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六年（公元228）三月，成都宫城内灯烛彻夜。诏书写好后，侍中抬笔签押，刘禅抬头看了看诸葛亮，淡淡一句：“二十万众，旄钺俱授，卿自斟酌。”这句话落地，祁山方略正式启动。问题随之浮现：如果后世《晋书》所载九十四万人口属实，二十万出征军及其庞大的粮秣队伍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诸葛亮不是莽夫，他熟谙蜀道艰险。粮草运输一向按一比二的惯例计算——前线一人，后方至少两人转运。如果真只有不足百万总人口，前线与辎重就已掏空整个盆地，成都城墙岂不形同虚设？这一点连东吴使者薛珝都看得出来，他从江陵一路西行，见沿途青黄不接，可他也记下了“市上犹闻鼓角”的细节——有人在操练，不是乞饥的老弱，而是腰挎利刃的丁壮。
同一年静观关中，曹魏屯田统计不含家口只报男丁三十六万。汉末以来，不同政权上缴的“户”“口”概念并不统一。蜀汉沿袭东汉旧制，多以“实编丁”交账，妇孺、老病、豪族家伎悉数免报。正因如此，九十四万这个数字更像是“成丁册口”，并非真正的总人口。
把视线拉回到五年前。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七擒孟获，把整个南中攥在手里。孟获被第七次放归时对族人叹道：“天威难测，归降为上。”从此南中岁岁输转盐铁、铜鼓与男丁。有意思的是，南中部落向来以家族联产计，一户动辄七八口，献上的是“丁”，背后站着的是完整家族。南征之后，蜀汉得到的不只是边地兵源，还是税赋增量。
接下来必须谈到梁州。蜀亡四年后，司马炎分益州八郡为梁州，户七万六千三百；又在泰始七年将滇、俞二十万户划出设宁州。两次切分后，残存益州仍报十四万九千三百户。加上已分出的二十多万户，总数逼近三十万。三十万户若以每户五口估算，人口立刻翻至一百五十万，这才与二十万征兵和十余万留守较为匹配。
户口与军额之间还有一个隐形杠杆——豪族私兵。蜀中世家自秦汉以来即沿农、兵两用之制，府中家丁随时能转为郡县兵，与官府兵记作两册。刘备入蜀后不敢硬剥豪族武装，仅以“官军”名目收编一部，其余继续寄养在主人庄头。诸葛亮出祁山时，下令“调都护佐兵”，其实就是敲响豪族私兵的战鼓。记史者只算官兵，私兵之数往往隐于行间不予统计。
说到后勤，蜀汉在成都平原沿用李冰都江堰系统，水网纵横，漕运成本远低于山地陆运。史载诸葛亮出征前立十六仓，自汉州至剑阁，每隔五十里筑一屯，将粮布、铁器、箭竹层层转运。十六仓的仓吏、佃户、役夫加总数万人，他们的名字不写进“甲士”栏，却同样得吃军粮。若以口粮推算，二十万大军动辄日耗三十万斛，这份消耗显然不是区区百万人口能长久负担。
再看官吏。蜀末档案称“吏四万人”，乍看惊人，其实包含县丞、书佐、胥吏、仓司等各级胥役，并非皆属俸禄官。东汉郡国制下，一县动辄万人口，仅靠十来个县正科官绝对忙不过来；于是大量胥吏由地方自筹。这些人挂着“吏”名，又得自耕或兼差维生，并不全依朝廷俸禄。如此一拆分，蜀汉财政压力立刻轻了几分。
对人口统计标准的混乱，晋代绩学之士裴秀也颇感头疼。《禹贡地域图》序言里，他干脆注明：“旧籍称户，今籍称丁，不得混观。”裴秀此言在蜀汉身上得到了极好注脚。若用丁口作分母，蜀汉户口数字的确惊人地小；一旦改用户制，数据陡增，二十万大军便不再离奇。
有人质疑：既然人力物力尚可支撑，多年之后蜀汉缘何一触即溃？原因之一，是空前的连年北伐透支了国力。自建兴六年至延熙九年，五次北伐无一达成战略目标，却耗尽了可转移的粮草与青壮。另一方面，更致命的是权力核心的动摇。诸葛亮殒于五丈原后，政治军权此消彼长，宗室与外戚之间的嫌隙日甚一日。成都城内外的百姓对朝令夕改早已心生倦怠，邓艾偷渡阴平更像点燃了早已压抑的逃避情绪。
