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这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吧，亲上加亲，对大家都好。”
1914年的北京中南海，袁世凯满脸堆笑，举着酒杯对坐在对面的黎元洪说了这么一句话。黎元洪手里捏着酒杯，手背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但这杯酒，他不敢不喝，还得赔着笑脸点头称是。
这哪里是结亲，分明就是一道催命符，直接要把黎家那个才8岁的二小姐黎绍芳，往火坑里推。
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几句看似热络的客套话，最后竟然酿成了一桩惨绝人寰的悲剧，把一个好好的千金小姐，活生生逼进了疯人院。
那时候的北平城，那是袁世凯的天下。
咱们这位黎元洪黎副总统，说好听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难听点，就是被袁世凯捏在手心里的软柿子。1913年，袁世凯稍微动了动手指头，就把黎元洪从湖北老窝给“请”到了北京，名为高升，实为软禁。
袁世凯这人疑心病重，光把人扣在眼皮子底下他还觉得不保险，非得要在两家之间拴上一根绳子才踏实。这根绳子，就是儿女亲家。
在袁世凯眼里，这就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政治买卖。他家里姨太太成群，儿子女儿一大堆，随便拎出来一个，就能换取政治盟友的死心塌地，这生意简直是一本万利。
可这事儿对黎元洪来说，那简直就是哑巴吃黄连。
那天从总统府回来，黎元洪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心里清楚，袁世凯这是在逼他站队，也是在给他上套。这门亲事只要一点头，他黎元洪这辈子就算是绑在袁家的战车上了。
等到晚上，黎元洪才把这事儿跟夫人吴敬君说了。
吴敬君一听，当时就炸了。
她不是不懂政治，也不是不知道丈夫的难处，但作为一个母亲，她首先想到的是女儿的将来。
袁家给的人选是谁？是老九袁克玖。
这袁克玖今年才11岁，还在上小学呢。关键问题不在年纪，在于出身。袁世凯有一妻九妾，这袁克玖是五姨太杨氏生的，是庶出。
而黎绍芳呢？那可是黎元洪的正室夫人吴敬君亲生的，是正儿八经的嫡出大小姐。
在那个年代，虽然口号喊着“共和”，但骨子里那套封建等级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嫡庶有别，那是铁律。让自家的嫡女去嫁给别人家的庶子，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看来，那就是把脸面往地上踩，是极其掉价的行为。
吴敬君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黎元洪的鼻子质问，咱们家又不缺吃又不缺穿，凭什么要拿亲闺女去填这个坑？
黎元洪也是满肚子苦水没处倒。他何尝愿意？但在袁世凯的权势面前，他这个副总统也就是个摆设。他要是敢说个“不”字，别说官位保不住，恐怕全家老小的性命都得悬。
为了安抚夫人，黎元洪只能硬着头皮编瞎话。他跟吴敬君说，我看过那袁老九的面相，下巴长得长，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咱们女儿嫁过去，以后肯定能享福。
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除了自欺欺人，他还能怎么办？
最后，这门荒唐的娃娃亲，就在权力的威压和无奈的叹息中，草草定下了。
那一年，黎绍芳才8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被父亲当作政治筹码，轻易地送了出去。她还以为家里来了客人热闹，却不知这热闹背后，藏着怎样冰冷的算计。
02
这事儿要是放在1914年，黎元洪那是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
但到了1916年，情况可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年6月，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两腿一蹬，归西了。
袁世凯一死，原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黎元洪，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下子，腰杆子硬了，说话也算数了。
按常理推断，这压在头顶上的大山搬走了，那门本来就是被迫定下的亲事，是不是也该顺理成章地退了？
当时的黎家人，包括黎绍芳自己，大概都是这么想的。毕竟，谁愿意把自家好好的闺女，嫁到一个已经失势、而且还是庶出的旧军阀家里去呢？
可谁也没料到，黎元洪在这件事上的脑回路，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他不退婚。
不仅不退，他还表现得特别讲“信义”。在他看来，袁世凯虽然死了，但当初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要是现在一旦得势就悔婚，那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他黎元洪是个势利小人？
为了自己那个“忠厚长者”的名声，为了那个所谓的“道德牌坊”，黎元洪竟然硬生生地要把这门亲事维持下去。
这就好比一个人明明已经从火坑边爬上来了，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守信用，又咬着牙要把亲闺女往火坑里踹一脚。
这一脚，直接就把黎绍芳踹进了深渊。
那时候的黎绍芳已经懂事了。她眼睁睁看着袁家从权势滔天变得门庭冷落，看着袁家的那些公子哥儿一个个为了争家产打得不可开交。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嫁到那样的人家，根本就不可能有好日子过。
原本还指望父亲能替自己做主，结果父亲却为了自己的面子，要把她往绝路上逼。
这种绝望，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说，是毁灭性的。
为了躲避这一切，也为了给自己找个喘息的机会，黎绍芳选择了去读书。那是1919年前后，她进了天津的南开女中。
到了学校，本以为能换个环境，换种心情。可这桩婚事就像个幽灵一样，死死地缠着她。
