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盛世,有这么一桩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

大伙儿都知道狄仁杰这号人物,那可是威风八面,连武则天对他都得客客气气,尊称一声“国老”。

可你要去查他的工资条,会发现这老爷子其实才是个三品官。

不光是他,若是细翻唐朝中后期的人事档案,你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真正拍板算数的宰相,绝大多数顶着三品的帽子。

这事儿怎么琢磨都不对劲。

按大唐的规矩,头上明明还有一品的太师、太傅,二品的尚书令。

怎么这帮三品的小角色,反倒成了帝国实际上的操盘手?

说白了,这里头藏着中国古代官场最核心的一本烂账: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对“二号人物”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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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不妨把古代王朝想象成一家超级巨头企业,除开那个独断专行的董事长(皇帝),谁才是那个真正干活的CEO(第一大臣)?

这一问,答案从来就不是某个固定的工位,而是一部充满了算计和心眼的权力搬家史。

要想把这笔账算明白,咱们得把镜头拉远,瞅瞅这几千年来,皇帝为了防住身边这个“二号人物”,到底死了多少脑细胞。

一、别了,合伙人时代

把日历翻回到最早的部落联盟那会儿,所谓的“第一大臣”,其实更像是凭本事入股的合伙人。

拿舜帝来说。

尧帝当家那会儿,舜干的是司徒。

这职位管教化、管老百姓、管地皮,是个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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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舜之所以牛气,不是因为司徒这个官衔有多硬,而是因为舜这个人本来就硬。

再看大禹。

舜帝在位,大禹是司空,负责搞工程。

可在那个洪水漫天的节骨眼上,为了治水,整个联盟的资源都得听大禹调配。

这种权力,是他拿命在危机时刻“挣”回来的。

这种靠个人本事撑起职位含金量的模式,一直挺到了战国。

在战国那会儿的秦国,冒出了一个吓人的职位——相邦(有的地儿叫相国)。

这相邦有多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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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妥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名嘴张仪干过,大买卖人吕不韦也干过。

特别是吕不韦,那是秦国最后一个相邦。

他在位那会儿,几乎把秦王手里的行政大权全给代理了。

但这笔账,等到秦始皇掌权后,就算不下去了。

秦始皇那是谁?

千古一帝。

他盯着吕不韦手里的权柄,心里肯定犯嘀咕:万一哪天我看他不顺眼,能随便让他卷铺盖走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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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他翅膀硬了想换掉我呢?

这是所有创业老板都会做的噩梦:CEO功高震主,甚至惦记上了董事长的椅子。

于是,秦始皇拍板做了一个决定:拆!

吕不韦一倒台,秦始皇就把“相邦”这个超级职位给废了。

他把原本攥在相邦手里的大权,一刀切成了三瓣:

丞相管行政,御史大夫盯着百官,太尉负责打仗。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公九卿制”。

打这以后,秦朝官最大的也就是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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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丞相看着还是位高权重,但跟当年的相邦比起来,手里没了兵权不说,屁股后头还跟了个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御史大夫。

这算盘打得那叫一个精:与其让你一家独大,不如让你们窝里斗,互相牵制。

二、内廷外朝的躲猫猫

秦朝虽然塌了,但这套“拆分加制衡”的玩法,被后头的皇帝们玩出了花儿。

汉朝刚开张那会儿,刘邦为了安抚老兄弟,短暂把相国制度捡回来用了几天(像萧何那样),可没过多久,吕后掌权时又给改回了丞相。

在汉武帝之前,丞相依然是官场的天花板。

可到了汉武帝这儿,风向变了。

汉武帝控制欲强得吓人,他发现丞相作为“外朝”的头儿,办事条条框框太多,不但磨叽,还老拿祖宗的规矩来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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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汉武帝面前摆着两条路:

要么,换个听话的丞相。

要么,换套游戏的玩法。

汉武帝选了第二条。

他心里的小九九是这么盘算的:丞相是国家的正式高管,动他动静太大。

那我就在皇宫里,找一帮自己身边的人,凑个“小圈子”来拿主意。

于是,“内朝”这玩意儿冒出来了。

汉武帝提拔了两个关键角色:大司马和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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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职位本来是领兵打仗的,但因为他们是皇帝的心腹(像卫青、霍光这种外戚),能直接在宫里跟皇帝咬耳朵。

慢慢地,拍板权就从外面的丞相府,挪到了里面的大司马大将军府。

特别是汉武帝一闭眼,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辅政,那权势,简直能把皇帝当木偶摆弄,废立都在他一念之间。

