”时的欲言又止。

“郭董,”我听见自己说,“您今天找我来,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

郭董放下酒杯,走回我面前。

“我要你帮我弄清楚,”他盯着我的眼睛,“明霞到底还瞒着什么。”

“还有,她外婆唐慧兰手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父亲临终前,除了集团股份,还有一部分私人资产不见了。”

“我怀疑,”他一字一顿,“那部分资产,和明霞有关。”

06

走出集团大楼时,已经晚上九点。

寒风灌进衣领,我打了个哆嗦,却感觉不到冷。

脑子里全是郭董的话,像一盘散乱的拼图,怎么都拼不出完整画面。

明霞是郭玉生的外孙女。

这个认知反复撞击着我的神经。

二十六年前我认识她时,她只是个普通中专毕业生。

穿着洗得发白的裙子,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要靠自己努力在这座城市立足。

我们恋爱时,她很少提家里,只说父母早逝,和外婆相依为命。

我以为那是伤痛,不忍多问。

结婚那天,她外婆来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话很少。

但看明霞的眼神,满是慈爱和不舍。

婚礼很简单,老太太塞给明霞一个红包,里面是皱巴巴的几千块钱。

还有那枚银质胸针。

“戴着,别弄丢了。”老太太当时说。

明霞用力点头,眼圈红了。

现在想来,那枚胸针,那句叮嘱,都别有深意。

我拦了辆出租车,报出家里地址。

车窗外的城市流光溢彩,我却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手机响了,是明霞。

“建民,还没下班吗?”她声音里有关切。

“在路上了。”我说。

“饭菜在锅里热着,儿子来电话说这周不回来了。”

“好。”

挂断电话,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

忽然对司机说:“师傅,改个地址。”

我说出老城区的那个巷子名。

二十多年前,我去过那里一次,接明霞的外婆来参加婚礼。

巷子很窄,车开不进去。

我在巷口下车,凭着模糊的记忆往里走。

老城区还没拆迁,青石板路凹凸不平,两旁是低矮的平房。

有些窗户亮着灯,昏黄的,像旧时光里漏出来的碎片。

我找到了那扇门。

木门斑驳,门环生了锈,但门缝里透出灯光。

我抬手想敲门,却停在半空。

见了面,问什么?

问“您是不是郭玉生的岳母”?

问“明霞是不是继承了什么东西”?

太荒唐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隔壁传来开门声。

一个老大爷探头出来:“找唐婆婆?”

我连忙点头。

“她睡啦,”大爷说,“老人家睡得早,有事明天再来吧。”

“她身体还好吗?”我问。

“硬朗着呢,”大爷笑了,“就是不爱出门,整天在家里待着。”

我道了谢,转身离开。

走到巷口时,回头看了一眼。

那扇门安静地关着,像一个封存已久的秘密。

回到家已经十点半。

明霞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但她没看。

她在织毛衣,是我们儿子的。

“回来了?”她抬头,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脸色怎么这么差?”

“累了。”我脱下外套,挂上衣架。

厨房锅里温着饭菜,三菜一汤,都是我爱吃的。

我端着碗坐到餐桌前,却没什么胃口。

明霞走过来,坐在我对面。

“郭董找你什么事?”她问得很自然。

“关于我辞职的事。”我说。

“他挽留你了?”

“嗯。”

明霞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那你怎么想?”

我没回答,反问:“明霞,你认识郭董吗?”

问题问出口的瞬间,我紧紧盯着她的脸。

她的表情有细微的变化——睫毛颤了一下,手指蜷了蜷。

虽然很快恢复平静,但我看见了。

“董事长吗?”她笑了笑,“公司年会上见过,没说过话。”

她说谎。

那种平静语气下的掩饰,我太熟悉了。

就像她每年清明节都要独自去扫墓,却说只是去看老朋友。

就像她接到某些电话时,会躲到阳台去接。

就像她每次抚摸那枚胸针时,眼里的复杂情绪。

“明霞,”我放下筷子,“我们结婚二十六年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

“这二十六年,你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我问。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时钟滴答的声音。

明霞的手指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她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建民,”她终于开口,声音发颤,“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那就慢慢说。”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在微微发抖。

“从我进公司那天起,”她看着我们交握的手,“外婆就告诉我,安安稳稳在前台工作,哪儿也别去。”

“我问为什么,她说这是为你好。”

“后来我申请调岗,每次都被驳回,我去问胡总,他总说岗位已满。”

“但我看得出来,他不是不能调,是不想调。”

明霞抬起头,眼圈红了。

“这些年,我看着同事升职、加薪、调去好部门。”

“我不眼红,真的,因为外婆说,现在的位置最安全。”

“安全?”我不解,“一个前台岗位,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

明霞的眼泪掉下来,砸在我手背上。

滚烫的。

“因为有人不想让我离开前台,”她声音哽咽,“他们想让我一直在那儿,被所有人看见,又让所有人忽视。”

“为什么?”我追问。

明霞摇头,眼泪止不住:“外婆没说,只说如果有一天,郭董亲自问起我,才能说实话。”

“今天郭董找我了,”我说,“他问我,你到底什么来头。”

明霞浑身一震。

“他都跟你说了?”她问。

“说你是郭秀云的女儿,郭玉生的外孙女。”

明霞闭上眼睛,泪水顺着脸颊滑落。

她哭了很久,压抑的、克制的哭泣,肩膀微微耸动。

我搂住她,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

二十六年,这个秘密她一个人背了二十六年。

“外婆手里,”她终于止住哭泣,哑着嗓子说,“有外公留下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份股权文件,”明霞吸了吸鼻子,“还有一封信。”

“外公去世前,把集团15%的股份转到了外婆名下。”

“但他有个条件——这些股份,必须在我满五十岁,并且进入集团管理层后,才能生效。”

15%的股份。

按集团现在的市值,那是天文数字。

“为什么是你?”我问,“为什么是五十岁?为什么必须进入管理层?”

“外公在信里说,”明霞的声音很轻,“他一生创办企业,晚年却看到内部滋生腐败。”

“他把大部分股份留给郭董,但留了这15%,作为制衡。”

“他希望外孙女在基层了解企业后,在适当时机,助企业回归初心。”

“五十岁,是他认为足够成熟、足够坚韧的年龄。”

我终于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明霞要一直留在前台。

明白为什么胡宏毅要卡着她的调岗。

明白郭董那番话背后的深意。

“胡宏毅知道吗?”我问。

明霞摇头:“我不知道,但外婆说,外公去世后,有人一直在打听那些股份的下落。”

“外婆带着我隐姓埋名,就是怕被找到。”

“直到我工作,她让我进集团,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在前台,所有人都看得见我,反而没人会深究我是谁。”

好精妙的算计。

好沉重的守护。

“所以你说再等半年,”我看着明霞,“是因为你快五十岁了?”

明霞点头,泪眼里有光:“明年三月,我就四十九了。”

“外婆说,到时候,她会把一切交给郭董和我。”

“但现在,”她抓紧我的手,“胡宏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

“郭董说他在查你。”我说。

“所以你的辞职,”明霞苦笑,“可能打草惊蛇了。”

我们沉默地对坐着,客厅的灯光温暖,却照不进心里那片冰凉。

二十六年平凡生活的假象,在这一刻彻底碎裂。

露出底下汹涌的暗流,和暗流里蛰伏的巨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