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消毒水味盖不住王丽娟身上廉价的香水味。她躺在床上，半边身子动弹不得，眼睛却死死盯着我身边的陈建国。
“慧，丽娟她……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陈建国搓着手，不敢看我的眼睛，“现在她这样，我们能不能……”
我打断他，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今晚吃什么：“王姐，你知道为什么这42年，我从不拦着建国去见你吗？”
王丽娟的嘴唇开始发抖。
我继续道：“因为每次他去你那儿，都会给我转‘愧疚费’。从1981年的5块，到现在的五千。我用这些钱，给儿子存了留学基金，给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还投资了那套你一直想让建国给你买的、现在涨了十倍的学区房。”
陈建国的脸瞬间惨白。
“你得到的是见不得光的陪伴，我得到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我站起身，最后看了她一眼，“这些年，辛苦你了。”
护士推门进来时，王丽娟的尖叫声已经撕裂了整条走廊。
第一章 退休日
陈建国退休那天，王丽娟发了条朋友圈：“终于等到全天候陪伴”。配图是她新做的指甲，艳红的底色，像凝固的血。
我点了赞。
这是42年来，我第一次给她的动态点赞。陈建国刷到这条时，正在喝我熬了三个小时的鸡汤。他手一抖，汤勺磕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怎么了？”我没抬头，继续织手里的毛衣。墨绿色的毛线在指尖穿梭，像这些年我埋下的无数条线索，终于要收网了。
“没、没什么。”他慌忙锁屏，手机反扣在桌上，“单位群消息，有点吵。”
我没拆穿。42年了，他撒谎时右眼皮会跳的小动作，他紧张时喉结会上下滚动三次的习惯，我比他更清楚。
“对了，”我把毛衣放在膝上，状似随意地说，“下个月我们结婚45周年，儿子说要从国外回来。”
陈建国眼神闪烁：“45年了啊……真快。”
是啊，真快。快到我还能清晰记得，198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我在他衬衫领口发现第一抹不属于我的口红印时的窒息感。玫红色，廉价，张扬，就像王丽娟这个人。
那时儿子刚满三岁，抱着我的腿喊饿。我蹲下身，视线和儿子齐平，看着那双纯净的眼睛，把涌到喉咙的尖叫咽了回去。
这一咽，就是42年。
“儿子回来住哪儿？”陈建国问，“家里就两间房……”
“我把我那间收拾出来给儿子。”我打断他，“我睡沙发就行。”
“那怎么行！”他音量突然提高，又迅速压低，“我的意思是……你腰不好。”
我在心里冷笑。他不是关心我的腰，是担心儿子发现我们分房睡已经二十年了。从王丽娟第一次逼宫，要他离婚娶她开始，他就搬去了书房。美其名曰“加班晚归怕吵我”，实际上是在两个女人之间玩平衡术。
“没事，就几天。”我重新拿起毛衣针，“对了，老王说在人民医院看到王姐了，她还好吗？”
空气凝固了。
陈建国张着嘴，像一条搁浅的鱼。过了足足五秒，他才挤出一句：“你……你怎么知道她在医院？”
我抬起头，对他露出42年来练习过无数次的、温顺的微笑：“老王老伴做检查，在神经科病房碰见的。听说挺严重？”
他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就在他搜肠刮肚想解释时，我的手机响了。加密相册的提示音——那是我专门为王丽娟设置的。最新上传的照片，是她三天前的检查报告：脑梗死后遗症，左侧肢体偏瘫，生活不能自理。
发送者，是她在医院当护工的远房侄女。两年前我“偶然”认识那姑娘，资助了她儿子上幼儿园的费用。
“电话。”我示意陈建国，“你不接吗？”
他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抓起手机。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他脸色变了。
我低下头继续织毛衣，针脚细密均匀。
该收网了。
第二章 医院的电话
电话是王丽娟打来的。确切地说，是王丽娟让护工打来的。
陈建国接电话时背对着我，但我能从他僵硬的背影里读出每一个信息。肩膀耸起——她在哭诉；脖子前倾——她在提要求；右手无意识地抓裤缝——她要他过去。
“我现在走不开……”他压低声音，“晚上，晚上我去看你。”
我端起鸡汤碗走向厨房，陶瓷碗底与大理石台面碰撞的声音恰到好处地打断了他的通话。透过厨房玻璃门的反光，我看见他匆匆挂断电话，抹了把脸。
“谁啊？”我打开水龙头，水流声哗哗作响。
“单位……老李。”他走过来，靠在厨房门框上，“问退休手续的事。”
我关掉水龙头，转身看他。水珠顺着我的手指滴落，一滴，两滴，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建国，”我轻声说，“王姐住院的事，我都知道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窗外的麻雀扑棱棱飞过，邻居家传来电视广告的声音，楼下小孩在哭闹。这些日常的声响，此刻都成了我们之间无声对峙的背景音。
陈建国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42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如此失态——因为我第一次撕开了那层窗户纸。
