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罪不能游离于法治的“无罪推定”原则之外。
前文回顾：
2026年1月16日，29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李某，在英国达勒姆刑事法庭被判6年监禁，罪名是“妨碍司法公正”。
更通俗讲，她是诬告强奸。
这是一场始于约会软件、终于警方手铐的闹剧：
2024年11月，她通过约会软件与一名在职警察相识，两人发生性关系，随后该警察开车送她回家。途中两人发生了争吵。之后，当该警察驾车回家时，李某报警指控其强奸，致对方被羁押35小时、停职5个月。
警察手机里一段意外开启的录音成了真相的“黑匣子”——录音中她主动引导，毫无强迫；而她事后在WhatsApp中承认诬告、请求对方“帮忙脱身”的聊天记录，更成了钉死谎言的最后一颗铆钉。
法官内森·亚当斯在判决书中写道：“若无这段录音，这位警察的人生可能已被彻底摧毁。虚假指控不仅伤害无辜者，更会阻碍真正受害者挺身而出。”
和中国滥用肖像与隐私权权不同，英国司法公布了她的无码照片。她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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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载刑期，三年方可假释，刑满驱逐出境。
英国司法用一记重锤回应了这场诬告。
然而，锤声余韵飘过大洋，却撞上了一堵熟悉的墙：近年来，类似剧情在中国亦不断上演。
从跨省“仙人跳”团伙作案8起、敲诈23万余元，到情感纠纷中“事后反悔”式举报，诬告强奸正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情绪武器、利益工具乃至报复砝码。
李某案在英国之所以反转，关键证据是那段意外录音。但倘若没有录音呢？
倘若这只是“她说的”对抗“他说的”，结局又会如何？
在不少司法环境中，强奸案的审判常陷入“口供中心主义”困局。尤其当双方存在情感纠葛、证据模糊时，单方指控就可能启动一场足以摧毁另一方职业生涯、社会名誉的司法程序。
中国的司法实践虽强调客观证据，但现实中，部分案件仍存在“报案即立案，女方陈述即重点”的倾向。
2021-2023年横跨5省8地的李某某团伙“仙人跳”案，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以自愿性关系为饵，随后以报警强奸相威胁，屡屡得手。
背后逻辑残酷而简单：在性侵指控面前，被控者常陷入“自证清白”的绝望，而舆论的预设性谴责，更让“无罪推定”原则在道德法庭上提前死刑。
于是，“约会恐慌”悄然蔓延。
当一段亲密关系可能随时变为刑事指控，当一次争吵可能招来强奸罪名，男性开始习惯在亲密行为前录音、保留聊天记录，甚至避免单独约会。
这并非被害妄想，而是司法实践与舆论场共同书写的风险社会脚本：当指控成本过低，而自证成本过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成了奢侈品。
2
强奸罪不能游离于法治的“无罪推定”原则之外。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性暴力，也必须毫不含糊地捍卫“无罪推定”。
这两者从不对立。然而近年来，一种危险叙事正在滋长：为保护性侵受害者，可适度降低证据标准、放宽程序要求。这种“善良的例外”，实则是对法治根基的腐蚀。
英国法官在李某案中强调：“虚假指控会削弱真实性侵受害者的报案勇气。”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诬告泛滥最终伤害的，正是那些真正的受害者。
当公众对强奸指控的信任被一次次消费，当司法资源被恶意报案挤占，真实受害者的正义之路必将更加艰险。
中国的法律框架中，诬告陷害罪需达到“情节严重”（如导致刑事立案、侦查）才可重判，实践中往往量刑轻于英国本案的6年。而证据采纳上，中国更强调来源合法性，类似英国案件中“私录但真实”的录音，在中国法庭可能因侵犯隐私被排除。
这种差异，折射出不同法系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权衡，却也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如何既保护受害者，又不让无辜者坠入深渊？
李某案中，一个细节令人唏嘘：她诬告后曾逃回中国，以为可一走了之，不料2025年返英时在曼彻斯特机场即被逮捕。
这不仅彰显跨国司法协作的效率，更暴露部分国人对他国法律的无知与漠视。试图套用“国内套路”（如利用性别叙事施压、低估证据规则），在程序严格的普通法系面前不堪一击。
而英国采用的“积极同意”原则（沉默即拒绝）与中国更依赖客观暴力痕迹的认定标准，亦形成微妙对比。前者侧重语言与行为层面的自愿表达，后者则更重物理证据。
但无论哪种标准，真相的核心从未改变：司法需要的是事实，而非叙事；是证据，而非情绪。
3
重建信任，从捍卫程序正义开始
李某的6年刑期，是一记警钟。
它敲给那些将诬告视为工具的人：法律不会永远沉默。
它也敲给司法系统：唯有坚持程序正义，“无罪推定”才不是一纸空文。
它更敲给社会：当我们急于站队、乐于审判，我们正在亲手拆毁保护每个人的正义城墙。
强奸，是文明社会必须严惩的罪恶；诬告，亦然。两者都摧毁人生、践踏公义。
真正的性别平等，不是一方特权的倒置，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凛然。在真相的废墟上，唯有证据是唯一的重建蓝图。而法治的意义，正是在每一个案件中，抵抗情绪的狂风，保卫那堵名为“无罪推定”的城墙。
当一枚诬告的子弹射出，它所击穿的从不止是一个无辜者的人生，更是整个社会对正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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