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的厂区大门,裹挟着煤烟味的冷风卷着枯叶扑过来。建国把藏在工作服里的旧毛衣往下扯了扯,遮住冻得发红的脖颈,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二手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给孩子买的打折作业本,另一个是菜市场捡的烂菜叶,今晚就着仅剩的半袋米煮个菜粥。
蹬车的力气比昨天又弱了些,建国咬着牙,胸口隐隐发闷。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是妻子发来的微信:“妈今天疼得厉害,止痛药快没了,小女儿的奶粉也见底了。”他放慢车速,指尖在屏幕上悬了半天,只回了两个字:“知道了。”
三千二百块的月薪,是这个四口之家加一位癌症病人的全部依靠。母亲的化疗费像座大山,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刚断奶,妻子没法上班,全家的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上个月开始,建国就盘算着找份兼职,每天下班后的三四个小时,周末的全天,只要能挣钱,再累他都愿意。
回到狭窄的出租屋,防盗门“吱呀”一声推开,昏暗的客厅里,妻子正抱着小女儿哄睡,大女儿趴在矮桌上写作业,台灯的光线昏黄得像快要熄灭。里屋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声,建国把菜粥倒进锅里,轻手轻脚地走进里屋。
母亲蜷缩在硬板床上,脸色蜡黄,看见他进来,勉强扯了扯嘴角:“建国,别太累了,妈这病……”“妈,您别瞎想,药我明天就去买。”建国打断母亲的话,帮她掖了掖被角,指尖触到母亲枯瘦的胳膊,骨头硌得人生疼。
夜里八点,等两个孩子睡熟,母亲的疼痛也缓和了些,建国揣着从工友那打听来的兼职信息,悄悄出了门。第一个目的地是附近的工地,听说晚上要夜班卸货,工钱日结。守门的老头瞥了他一眼,摆摆手:“要年轻力壮的,你这身子骨,扛不动钢筋,别耽误事。”
建国不死心,又往夜市方向走。之前听说夜市需要临时工帮忙看摊位,管吃管住还能拿提成。找到相熟的摊主,对方却面露难色:“建国啊,不是我不帮你,最近查得严,摊位都要精简人手,我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他递过来一瓶矿泉水,“你这情况我知道,难,但我这儿真没办法。”
寒风越来越烈,建国沿着路灯往前走,影子被拉得忽长忽短。他又想起白天在手机上刷到的外卖骑手招聘,打电话过去咨询,对方说要健康证,还要交五百块押金租车,他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几十块零钱,默默挂了电话。
路过一家便利店,他停下来,透过玻璃门看着里面暖黄的灯光。货架上的止痛药标价八十块一盒,奶粉要一百多,他数了数口袋里的钱,指尖微微发颤。便利店的店员探出头问:“先生,要点什么?”他摇摇头,转身走进了黑暗里。
往回走的路上,自行车蹬得越来越费力。建国想起大女儿早上说想要个新书包,旧书包的带子已经磨断了;想起小女儿喝着廉价奶粉时哭闹的样子;想起母亲疼得满头大汗却硬说没事的模样,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回到出租屋,妻子还没睡,正坐在客厅等他。“怎么样?”她的声音带着期待。建国把自行车靠在墙角,低下头:“没找到,工地不要,夜市也不需要人。”客厅里的空气瞬间沉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呜呜地响。
妻子沉默了半天,起身给他倒了杯热水:“没事,慢慢来,实在不行,我明天也出去找找零活。”“不行!”李建国猛地抬头,“孩子和妈都需要你照顾,你出去了,家里怎么办?”他的声音带着疲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崩溃。
他走到桌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兼职信息单,上面的字迹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建国把信息单揉成一团,又慢慢展开,抚平褶皱。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亮了他布满血丝的眼睛。
里屋传来母亲轻微的呻吟声,建国立刻站起身,快步走了进去。他坐在床边,轻轻拍着母亲的背,像哄孩子一样低声安抚。母亲在睡梦中蹙着眉,嘴里喃喃地念着他的名字。
夜深了,建国躺在客厅的折叠床上,辗转难眠。他摸了摸放在枕边的工资卡,里面的余额少得可怜。明天还要早起上班,晚上还要继续找兼职,建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窗外的风还在刮,把窗户吹得“哐当”作响。建国紧紧攥着拳头,指节泛白。他不能倒下,母亲要治病,孩子要养活,这个家还需要他撑着。哪怕前路再难,建国也得咬着牙走下去,就像抓住最后一点余温,不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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