“脑溢血，”我替他继续说，“左侧偏瘫，需要长期护理。她没有子女，亲戚都在乡下，是不是？”
“慧，你听我解释……”他上前一步，试图抓我的手。
我避开，用围裙擦手：“解释什么？解释你和她42年的‘友谊’？”
这个词让他的脸涨成猪肝色。42年，足够一个婴儿长到中年，足够一个国家改革开放，也足够一段婚外情从激情燃烧到只剩责任与负担。
“我只是……她毕竟……”他语无伦次，“当年她为我流过产，我不能这时候不管她……”
哦，还有这出。我点点头，像是第一次听说。实际上，1995年那个被他称为“重要出差”的周末，我就在妇产科走廊的转角处，亲眼看见王丽娟捂着肚子走出来，而他拎着一袋补品跟在后面，神色慌张。
那天是我父亲的忌日。他忘了。
“所以呢？”我解下围裙，挂好，“你想怎么管？”
问题抛出去了，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我等待涟漪荡开，等待他露出真正的意图。
陈建国深吸一口气，终于说出了酝酿许久的话：“慧，我知道对不起你。但你看，丽娟现在这样，护工照顾总不如自己人尽心。我想……能不能暂时接她来家里住一段时间？就几个月，等她病情稳定了……”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同床异梦42年的男人。他的眼神里有愧疚吗？也许有，但更多的是算计：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麻烦。
而我，在他眼里，永远是那个好说话、没主见、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一切的张慧。
“家里没地方。”我平静地说。
“可以把书房收拾出来！我睡沙发！”他急急地说，“慧，你一向善良，就当……就当是做善事。”
善良。这个词他用了42年。我善良，所以应该容忍他出轨；我善良，所以应该独自抚养孩子；我善良，所以应该接纳他的情人。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花园里盛开的月季。那是我一棵棵种下的，从幼苗到花海，用了二十年。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
他松了口气——在他听来，这已经是同意了。他走过来想抱我，我侧身避开。
“晚上我要去姐妹家聚会。”我看了眼时钟，“你自己解决晚饭吧。”
“什么姐妹？”他愣住了，“你什么时候有……”
“刚认识的。”我打断他，“老年大学编织班的同学。”
这是实话，但没说完实话。编织班有32个学员，其中6个是退休法官、律师的妻子。过去三年，每周二下午，我在那里学的不是编织，是婚姻法、财产分割和证据链固定。
我进卧室换衣服时，陈建国在客厅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放心，她同意了……就知道她心软……”
衣柜镜子里的女人，62岁，眼角有皱纹，鬓角已斑白。但她的眼睛很亮，像暗夜里积蓄了太久的星光。
我拉开衣柜最里侧的暗格，取出那个墨绿色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写着：1981年6月17日，5元。最后一页是：2023年4月3日，5000元。
42年，683笔转账，总计1，247，856元。
这只是现金部分。
我抚过那些数字，像抚过自己逝去的青春。然后从笔记本夹层里抽出一张照片——王丽娟三个月前在房产中介门口拍下的，她看中的那套学区房，挂牌价680万。
而同一小区、同一户型的另一套房，在我名下已经挂了三年。购房时间：2008年，价格：68万。
手机震动，一条新消息来自那个护工侄女：“阿姨，王丽娟让我问陈叔叔，房子的事什么时候过户？”
我回复：“告诉他，就现在。”
关上暗格时，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笑了。
游戏，才刚刚开始。
第三章 账本里的四十二年
老年大学编织班在城西，我坐地铁需要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我打开了手机的加密相册。
第一张照片：1981年6月17日的手写账页。那是我从菜市场小贩那里要来的废纸，背面印着猪肉价格。我的字迹还很稚嫩：“建国给5元，说单位发补贴。但他工资袋没厚。”
那年我23岁，结婚两年，儿子刚会走路。5元钱在当年能买五斤猪肉，或者陈建国口中“单位女同事生病，大家凑的份子”。
第二张照片：1987年3月8日，一支口红。我在陈建国公文包夹层里发现的，雅芳，玫红色。同一天，他在百货商店给我买了条丝巾，说“妇女节快乐”。丝巾标价3元，口红发票上的价格是8元。
我没哭没闹，只是悄悄去了一趟雅芳专柜。售货员说：“这款色号卖得一般，就一个女同志常来买，说是给她对象看——她说对象喜欢艳的。”
对象。
第三张照片：1995年医院走廊。我用新买的傻瓜相机拍的，画面模糊，但能认出陈建国扶着王丽娟的背影。那天我在医院照顾发烧的儿子，偶然撞见这一幕。儿子烧到39度，他“在单位加班”。
照片背面，我写着：“儿子哭着想爸爸时，他在给别人擦眼泪。”
地铁到站，我收起手机。手心全是汗，冷得像握了一块冰。
编织班今天教钩针玫瑰，教室里一片欢声笑语。李姐——前民事审判庭庭长的夫人——坐我旁边，手里钩着一朵紫色玫瑰。
“张姐今天心神不宁啊。”她瞟了我一眼，手法娴熟，“线绕错了三次。”