张绍献户籍时，姜维仍在沓中。史书写他“闻变呻唤”，却也无回天之术。刘禅的“乐不思蜀”虽被后世视作笑谈，但放在当时，不过是顺从大势的求生策略。他提交的册籍，既迎合了司马氏意图，也省去了蜀中再次清查的繁琐。至于真数字，只要不妨碍晋廷分郡置守即可，谁又会深究？
值得一提的是，南中豪酋对蜀灭抱三态：有借机自立者，有观望者，也有直接向晋输诚者。诸葛亮昔日七擒留下的震慑在刘禅投降这一刻彻底解体。缺乏精神纽带，军队自然涣散。遗憾的是，这股离心趋势并非始于邓艾那一剑，而是长年财政苛徭催生的后果。
按照古代兵赋制度测算，二十万正规军需要三至四倍的附从民以维持。若再算豪族私兵、辎重民夫，蜀国总人口逼近三百万方可解释通。如此判断并不夸张。东汉末年梁、益、交州合并户籍曾报三十六万户；光武中兴后短短七十年，户数已增至五十四万；再经战乱与迁徙流动，四川盆地仍具备回弹能力。正是在这块沃土之上，诸葛亮敢于提出“十年之内北定中原”的豪迈计划。
史料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华阳国志》提及“流寓蜀者，号三十六营”，这是刘备入蜀后继续接纳荆州流民的产物。这些流民大多摆脱原籍编户，他们的存在亦未必反映在官方户籍。可当战争来临，他们能否征发？答案是肯定的。为此，祁山之役前，诸葛亮特别置“中部督”管理流寓军，以保证补充速度。
再从军事组织链条看，蜀军编制久用汉制什伍。郑度《军防记》载：“每千人设曲四，曲下有屯。”一个曲约二百五十人，一屯约五十人。二十万军队至少需要曲八百，屯四千。指挥系统这样庞杂，没有严格后备资源支持，运转一月都会出纰漏，而祁山五次伐魏历时七年，可见人力底盘远大于“九十四万口”。
一度发生的小插曲值得引用。出师前夜，掌粮官卫彬对诸葛亮低声道：“仓稻尚缺三月之数。”诸葛亮捻须答：“雍州熟后自足，先教郡县并发。”短短十五字，体现了高层对区域产量与征发额的精准度，亦从侧面证明蜀中并非随手可数的百万人口。
结合各路材料：“九十四万口”认定为成年男丁更合逻辑；“二十八万户”若按五口折算，实有人口二百余万；再加流寓、土著丁口与豪族私兵，突破三百万不足为奇。如此，诸葛亮出祁山二十万、留守加辎重十万、州县守备若干万的总军额才真正落地。
至此，可大致勾勒出蜀国末期人口与军额关系：官方册口仅为税赋与徭役核算的技术数字，军事动员则依赖实际可征发人丁与豪族私兵双向补充。司马氏接受张绍档案时，着眼的是在册田赋，而非真实人头；刘禅递交的则是一份对己方最省事、对晋方最讨巧的“适度缩水表”。
南中兵源与蜀汉财政真相
南中向来被视为蜀汉的第二粮仓，却也是赤字源头。一旦北伐，需要的马匹、弩弦、盐巴多由云南、越巂、牂柯诸郡输送。前线将领算过一笔账：一石盐自永昌运至汉中，沿途驿递换手十九次，换算成折耗几乎翻倍。若没有南征后的强势控制，南中各部根本不肯年年如此“赔本买卖”。可强制征发成为常态后，部族怨气逐渐酝酿。地理上，云南高原与成都盆地之间隔着横断山脉，控制链条极易被切断，导致蜀汉需在各险关屯驻军队护转粮道。屯兵即用钱，护粮亦耗人，财政进一步紧张。公元240年前后，成都府库曾记录“缣帛三十万，米四十万斛”，看似充盈，实际多为南中征布，折算时差价严重。后期姜维连年用兵，折耗迅速扩大。高昂成本令蜀汉不得不加派“夷赋”，压榨进一步加深南中离心。若从这条脉络反推，不难发现：祁山二十万大军背后的真正痛点，并非人口虚实，而是财政可持续性。一旦税流断裂，人数再多也难防邓艾三万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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