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秋，在五丈原的寒风中，一位病重的丞相最后一次巡视军营。帐外秋风萧瑟，帐内油灯将尽，他强撑病体写下给君主的最后一封奏章，字字句句仍是国事嘱托。
这位权倾朝野却家无余财的权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忘交代自己的丧事从简——他就是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权臣往往难逃两种结局：要么身败名裂，要么取而代之。而诸葛亮，却开创了第三条道路——以权臣之身，成千古名臣典范。
公元222年，夷陵一场大火烧尽了汉昭烈帝刘备最后的雄心，连续损兵折将的蜀汉政权也危在旦夕。白帝城中，病榻上的刘备无奈向诸葛亮托孤。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震撼的权力交接场面了。刘备说出这样的话，这不仅仅是法理上的授权，更是对诸葛亮人格与能力的极致信任。
从三顾茅庐到白帝城托孤，刘备对诸葛亮的推崇和信任无以复加。“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亮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此后的十几年里，继任的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虽全面掌控蜀汉军政大权，但出征以《出师表》明志，决策以“先帝遗命”为据。在权力的巅峰，他却甘愿做制度的守护者，公忠体国。这种自我约束力，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诸葛亮掌政期间，在蜀汉推行严格法治。亲信马谡丢失街亭，他挥泪斩之，并自贬三级；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因贻误军机，被他上表废为庶民。
法律面前，连自己也不例外。这种绝对的公正，源于绝对的公心。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以一州之地却接连向当时最强大的魏国挑战而屹立不倒，蜀地百姓从古至今也都在传颂着这位丞相的仁政与功德。
作为一国掌权者，诸葛亮的生活也是简朴至极的，“蓄财无余，妾无副服”。甚至临终前上呈后主的奏表里公开个人财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对后代的教导也彰显着国士的风范。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在保卫蜀汉政权的战斗中殉国，堪称满门忠烈。
诸葛亮虽手握重权，却将权力全部用于北伐中原、恢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而非个人或家族的荣耀。
对比同时代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丕篡汉铺路；对比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为子孙篡魏奠基，诸葛亮的权力使用轨迹清晰而纯粹——权力只是工具，理想才是目的。
若只有忠诚而无能力，诸葛亮不过是又一个悲情臣子；若只有能力而无忠诚，他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曹操或司马懿。
诸葛亮的独特在于二者的完美结合。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接手时的蜀汉，刚经历夷陵大败，元气大伤。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南中叛乱，国势危如累卵。
但他仅用数年，便使蜀汉恢复生机：修缮都江堰水利，保障农业；设立锦官城，丝绸远销魏吴；平定南中叛乱，化敌为资源；组建高效官僚体系，科教严明，赏罚必信。
真正的忠诚，不仅是不背叛，更是拥有能够力挽狂澜、实现托孤遗愿的能力。
然而，诸葛亮的权力之路并非没有争议。屡次北伐而寸土未得，致使国力消耗，事必躬亲导致人才断层...这些批评自古有之。
两汉四百余年的辉煌历史让大汉这块招牌始终承载着名士们治国安邦的理想主义。东汉末年以及三国乱世中，家国倾颓，百姓离乱。在以诸葛亮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眼中，是必须要再次拥立起一统的大汉，家国黎庶才能重新安定。
这在乱世和分裂的现实中，显得非常悲壮，让整个蜀汉政权拥有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是对自我政治承诺的绝对忠诚。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去世后，政敌李严闻讯悲绝身死；北伐将士痛哭失声；蜀地百姓自发祭祀……一个权臣的逝世，竟让整个国家陷入真正的悲痛，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罕见。之后的历代帝王将相对他的推崇更是不绝于史，武侯之名流芳百世。
作为权臣而不堕其志，是因为诸葛亮在权力与道德、能力与忠诚之间达到了一种罕见的平衡，其形象超越了传统权臣形象的局限，成为中华文化中理想政治人格的象征。
他手握重权却初心不改的传奇，如同历史一面永恒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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