我低头，才发现手里的粉色毛线缠成了一团。苦笑着放下，我压低声音：“李姐，咨询个事。如果夫妻一方长期出轨，但另一方一直知情却未拆穿，离婚时会影响财产分割吗？”
李姐手里的钩针停了停。她摘下老花镜，认真看我：“有证据证明‘长期’吗？”
“42年。”我说。
她倒吸一口凉气。教室里其他人都在讨论针法，没人注意到我们这个角落的对话。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从一开始。”
李姐沉默了很久。窗外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她脸上，明明灭灭。“那你真能忍。”她最终说，“不过法律上，这属于重大过错方。如果能证明配偶在婚姻期间与他人长期同居，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多分财产。关键是证据。”
我从包里掏出复印件——不是全部，只是1981年到1990年的部分账目，以及几张模糊的照片。
李姐快速翻阅，眉头越皱越紧。“这些转账记录……你都有原件？”
“银行流水可以调取。早期的他给现金，但我都记下来了，时间、金额、他给的借口，和我核实后的真实用途。”
“用途？”
“比如1985年10月这笔20元，他说同事父亲去世。实际上那天王丽娟父亲生日，她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件衬衫——我跟踪他们时亲眼看见的。”我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还有1998年这笔500元，他说单位组织捐款。实际上王丽娟弟弟结婚，她炫耀过‘姐夫包了个大红包’。”
李姐合上复印件，看我的眼神复杂：“这些你忍了42年，为什么现在……”
“她瘫痪了。”我说，“陈建国想接她来家里住，让我照顾。”
“什么？！”李姐的音量没控制住，引来几道目光。她连忙压低声音，“他疯了吗？让你照顾小三？”
“他说我善良。”我笑了，笑得眼眶发酸，“李姐，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王丽娟一直以为，她赢了。以为这42年是她占着陈建国，是她让我守活寡。她不知道，每次他们约会，陈建国都会给我补偿——用钱，用愧疚，用他以为能堵住我嘴的一切。”
李姐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而我一直在发抖。
“需要律师吗？”她问，“我女儿在律所，专打离婚官司。”
我摇头：“还没到时候。我想……先送他们一份大礼。”
下课铃响了，学员们陆续离开。李姐最后走，在门口回头看我：“张姐，你打算怎么做？”
我收拾着毛线，把钩坏的粉色玫瑰一点点拆开。
“他们不是想要一家团圆吗？”我说，“我成全他们。”
回家的地铁上，我给儿子发了微信：“下个月回来，妈有件事要告诉你。”
儿子秒回：“爸又气您了？”
我没回答，发了一张照片——我和李姐今天的钩针作品合影。我手里是粉玫瑰，她手里是紫玫瑰。
儿子回了个笑脸：“妈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他当然不知道，这张照片的背景里，隐约能看见我们讨论的那些复印件。也不知道，紫玫瑰在花语里意味着“守护的爱”，而粉玫瑰是“初恋的宣言”。
就像他不知道，他每年生日收到的“爸爸的礼物”，其实都是我用“愧疚费”买的。陈建国永远记不住儿子的生日，就像他永远记不住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到家时，陈建国不在。茶几上留了张字条：“单位老同事聚会，晚归。”
字迹潦草，墨迹深浅不一——写的时候手在抖。我拿起字条，对着灯光看背面。果然，有印痕，是医院缴费单的格式。
我拍照，发给了护工侄女：“这是哪家医院？”
五分钟后回复：“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3病区17床。今天缴费单是我去办的，陈叔叔签的字。”
附上一张照片：缴费单原件，陈建国的签名龙飞凤舞，缴费金额：5000元。
和我账本上今天的记录，一模一样。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生活了45年的家。每一件家具都是我挑的，每一盆绿植都是我养的，墙上的全家福是我拉着不情愿的陈建国去拍的——那是儿子出国前最后一次合影，陈建国笑得很僵硬，因为拍照前他刚和王丽娟通过电话。
电话响了，是陈建国。
“慧，我今晚可能……可能回不去了。”他背景音很安静，不像在聚会，“老李喝多了，我送他回家，就在他家凑合一晚。”
“哪个老李？”我问，“李建国还是李爱国？”
他噎住了。实际上，单位根本没有姓李的退休同事和他交好。这个谎言太粗糙，粗糙到连敷衍都算不上。
“是……李爱国。”他硬着头皮说。
“哦，那你帮我问他好。”我平静地说，“对了，他老伴的类风湿好点了吗？上次听说疼得下不了床。”
陈建国彻底沉默了。漫长的三十秒后，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走进书房。陈建国的书桌锁着，但钥匙就在笔筒最下层——他以为我不知道。
打开抽屉，里面整齐得反常。几个文件袋，标签写着“保险”“房产证”“存折”。我抽出“房产证”那个袋子，里面有两本。
一本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婚后单位分的，房改时买的产权，写的是两个人的名字。
