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在大公司、大机构里工作过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当你正在灵感爆发疯狂写代码的时候，突然被主管叫过去要你办理一单设备采购；当你正在埋头钻研于一份需要亟待完成的报表或报告时，突然接到单位通知说要你立刻起身去参加一场重要会议；当你已经坐上了车准备去拜访一位已经预约了很久的重要客户时，突然接到领导电话让你立即折返陪同他参加一场无聊的接待；当你完成了一天的辛勤工作累得精疲力竭时，突然收到HR一封劈头盖脸毫无来由的邮件指责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提交日报。
于是，无奈的你不得不一边骂娘，一边被迫中止手头上明明更加重要的工作，转头去承担一件既无产出、又无收获、完全是为了迎合上级喜好或者程序要求的无聊事务，然后将个人精力全部浪费在这种简单机械的无脑重复或者毫无价值的刻板应对之中，公司还要对此美其名曰为“精细化管理”；
放在体制内，这就是屡禁不止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在任何一家大公司里，办公室政治、人情世故、部门间扯皮、领导忽悠、对齐颗粒度、冗长的会议、繁复的表格、PUA课程、KPI考核、OKR管理、内部控制、后台监督、定期团建等等这些纯粹内耗性的工作都不可避免。但没办法，这就是公司为了人力协作所必须缴纳的“税”，公司规模越大，所要为此缴的“税”也就越高。
到了最后，闲人越来越多、流程越来越长、规矩越来越杂、办事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低也就成了一切大公司、大企业、大机构不可避免会走向的宿命，很多公司最后没有死在市场竞争的大潮里，而是死在了自己庞大臃肿、沉疴缠身的困局中。
而这种大公司病的诅咒，单纯通过优化公司管理是无法自解的。因为管理本身就是大公司病的产物，一切管理者和管理制度都是依附在大公司身上的寄生虫，正是这些管理者和管理制度像病毒一般侵蚀着公司原本健康的肌体，进而才一天天地把这家公司给拖垮。
所以，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告别“大公司”模式，摒弃大公司的规模幻想，回归小团队的灵活初心。而小团队运行的极端形式，就是“一人公司”。
眼下，“人多力量大”、“大力出奇迹”、“集体主义”、“团队协作”正在成为过去时。尽管野望谷在过去的文章中曾多次聊及“体制”，但如今野望谷也不得不坦诚，“体制”只是对旧时代传统的记录，而不是对新时代未来的展望。
近段时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密集出台了针对“OPC公司”的扶持政策。所谓OPC，就是One Person Company的简写，翻译成汉语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一个人、一个工位、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就是这家公司的全部资产。
北京市发布的首个人工智能OPC服务计划宣称，以中关村AI北纬社区6000平方米孵化空间为载体，向OPC公司提供从拎包入驻、租金减免到一站式政务、弹性算力、Agent（智能体）超市等全方位支持。
苏州市发布的人工智能OPC培育发展行动提出，到2028年要打造OPC社区超30个，市级OPC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好物工具超100个，新增培育OPC企业1000家，集聚OPC人才超10000名。
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提出了“超级个体288”计划（“超级个体”的概念约等于OPC公司），其中“2”指的是办公、居住双重空间支持，首期将在临港集团旗下临港科技城创新魔坊园区开放2万平方米拎包入驻空间，办公区附近的人才公寓首年免租；两个“8”，即聚焦硬核科技、数据加工、跨境直播、跨境医疗、短剧基地、游戏创客、代码外包、小众赛事等8类创新业态，提供资助展业、托底融资、代办落户、精准推介、加持流量、保障网络、优惠物流、便利出海等8项配套政策。
杭州市上城区为OPC公司提供了5万平方米免租空间，还计划开放湖滨、吴山、钱江新城三大商圈，作为OPC企业产品应用的“试炼场”。
温州市文成县则打造了政校企协共建的OPC服务中心，整合免费场地、技能实训、资源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深圳市，深圳市提出的《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2027年）》中明确指出：
——“大力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创业”，“到2027年底，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全国领先的OPC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形成特色鲜明、辐射力强的OPC创业生态”；
——“布局一批市区联动、协同创新的OPC社区”，“先行依托南山、龙岗、福田、光明等重点区的AI创新生态社区建设OPC社区，面积原则上不少于1万平方米”，“到2027年底，全市OPC社区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