这会儿你再瞅,名义上的丞相虽然还是“百官头领”,但在实际权力上,早就被大司马大将军给架空成了摆设。

这个逻辑在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也没变。

大伙儿熟知的曹操、诸葛亮,都干过丞相。

可别忘了,那是乱世。

在乱世里,权臣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统领百官的帽子,所以丞相这个职位才会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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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天下太平,或者皇帝想收权了,丞相立马就会被废掉,或者变得有名无实。

像东汉,刘秀直接把大司马给废了,留了个大将军。

像南北朝,有权臣(比如宇文泰)的时候就有丞相,权臣一死或者一篡位,丞相立马就跟着消失。

这就像个跷跷板:皇权弱,丞相(或者大司马)就强;皇权强,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职位给干掉。

三、从“宰相”到“秘书”的降维打击

转眼到了隋唐,皇帝们终于琢磨出了一个更绝的损招:把“宰相”这个职位,彻底变成空的。

隋朝搞出了三省六部制,把原来丞相那点职权进一步切碎,分给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时候,官最大的往往是尚书省的一把手“尚书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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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唐朝,这事儿变得更有意思了。

唐朝刚开张,李世民因为仗打得太漂亮,当过“天策上将”,这在当时是顶天的官。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自己当了皇帝,当然知道这个职位的厉害,二话不说就给废了。

紧接着,唐朝搞起了“群相制”。

这会儿,皇帝的心思是这么转的:要是给某人一品、二品的高官,他就会觉得自己资历老,有资格跟我叫板。

那咋整?

简单。

高官显爵我给你留着,但我把它变成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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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正一品的太师、太傅,二品的尚书令(因为李世民干过,后来没人敢接这茬),基本都是发给死人或者退休老干部的安慰奖。

真正的实权,全攥在那帮三品官手里。

这些三品官,有一个长得要命的头衔,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翻译成人话就是:“虽然你级别不够,但我特批你跟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一起商量国家大事。”

这就是唐朝的宰相。

为啥非用三品官当宰相?

因为级别低,好拿捏。

你是三品,我是皇帝,我提拔你你是宰相,我贬你你就是个县令,你的荣辱全在我嘴皮子一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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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啥狄仁杰虽然只是三品,却能权倾天下的原因——在他头顶上,已经没有更大的实权官职了。

这个套路,宋朝也学得有模有样。

宋朝大半时间里,最大的官也是那个绕口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四、终极形态:宰相变身“打工仔”

权力的集中,在明朝爬到了顶峰。

明朝初年,朱元璋还是设了丞相的。

可惜,出了个胡惟庸案。

胡惟庸这个丞相权力太大,拉帮结派,碰了朱元璋的逆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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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个狠角色,解决办法简单粗暴:宰人,废位。

他不光砍了胡惟庸的脑袋,还直接把传承千年的丞相制度给废了,并且立下祖训:以后谁敢提设丞相,杀无赦。

看着是痛快了,麻烦也跟着来了。

朱元璋是劳模,每天能批几百份奏折,处理几百件事。

可他儿子、孙子未必有这好身板啊。

皇帝一个人面对整个庞大的官僚帝国,根本忙不过来。

咋办?

还得找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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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朱棣那会儿,弄了个内阁。

请注意,内阁大学士,按明朝的规矩,只有五品。

五品是个啥概念?

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

而他们要指挥的六部尚书,那是实打实的二品大员(省部级)。

让厅局级指挥省部级,这能行?

还真行。

因为内阁大学士的办公桌就在皇宫大内,他们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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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写在小纸条(票拟)上的意见,代表的是皇帝的意思。

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制演变的终极逻辑:

为了防止有人威胁皇权,皇帝把“二号人物”的品级一降再降。

从秦朝的一人之下(相邦),到汉朝的内廷亲信(大将军),再到唐朝的三品高官(同平章事),最后到明朝的五品秘书(内阁首辅)。

到了清朝,更是搞出了军机处。

军机大臣连个正式的办公室都没有,跪在皇帝面前听写圣旨,彻底沦为了皇帝的高级文员。

总结

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古代大臣里头,谁的权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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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确实一直在变。

从司徒、司空,到相邦、丞相,再到大将军、尚书令,最后是内阁首辅、军机大臣。

这一个个名头的更替,表面上是官职在变,实际上是皇权不断蚕食相权、不断将决策中心往自己怀里揽的过程。

在这个漫长的博弈里,无论是名震天下的霍光,还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或者是权谋深算的张居正,他们虽然在某个时刻站到了权力的巅峰,但最后都斗不过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手里那本越来越精明的账。

因为在这家名为“封建王朝”的公司里,董事长永远希望CEO只是一个能干活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带资分家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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