另一本是陌生的地址，2015年办证，单独所有：陈建国。面积89平，地段很好，市值至少400万。
我拍照，放回原处。锁好抽屉，钥匙放回笔筒。
然后我拨通了一个三年没联系的号码。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是张阿姨吗？”年轻的女声有些不确定。
“小雨，是我。”我说，“你三年前说，想报答我资助你儿子上学的情分。现在机会来了。”
电话那头呼吸急促起来：“阿姨您说。”
“你姑姑王丽娟，是不是让你催陈建国过户房子？”
“您怎么知……”她顿住，明白了什么，“是，她上个月就让我问，说陈叔叔答应把那套学区房给她。”
“告诉她，”我一字一句，“陈建国名下有套房，2015年买的，地址是中山路118号阳光花园7栋302。让她去查，现在就去查。”
“然后呢？”
“然后她会发现，那套房子的对门301，业主姓张。”
我挂断电话，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明天的早餐。陈建国爱吃煎饺，要皮脆馅大，配小米粥。
冰箱里的饺子是上周包的，韭菜鸡蛋馅。我点了火，倒油，锅热后摆上饺子。滋啦一声，白雾升腾。
雾气中，我仿佛看见1981年的自己，那个发现丈夫出轨却不敢声张的年轻女人。她蹲在筒子楼的公共厨房里，一边煮面条一边掉眼泪，还要在孩子面前挤出笑容。
如果她能穿越时空看到今天，会说什么？
饺子煎到金黄时，门开了。陈建国站在玄关，脸色灰败，像打了败仗的士兵。
“回来了？”我没回头，“煎饺马上好。”
他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这个拥抱陌生得让我浑身僵硬——上一次他这样抱我，还是儿子出生那天。
“慧，”他把脸埋在我肩头，声音闷闷的，“我错了。”
油锅里的饺子在滋滋作响。我看着窗外渐深的夜色，等待他的下一句话。
“我不该瞒着你……丽娟的事。”他继续说，“但这些年，我对这个家是尽心的，对不对？我没抛弃你们母子……”
我关掉火，把煎饺盛进盘子。
“洗手吃饭吧。”我说。
他没得到想要的回应，松开了手。在餐桌对面坐下时，他试探着问：“那……接丽娟来家里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把小米粥推到他面前，热气模糊了他的脸。
“明天，”我说，“明天我去医院看看她。”
陈建国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希望的光芒。他以为我妥协了，就像过去的42年一样。
他不知道，猎手去看猎物时，眼神也是温和的。
就像他不知道，明天我要带去的果篮最底层，藏着一支录音笔。
而医院的病房里，王丽娟的手机刚刚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彩信——中山路阳光花园7栋302的房产证照片，和301的业主信息查询截图。
姓张，女，62岁。
她的尖叫引来了护士，也引来了陈建国今晚不敢回家的真实原因。
但这一切，要等到明天才会揭晓。
煎饺很香，陈建国吃了很多。他边吃边说：“慧，你包的饺子还是这么好吃。”
我没告诉他，今天的馅里，我多加了一味料。
——苦丁茶，磨成的粉。
微苦，回甘，清热明目。
就像这42年。
第四章 病房里的交锋
去医院的路上，陈建国开车的动作很僵硬。等红灯时，他第八次偷瞄我放在膝上的果篮。
“买这么多水果，她也吃不完……”他嘟囔着。
我没接话，手指轻轻拂过果篮的竹编纹路。最底层的隔板下，那支录音笔已经启动，红灯闪烁的频率和我心跳同步。
“慧，”他又开口，声音干涩，“待会儿……能不能别说刺激她的话？医生说她情绪不能激动。”
“好。”我应得干脆。
他反倒愣了，似乎没想到我这么配合。窗外的梧桐树向后飞掠，这座城市在我们婚姻的42年里变了太多，只有去医院的路，他一直记得很清楚。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3病区。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衰老的气息。17床在走廊尽头，单人间——陈建国特意安排的，一天五百，他掏钱时眼都没眨。
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陈建国敲门的手停在半空，突然转头看我：“要不……你在外面等会儿？我先跟她说说。”
“说什么？”我看着他，“说你要子终于同意她登堂入室了？”
他的脸瞬间涨红。我越过他，推开了门。
病房里，王丽娟半躺在床上。她比上次见时瘦了很多，左边脸颊微微下垂，左手蜷缩在胸前，像一只枯萎的鸟爪。但她的眼睛——那双曾经妩媚勾人的眼睛——此刻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光。
看见我时，那光更盛了。
“张姐来了？”她声音嘶哑，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建国，快给张姐搬椅子。”
这语气，俨然女主人的姿态。陈建国果然听话地搬来椅子，放在床边。我没坐，把果篮放在床头柜上。
“王姐气色不错。”我说。
这话让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几秒。王丽娟盯着我，想从我脸上找出讽刺的痕迹。但她失败了——我的表情平静得像在问候邻居。
“张姐坐。”她又说，这次语气强硬了些，“站着说话，我脖子仰着疼。”
我坐下。陈建国站在我身后，像个做错事等待发落的孩子。
