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边的燕王朱棣，领着一帮杀红了眼的兵马，浩浩荡荡杀过来，眼皮子底下就是长江天险。
这节骨眼上，南京紫禁城里的坐龙椅那位，正忙活啥呢？
他在抠字眼，给宫门改名儿。
他瞅着“午门”不顺眼，大笔一挥改叫“端门”；看“承天门”也别扭，换成了“皋门”。
还没完呢。
嫌弃“都察院”听着凶，改名“御史府”；嫌“大学士”那个“大”字太土，直接删了叫“学士”。
前线当兵的在拼命流血，后方皇上在跟汉字较劲。
说出来像个段子，可在那会儿的南京朝廷，这是天大的正经事。
在朱允炆和方孝孺那帮读书人看来，打仗算个球，复兴周礼、推行“仁政”才是正道。
只要名字吉利了，礼数对了，老天爷自然保佑大明。
不少人替朱允炆叫屈，觉得是坏心眼叔叔欺负老实侄子。
可你要是把账本摊开细算，得出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结论：
亏得他输了。
这里头有两笔糊涂账，朱允炆至死都没算清楚。
先说头一笔，好人和好皇帝根本是两码事。
得承认，朱允炆心肠不坏。
他从小泡在儒家经典里长大，性子软。
他爷爷朱元璋杀人跟切菜似的，临走前特意交代：“乱世我得下重手，你守成得用宽刑。”
朱允炆听进去了。
屁股刚坐热，就干了两件大善事。
一是放宽刑法。
废了洪武年间那些剥皮充草的狠招，平反了一堆冤案。
二是减免税赋。
心疼江南老乡，把老爷子定的重税全给免了。
没几年，确实有了点“夜不闭户”的意思，百姓念他的好，这不假。
可坏就坏在，他身边那帮参谋，脑子都被四书五经给读傻了。
方孝孺那帮人，居然建议恢复“井田制”。
在大明朝搞几千年前的制度，这跟拿大刀长矛去打机关枪没什么两样。
他们天真地觉得，只要道德高尚，恢复古礼，地主就不兼并土地了，天下就太平了。
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思路，和平时期也就是瞎折腾，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那就是嫌命长。
拿对付朱棣这事儿来说。
当时脸都撕破了，朱棣三个儿子还在北京当人质。
这是朱允炆手里的一张王牌。
结果呢？
黄子澄那帮书呆子出主意：为了显摆朝廷仁义，把人放回去吧，感化燕王。
朱允炆还真就听了。
这好比两军对阵，你把敌人主帅的软肋治好了，还给人送面锦旗。
这哪叫仁义，在政治斗争里，这叫缺心眼。
再算第二笔账，是朱元璋留下的那个无解死局。
大明的顶层设计有个大漏洞。
老朱是农民出身，信不过外人，光信自家人。
为了防蒙古人反扑，搞了个“分封制”。
二十多个儿子撒到全国，特别是北边边界。
这些“塞王”，手里的权柄大得没边。
像燕王、晋王这些硬茬，手底下精兵几万，打起仗来还能指挥正规军。
老朱算盘打得响：让儿子当保安，给老子看家。
可他忘了个理儿：当保安手里的枪比业主还多，那就不是保安，是军阀。
老朱临走前，小朱问过个要命的问题：
“外敌来了叔叔们打，叔叔们反了谁来打？”
老朱当时就哑火了，因为没解。
朱允炆上台，削藩是躲不过去的。
不削，那些独立王国早晚吞了中央；削，就是逼叔叔们造反。
这简直是送命题。
朱允炆选了个最烂的解法。
急得不行，乱打一气。
先捏软柿子，废周王，逼死湘王，把火拱起来了，却对最狠的燕王抱幻想。
打了四年，南京破了，朱允炆在一把大火里不知去向。
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假设朱允炆人品爆发，削藩成了，会咋样？
假设朱棣病死或者被逮了，那些手握重兵的塞王全被贬成老百姓。
大明就安生了吗？
正好相反，那是场大灾难。
老朱设塞王，就是为了防蒙古。
北边防线全靠这几根钉子。
这些藩王天天跟蒙古人互砍，是国防最硬的盾牌。
朱允炆要是削藩成了，等于亲手把钉子全拔了。
脑补一下那画面：
北边空了。
漠北骑兵一看，那些难缠的阎王爷都不见了。
南京城里坐着个讲究字眼、搞复古的皇帝。
蒙古大军杀过来，谁去顶？
让方孝孺去讲道理？
还是让那个只会在纸上画图的草包李景隆去送死？
他要是成了，大明立马变大宋。
面对北边那帮狼崽子，一个没牙的老虎，下场只能是亡国。
所以说，老天爷开了个黑色玩笑：
造反的朱棣，反倒成了大明的救星。
朱棣是啥人？
那是塞王里的扛把子，在马背上长大的。
他太懂打仗是咋回事了。
他当了皇帝，不但没削弱防线，反而干了个惊天动地的事：
迁都北京。
这一手叫“天子守国门”。
皇帝把家搬到前线去住。
这既堵住了北边的口子，也吓住了蒙古各部。
更绝的是，朱棣上位第一件事，也是削藩。
但他比侄子高明太多。
他是干这个起家的，知道藩王怕啥。
他用更狠、更实惠、也更阴的招，把兄弟们的兵权一点点收回来。
他把朱允炆想干没干成的事办了，而且保住了大明江山。
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世道，把国家交给这么个理想主义者，那才是最大的悲剧。
光有仁义没有雷霆手段，全是扯淡。
好在，那场削藩，他搞砸了。
信息来源：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06月30日《论“靖难之役”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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