——“对新引进的博士、硕士、本科人才，分档给予最高10万元的入户补贴”，“对符合条件的入驻其他产业空间的人工智能创业个人和团队，可享受最大50平方米的低成本创业空间”，“符合我市青年人才政策条件的创业者，可租住最长36个月、租金标准为市场参考租金60%左右的过渡性住房，或选择领取最长24个月、每月1250元（税后1000元）的安居补贴”，“支持各区加大房源筹集力度，为OPC社区企业提供专属保障房源”。
——“对入库的鲲鹏青年创新创业项目，给予最高5万元创新创业奖励、最高100万元研发资助；对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青年人才，给予最高100万元创业资助；毕业5年内的青年人才创办初创型企业，可按规定申请最高60万元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500万元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与财政贴息”；
——“为企业提供最高1000万元“训力券”、最高200万元“模型券”、最高200万元“语料券”，资助企业开展模型训练、智能体搭建、API调用等研发活动”，“对在政务领域实际场景中投入使用的人工智能产品，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对具有推广价值的示范应用项目，给予最高200万元研发资助”，“承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成功揭榜的项目可获得最高3000万元资助”。
联想到从2025年开始国家屡次提及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就能对AI时代下OPC公司的时代定位和未来趋势产生不一样的认识。
从2026年开始，OPC公司这种创业模式已不再是一种小打小闹式的偷鸡摸狗之举，而是被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地明确为了要鼎力扶持的创新模式，各地为此所提供的政策资源也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此情此景，让野望谷不由地想起了十年前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那种一派热火朝天、个个豪情万丈、人人心潮澎湃的难忘场景。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校里从来没教过我们怎么赚钱？
对此，有一种回答是这么说的：“说白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雇员思维”的训练——遵守规则、完成任务、换取回报”，野望谷对此深以为然。
我们每个人在青少年时都会经历的至少16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灌输着一种意识：
个体是卑微的、藐小的、脆弱的，集体才是光荣的、强大的、稳定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培养自己进入集体、融入集体、在集体中一步步出人头地，我们只需要学习为集体提供服务的技能，学会当一个忠诚听话的、吃苦耐劳的、手艺超群的、不需要自我意识的高级技工，把自己的一生“嫁”给公司、“嫁”给单位、“嫁”给组织、“嫁”给体制；
作为回报，这个公司、单位、组织、体制会向我们发放稳定的薪水，制定一套无比繁复、但却给了我们一种阶级晋升假象的职级体系，为我们提供市场风险的庇护，也会通过无处不在的员工规范、绩效考核、团队建设、课程训练对我们进行劳动力压榨和精神PUA。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会被公司、单位、组织、体制身上自带的“稳定性”“安全感”光环所蒙蔽，误以为自己进到了大公司、大单位、体制内后就相当于领到了一盏铁饭碗，直到最后在“35岁危机”降临时被公司抛弃、或者因为年龄超限后与体制内晋升通道被迫说再见、或者外部大环境的剧变直接颠覆了整个行业整个公司时，方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
有句话，野望谷觉得说得很好——“当公司无法再承诺终身保障，那么要求个体贡献终身忠诚，就成了一个笑话”。
很多人会经常为自己的事业前途感到焦虑，但野望谷想提醒你的是，在焦虑之前你需要搞清楚你所焦虑的究竟是事业、还是仅仅是职业：
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以契约关系组成的社会，而契约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和临时性，没有哪个公司或单位有义务为员工提供职业教育、终身保障的福利，所以我们作为个体自然也就不该对公司或单位抱有忠诚不贰、终身奉献的期许，学会适度叛逆、狡兔三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里一种基本的谋生技能。
记得多年前刚开始到香港拓展业务时，野望谷曾对香港社会的商业生态感到颇为惊讶——
那些蜗居在密密麻麻的香港老旧写字楼中的一个个小隔间背后，往往都是一家家在真实运营的公司法团，每家公司的门面看上去只有几平方米大小，但进去之后往往都是别有洞天，少则三人五人，多则八人十人，往往就构成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员工们也不会自称“经理”，而都说自己是“合伙人”。