“医生说恢复得怎么样？”我问，从果篮里拿出一个苹果，开始削皮。水果刀在指尖翻飞，果皮连成长长的一条，不断。
“就那样。”王丽娟盯着我手里的刀，“死不了，也好不了。以后……就得靠人伺候了。”
她说这话时，眼睛瞟向陈建国。他立刻上前一步：“丽娟你别这么说，一定会好起来的。”
“好起来？”王丽娟突然笑了，笑声刺耳，“医生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左边身子废了，吃饭要人喂，上厕所要人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开始哭，不是啜泣，是嚎啕。陈建国手忙脚乱地抽纸巾，想给她擦眼泪，又顾忌我在场，手僵在半空。
我继续削苹果。果皮终于断了，落在垃圾桶里。我把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到王丽娟面前。
她愣住了，哭声戛然而止。
“吃点水果。”我说，“补充维生素，对身体好。”
她迟疑地伸手，左手动不了，右手颤抖着接过盘子。我们指尖相触的瞬间，她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去，盘子差点打翻。
陈建国及时扶住。三个人手指交叠的刹那，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液滴的声音。
多么讽刺的画面。妻子、丈夫、情人，在这间充满病痛气息的房间里，因为一盘苹果达成了诡异的平衡。
“张姐，”王丽娟突然开口，声音平静下来，“建国说，你同意我来家里住？”
来了。我抬眼，迎上她的目光：“我说我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她语气急了些，“我都这样了，你们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在这个破病房住了半个月了！护工笨手笨脚，晚上呼噜震天响！我要回家！我要住有阳光的房子！”
“丽娟……”陈建国想安抚。
“你闭嘴！”王丽娟冲他吼，然后转向我，眼泪又涌出来，“张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这42年，我不是没名没分地跟着建国吗？我没逼他离婚，没去你家闹过，我够意思了吧？现在我落难了，你们不能不管我啊！”
好一个“够意思”。我在心里冷笑。1987年她匿名往我单位寄我和男同事的“暧昧照片”，1995年她故意在我儿子学校门口和陈建国“偶遇”，2008年她打电话到家里说“怀了建国的孩子”——这些，在她看来都是“够意思”。
“王姐，”我把水果刀收好，手伸进果篮底层，关掉了录音笔，“你说得对，42年，不容易。”
她眼睛一亮。
“所以，”我继续说，“建国跟我说了，想接你回家照顾。我也在考虑，毕竟……”
我故意停顿，看着她的呼吸急促起来。
“毕竟什么？”她追问。
“毕竟家里房子小，只有两间卧室。”我缓缓说，“我和建国一间，儿子一间。如果王姐来住，就得有人睡客厅。”
王丽娟的脸色变了：“什么意思？你要我睡客厅？”
“或者，”我看向陈建国，“建国去书房，把卧室让给王姐？”
陈建国脸色煞白：“慧，这……”
“我不同意！”王丽娟尖叫起来，“我要睡卧室！我要有独立卫生间！张慧，你别太过分！我都这样了，你还要跟我争？！”
她的声音引来了护士。一个年轻女孩推门进来：“17床，请保持安静，其他病人需要休息。”
王丽娟不管不顾，抓起床头的水杯砸在地上。玻璃碎裂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我要房子！建国你答应过我的！那套学区房，你说等我老了就过户给我！现在呢？现在我都瘫了，你的房子呢？！”
陈建国慌忙去捂她的嘴：“丽娟你胡说什么！”
我站起身，从包里拿出纸巾，蹲下身开始捡玻璃碎片。一片，两片，锋利的边缘在日光灯下闪着寒光。
“王姐，”我一边捡一边说，“你说的学区房，是中山路阳光花园那套吗？”
时间静止了。
王丽娟的嘴还张着，但发不出声音。陈建国的手僵在她脸旁，像一尊滑稽的雕塑。
我抬起头，对他们微笑：“巧了，我在那个小区也有套房。就住你对门，301。”
病房里的监控仪突然发出急促的警报声——王丽娟的心跳飙到了140。护士冲进来，查看仪器，给她注射镇静剂。
在药物起效前，王丽娟死死盯着我，嘴唇无声地翕动。我看懂了她的口型：
“你早知道。”
我点头，用只有她能看见的幅度。
然后我起身，对陈建国说：“我先回去了。王姐需要休息。”
走出病房时，我听见陈建国压抑的、愤怒的声音：“张慧，你什么时候买的房？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
我没回头。
走廊很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地砖，白色的灯光。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个瘦削的鬼魂。
电梯门关上时，我拿出手机。录音文件已经自动上传云端，时长47分钟。我截取了最后两分钟——王丽娟尖叫着要房子的那段，匿名发到了一个邮箱。
那个邮箱的主人，是陈建国单位退休办主任的老婆。她最爱传播八卦，尤其爱传播“模范退休干部”的八卦。
电梯下行，失重感让我微微眩晕。
手机震动，是护工侄女小雨的短信：“阿姨，姑姑刚才让我查阳光花园301的业主信息。我按您教的，给了她一份假资料——业主姓名写的是‘张慧芳’，身份证号也是假的。她信了。”
我回复：“做得好。这个月你儿子的补习费，我加倍。”
电梯到达一楼。门开时，刺眼的光涌进来。
我站在大厅中央，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搀扶老人的子女，有抱着婴儿的夫妻，有独自举着输液杆的病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战场。
我的战场在家里，在那套生活了45年、每一寸都浸透了我汗水和泪水的房子里。
陈建国是晚上九点回来的。他进门时，我已经织完了那件墨绿色的毛衣，正在收最后一针。
“我们谈谈。”他脱下外套，扔在沙发上。
“谈什么？”我没抬头。
“那套房子！阳光花园301！你什么时候买的？哪来的钱？”他走到我面前，挡住灯光，“张慧，你瞒着我偷偷买房？你想干什么？！”
我把毛衣叠好，放在膝上。然后抬头看他。
他的眼睛通红，不知道是愤怒，还是哭过。
“2008年买的。”我说，“首付20万，贷款30万，去年刚还清。”
“2008年……”他喃喃重复，突然瞪大眼睛，“那是我给你弟弟看病的那笔钱？！”
2008年，我弟弟查出胃癌，需要手术。陈建国“慷慨”地拿出20万，说是这些年攒的私房钱，给妻弟治病义不容辞。当时我还感动过，以为他终于懂得珍惜我的家人。
现在我知道了，那20万，是王丽娟逼他买房的钱。他挪用了，假装好心给我弟弟，实际上是一石二鸟——既不用给王丽娟买房，又在我这里卖了人情。
“那笔钱，我弟弟没收。”我平静地说，“他女儿卖了婚房，凑够了手术费。所以20万，我拿去买了房。”
陈建国踉跄后退，跌坐在沙发上。
“你……你一直都知道……”他声音颤抖，“知道那笔钱是……”
“是王丽娟的买房款。”我接过话，“我知道。我还知道，你后来从单位小金库挪了20万补给她，差点被审计查出，是你老领导帮你压下来的。”
他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你还知道什么？”他问，声音嘶哑。
“知道你42年里给她的每一笔钱，每一次礼物，每一次旅行。”我站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相册，“知道你们1985年去北戴河，1989年去桂林，1997年香港回归时去深圳，2008年奥运会去北京……”
我翻开相册。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票据：火车票、景点门票、酒店发票。每一张都标注了时间、地点、金额。
“这些……”陈建国冲过来，想抢相册。
我避开，继续翻：“还有更精彩的。2015年，你用儿子留学的名义，从我们共同账户取了50万。实际上儿子留学的钱我早就准备好了，那50万，你给王丽娟买了阳光花园302。”
“那是我自己的钱！”他吼道。
“夫妻共同财产。”我合上相册，“法律上，我有权分割。”
他彻底崩溃了，跪倒在地，抱住我的腿：“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别这样……我们好好过，行吗？我把302卖了，钱都给你！以后我好好跟你过日子……”
我低头看他。这个我爱了45年，也恨了42年的男人，此刻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建国，”我轻声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他茫然抬头。
“是我们结婚45周年纪念日。”我说，“你答应过我，45周年时，要带我去补拍婚纱照。”
他的脸瞬间惨白。
“不过没关系。”我抽出腿，走向卧室，“我已经预约了明天下午的摄影工作室。我一个人去拍。”
“慧！”他在身后喊。
我关上门，反锁。
门外传来压抑的哭声。我靠在门上，听见他一遍遍说“对不起”。
太迟了。
42年的对不起，已经攒成一座山，压垮了所有回头的路。
手机亮起，是儿子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我深吸一口气，调整表情，接通。
“妈！”儿子灿烂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上，“猜猜我在哪儿？”
背景是机场。
“你……”我愣住了。
“惊喜！我提前回来了！”他拖着行李箱转了一圈，“刚落地，打车回家大概一小时。爸呢？告诉他准备接驾！”
我张了张嘴，声音卡在喉咙里。
门外的陈建国显然也听见了，哭声戛然而止。
“妈？你怎么了？”儿子凑近屏幕，“脸色这么差？爸又惹你生气了？”
“没有。”我努力微笑，“妈妈就是……太想你了。”
“我也想你！”他在镜头前做了个鬼脸，“对了，我给爸也买了礼物，一条高级皮带。他那个破皮带用了十年都不舍得换，这次我给他买个贵的！”
我的眼眶突然发热。
儿子不知道，他父亲那条“用了十年的破皮带”，是王丽娟1995年送的生日礼物。皮带扣内侧刻着“L&J”——丽娟和建国。
而陈建国一直戴着，在我面前，在儿子面前，在所有亲戚朋友面前。
“妈你哭什么呀？”儿子慌了，“真受委屈了？你等着，我回来给你撑腰！”
视频挂断了。
我滑坐在地上，眼泪终于落下。
不是伤心，是释然。
这场持续了半生的战争，终于要迎来终局。
而我的儿子，我忍辱负重42年保护长大的儿子，会站在我这边。
门外，陈建国在疯狂翻找什么。我听见抽屉拉开又关上，柜门被撞得砰砰响。
他在找那些证据——账本、票据、房产证。
但他找不到。因为它们早就被我转移了，存在银行保险箱里，钥匙在我脖子上，贴着心口戴了二十年。
我擦干眼泪，打开卧室门。