——这种极其精炼的公司人员规模，是彼时哪怕组一个初创团队都要至少纠集一二十人才能启动开干的大陆同行们所不能想象的；这种每一个员工都拥有公司股份、从而把自己当成半个老板的状态，也是彼时尚在为如何激发员工斗志而绞尽脑汁奇招迭出的大陆老板们所学不来的。
从那之后，野望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
生产力的高度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水平，而生产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协作组合形式；
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人类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的颠覆，小农经济模式适用于农耕时代，集中式负重式的工厂化大生产模式适用于工业革命时代，轻型式开放式的公司化社团模式适用于信息互联网时代，极度简约的小团队作业甚至是一人公司模式则适用于正在悄然而至的人工智能时代。
某种程度上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公司的规模一定是越来越小的，公司对员工的控制力、员工对公司的依附度一定是越来越低的。在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阶段与全社会存续经营的公司数量成正比，与每个公司拥有的资产规模和员工人数成反比。
可能有人觉得，所谓一人公司说白了不就是个体户吗？这有啥好新鲜的呢？
这话说得没错，一人公司说穿了就是个体户。政策鼓励一人公司其实就是在承认个体户模式的可取之处，毕竟，只有个体户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给予创业者充分自由、最大限度调动创业者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减少创业过程中的内耗、最大限度让潜藏在这个社会底层的经济活跃因子充分迸发和涌流起来。
野望谷不否认，政策对OPC模式的鼓励不排除是有缓解就业压力的考虑；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用疏不用堵、给予个体自主和鼓励、不强行向大企业施压的做法，正是一种兼顾了自由市场经济导向和社会公平诉求的好办法，是一种不再片面强调大企业、大平台、大机构作用的合乎经济规律之举，是一种尊重并彰显个体价值、不再依赖某个集体组织进行管控的拨乱反正之举，所以野望谷才联想到了多年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相比起尾大不掉步履蹒跚的大公司模式，一人公司的好处简直不要再多——
它轻资产运营，成本投入可以压减到极低，即便经营失败也损失可控；
它不需要考虑什么管理，只需要一门心思琢磨经营，与大公司病完全绝缘；
它不存在决策与执行之间的立场博弈、利益冲突、信息漏损，从思路设想到行动落地只需秒级；
它彻底排除了人情纷扰，最大程度减少了内耗；
它经营思路自由，转型灵活，出了问题可以马上回转掉头；
它不存在任何PUA，不存在同事的排挤、领导的奴役，工作强度和内容完全自决；
它不需要统一他人的思想和意愿，可以实现人生梦想、财富追求、个人兴趣、个人特长、风险后果、法律责任的高度统一。
如果说过去的生产力条件还不足以让一人可以完成一个公司的工作的话，那么现如今信息网络的发达、尤其是AI时代的到来已经把这种奢望变成了现实。
在野望谷认识的朋友里，一个人完成保险代理、销售推广、财富规划，一个人完成短视频直播带货、脚本撰写、视频编辑、广告承接，一个人完成股票投资、经验心得分享、代客理财、顾问咨询，一个人完成SaaS软件设计编程、销售推广、订单交付、售后服务，一个人完成web3交易、社群推广、行情研究，类似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眼下，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对OPC公司模式的明文鼓励以及真金白银的支持，必将为这场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的革命性迭代再添一把火。
野望谷可以预见，“一人公司”、“小力出奇迹”、社区化共生、社群化协作才是未来经济的主流形态；
终有一日，个体与社会之间将不再需要公司（单位、组织）这种“中间商”从中赚取差价，政府将取代各类公司（单位、组织）直接面向个体提供资源支持和兜底保障，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可以通过平台来达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可以通过自由组合的社区（社群）来实现，个体无法独立完成的工作则可以聘请AI机器人来当员工；
甚至不排除有一天，这个社会上将会出现“0人公司”。
历史规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时代的进步一定是伴随着个体价值的无限放大，我们每个人都应学会并善于做一个轻盈的剑客，而不是沉溺且依附于一个臃肿的胖子。
（参考资料：虎嗅、机械师阿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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