陈建国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握着一把剪刀。看见我，他眼睛充血：“东西呢？！你都藏哪儿了？！”
“你要做什么？”我平静地问。
“毁了！全都毁了！”他挥舞剪刀，“张慧，我们夫妻一场，你非要做得这么绝吗？！”
“绝？”我笑了，“陈建国，42年，你让我守活寡，让我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让我一个人养大儿子。现在你说我做得绝？”
他愣住了。
“那些证据，我不会毁。”我一字一句，“它们是我的保障。如果你还想安度晚年，还想在儿子面前维持父亲形象，就按我说的做。”
“你要我做什么？”他声音发颤。
“第一，把阳光花园302过户给王丽娟。”
他瞪大眼睛：“什么？！”
“第二，搬去和她住，照顾她，直到她死。”
“你疯了？！让我去伺候一个瘫子？！”
“第三，”我无视他的反应，“我们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我已经请律师拟好了，明天会发给你。如果你不同意，那些证据就会出现在你单位纪检组，出现在所有亲戚朋友的邮箱里。”
他手里的剪刀“当啷”掉在地上。
“张慧……”他声音破碎，“你就这么恨我？”
我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稀疏的灯火。
“不恨了。”我说，“42年，恨不动了。现在我只想要自由。”
楼道里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咚”声，接着是行李箱滚轮的声音，和儿子哼歌的声音。
陈建国慌忙捡起剪刀，塞到沙发垫下，抹了把脸，挤出笑容。
我看着他表演，突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句话：
婚姻是一场戏，有人中途退场，有人坚持到落幕，却忘了自己最初的角色。
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
门开了。
儿子站在门口，笑容灿烂：“爸，妈，我回来了！”
他张开双臂，阳光从他身后涌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
陈建国迎上去，抱住儿子，拍着他的背：“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儿子松开他，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妈，”他在我耳边轻声说，“刚才在车上，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里面有一段录音，还有一个房产证照片。”
我的身体僵住了。
儿子放开我，看着我的眼睛，那里面有我从未见过的严肃。
“我们谈谈。”他说，“三个人一起。”
陈建国茫然地看着我们：“谈什么？”
儿子没理他，拉着我坐到沙发上。然后他掏出手机，点开播放键。
王丽娟嘶哑的尖叫声从手机里传出来：“我要房子！建国你答应过我的！那套学区房……”
陈建国腿一软，跌坐在地。
录音继续播放，是我的声音：“王姐，你说的学区房，是中山路阳光花园那套吗？”
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儿子关掉录音，看着他的父亲：“爸，解释一下？”
陈建国嘴唇颤抖，说不出话。
儿子又看向我：“妈，您早知道？”
我点头。
“为什么不说？”他的眼睛红了，“为什么忍了42年？！为什么让我一直以为……以为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至少完整？！”
“对不起。”我轻声说。
“我不要对不起！”儿子吼出来，眼泪滚落，“我要真相！全部真相！”
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而我们三个人，终于要在这浓稠的黑暗里，撕开维持了半生的伪装。
陈建国开始哭，先是呜咽，然后变成嚎啕。他跪在地上，抓着儿子的裤脚：“爸错了……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
儿子甩开他，走到酒柜前，拿出一瓶白酒，拧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
然后他转身，眼睛赤红地看着我。
“妈，”他说，“您打算怎么做？”
我迎上他的目光，一字一句：
“离婚。分割财产。让他去照顾那个女人。”
“然后呢？”
“然后，”我说，“我要重新开始。62岁，不算晚。”
儿子沉默了很久。酒瓶在他手里微微颤抖。
最终，他走到陈建国面前，蹲下身，看着这个养育他又背叛他的男人。
“爸，”他说，“您选吧。要么按我妈说的做，体面离婚，您还能留点钱养老。要么……”
他顿了顿，声音冷得像冰：
“我去找王丽娟的亲戚，告诉他们，您照顾了她42年，现在该他们接手了。听说她乡下有几个侄子，正愁没理由进城分财产呢。”
陈建国猛地抬头，眼中充满恐惧。
他知道，儿子说的是真的。王丽娟那些亲戚如狼似虎，如果知道她现在有房（虽然还没过户），有存款（陈建国给的），还有一套等着过户的学区房，绝对会像鬣狗一样扑上来。
而瘫痪的王丽娟，在他们手里，活不过三个月。
“我选……选第一个。”陈建国瘫软在地，像一滩烂泥。
儿子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
“妈，”他说，“这次，我陪您走完。”
我点头，眼泪终于再次落下。
这一次，是热的。
手机震动，医院护工小雨发来短信：“阿姨，王丽娟醒了，在砸东西，说要见陈叔叔，说要报警告你们夫妻合谋诈骗她的房子。”
我把手机递给陈建国：“去吧，你的‘责任’在等你。”
他看看手机，又看看我们，最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抓起外套，走向门口。
开门前，他回头，最后看了这个家一眼。
“慧，”他说，“45周年纪念日快乐。”
门关上了。
儿子走过来，抱住我。他的肩膀很宽，像我早逝的父亲。
“妈，”他在我耳边说，“从今天起，我养您。”
我摇头：“妈妈自己有钱。那些‘愧疚费’，我存了42年，够花了。”
他愣住，然后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您真厉害。”他说，“忍了42年，攒了42年，就为了今天。”
我看着窗外，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
“不是攒了42年，”我轻声说，“是活了42年，终于活明白了。”
晨光熹微中，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句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我的光明，不在婚姻里，不在丈夫身上，不在儿子的孝顺里。
它在我的账本里，在我的房产证里，在我忍辱负重42年攒下的每一分钱里。
更在我终于敢说“不”的勇气里。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李姐。
“张姐，听说你儿子回来了？明天律师来我家，你要不要一起来？把离婚协议定了。”
我回复：“好。”
儿子凑过来看屏幕：“李阿姨？”
“嗯，她女儿是律师。”
“妈，”儿子认真地看着我，“您到底布了多少局？”
我笑了，拍拍他的脸：
“不多不少，刚好够我余生自由。”
天，彻底亮了。
第五章 离婚协议上的墨迹
李姐家的客厅很温暖，阳光透过米色窗帘洒在实木桌上。律师姓徐，是李姐的女儿，三十出头，干练精明。她将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时，眼镜片后的眼睛带着职业性的温和。
“张阿姨，根据您提供的证据材料，我草拟了这份离婚协议。”徐律师的指尖划过条款，“重点有三：第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建国先生存在长期、稳定的婚外情，属于重大过错方；第二，他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第三者购置房产；第三，他隐瞒收入转移财产。”
我逐字阅读。协议要求分割现住房产（陈建国占30%，我占70%），阳光花园301归我（本就是我的独立财产），陈建国名下302归他，但需补偿我42年来“愧疚费”总额的一半——623,928元。此外，还有精神损害赔偿20万元。
“他能接受吗？”我问。
徐律师笑了，笑容里有种年轻人特有的锐气：“他不接受，我们就走诉讼。我调取了他过去十年的银行流水，与您提供的账本完全吻合。再加上王丽娟那边的录音、房产证、证人证言……阿姨，这场官司我们有九成胜算。”
李姐给我倒了杯茶：“张姐，你确定要这么急？儿子刚回来，家里的事……”
“正因儿子回来了，我才要快刀斩乱麻。”我抿了口茶，普洱，醇厚回甘，“我不想让他夹在中间为难。”
门铃响了。陈建国站在门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那是我五年前给他买的，他嫌颜色老气，一直压在箱底。今天翻出来穿，大概是想唤起我的旧情。
他进门时先看了眼徐律师，脸色更难看了。
“坐。”我说。
他坐下，双手放在膝上，像等待审判的犯人。徐律师将协议副本推到他面前。
接下来的四十分钟，陈建国经历了从愤怒到哀求再到绝望的全过程。
“这房子是我单位分的！凭什么你占七成？！”
“因为您用夫妻共同收入供养第三者42年，这部分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徐律师冷静回应。
“那20万精神赔偿是什么？抢钱吗？！”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因重婚、与他人同居等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20万是保守估算。”
“623,928元……这数字怎么算出来的？！”
“您42年来给张阿姨的‘愧疚费’总和的一半。张阿姨提供了完整的记账凭证。”
陈建国猛地转向我，眼睛充血：“张慧！你就这么恨我？！要把我逼上绝路？！”
我放下茶杯，陶瓷与玻璃桌面的碰撞声清脆而冰冷。
“陈建国，”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直呼他的全名，“42年前，你在儿子高烧时去陪王丽娟过生日时，有没有想过那是绝路？”
他噎住了。
“35年前，你挪用给我弟弟治病的钱，去安抚王丽娟买房时，有没有想过那是绝路？”
他的肩膀垮下来。
“20年前，你戴着王丽娟送的皮带，在我父母面前扮演好女婿时，有没有想过那是绝路？”
他捂住脸，手指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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