在学校里，同学们都知道她是黎元洪的女儿，也都知道她许配给了袁世凯的儿子。那种异样的眼光，私底下的议论，就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
再加上她本身性格就内向敏感，长期生活在那种压抑的家庭氛围里，精神状态本来就不太好。这下子，学业的压力，婚事的阴影，再加上周围环境的刺激，黎绍芳终于撑不住了。
她在学校里开始出现幻听，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大哭大笑。
学校没办法，只能通知家里把她接回去。
这一回家，病情就更重了。她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整天在那儿发呆。她心里苦啊，但这份苦，连个能诉说的人都没有。
她的亲姐姐黎绍芬在国外留学，那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给姐姐写信，字字句句都是血泪，求姐姐劝劝父亲，把这门亲事退了吧。
黎绍芬在国外看得明白，也写信回来劝父亲。她说现在的时代变了，婚姻自由了，不能再拿妹妹的幸福做牺牲品了。
可黎元洪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管谁劝，他就是那一句话：人无信不立，答应了的事，就不能反悔。
在黎元洪的眼里，女儿的幸福，终究还是比不上他大总统的金字招牌重要。
就在这种无望的等待和折磨中，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黎绍芳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甚至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
而那边的袁家，虽然袁世凯死了，但那种大家族的架子还在，那种腐朽的气息还在。他们也没有主动提出退婚，反而觉得能娶到黎元洪的女儿，对袁家来说也是个撑门面的好事。
两家人，一个为了面子，一个为了面子，就这么要把两个完全没有感情、甚至互相都不了解的年轻人，硬生生地绑在一起。
这哪里是结婚，这分明就是在杀人，而且是用软刀子，一点一点地割。
03
日子要是就这么耗下去，或许还有转机。
可老天爷似乎嫌黎绍芳的命还不够苦，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
1928年，黎元洪在天津病逝。
1930年，一直心疼女儿但又做不了主的母亲吴敬君，也撒手人寰。
短短两年时间，黎绍芳失去了双亲，成了彻底的孤儿。这一年，她才24岁，病情正是不稳定的时候。
父母一走，黎家的顶梁柱就成了大哥黎绍基。
黎绍基看着这个疯疯癫癫的妹妹，心里是真疼啊。他不像父亲那么死板，也不在乎什么政治联姻的虚名。他只想让妹妹能过几天安生日子。
既然父母都不在了，这门亲事还有什么维持的必要呢？
黎绍基决定替妹妹出头，去袁家退婚。
他找了黎元洪生前的老部下，也是两家的熟人，去袁家探口风。意思是说，你看我们家绍芳现在身体这个样子，精神也不太正常，实在是配不上你们家九爷，要不这婚事就算了吧，别耽误了袁公子的前程。
这话已经说得很卑微了，完全是在给袁家台阶下。
按理说，袁家要是稍微有点人情味，或者稍微有点理智，这时候就该顺水推舟把婚退了。毕竟，谁愿意娶个精神病人回家当媳妇呢？
可袁家的反应，再次刷新了人们对无耻的认知。
当时袁家主事的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这位大爷听了黎家的来意，眼皮都没抬一下，慢条斯理地说：“这婚约是先总统在世时定的，也是黎大总统亲口应允的，哪能说退就退？再说了，绍芳那孩子也就是有点神经衰弱，结了婚，有了喜事冲一冲，说不定就好了。”
这简直就是混账话。拿结婚来给精神病冲喜，这得是多愚昧、多冷血才能想出来的招数？
其实袁家心里也有算盘。那时候袁家虽然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面子不能丢。要是被黎家主动退了婚，那袁家的脸往哪儿搁？再说，黎家虽然黎元洪死了，但家底还在，这份嫁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门亲事，在袁家眼里，依然是一笔生意。
而这桩生意的主角之一，袁克玖，这时候也从美国回来了。
这袁克玖在美国待了十来年，受的是西方教育，穿的是西装革履，讲的是洋文。按说这样的人，应该最反对包办婚姻，最讲究婚姻自由才对。
可这人呢，也是个奇葩。
他回国后，见到了疯疯癫癫的黎绍芳，心里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他也没有提出退婚。一方面是不敢违抗大哥袁克定的意思，另一方面，他骨子里那种封建遗少的习气，比他身上的西装还要顽固。
在他看来，娶个老婆不过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完成家族任务。至于有没有感情，老婆是不是正常人，那都是次要的。大不了以后再纳妾嘛。
于是，一个留洋归来的新派人物，竟然默认了这种极度荒谬的安排。
黎绍基一看袁家这态度，也是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那时候虽然已经是民国二十几年了，但那种家族婚约的法律效力，在社会舆论和人情世故中，依然是一张撕不破的网。
两家就这么僵持着，婚期一拖再拖。
黎绍芳就像个木偶一样，任由摆布。她的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也就坐在窗前发呆，坏的时候就歇斯底里地尖叫。
她可能在想，为什么父亲要这么对她？为什么哥哥救不了她？为什么那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夫不肯放过她？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她答案。
等待她的，只有那个早已注定的、通向深渊的婚礼。
1934年，这桩拖了整整20年的婚事，终于还是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黎绍芳28岁，袁克玖31岁。
两个原本应该在各自轨道上生活的人，即将被强行捆绑在一起，去演一出注定悲剧的荒诞剧。
04
1934年的天津，一场盛大的婚礼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只不过，大家议论的不是新郎新娘有多般配，而是这桩婚事有多么的古怪和讽刺。
婚礼那天，黎家的送亲队伍排成长龙，嫁妆抬了一箱又一箱。虽然黎元洪不在了，但黎绍基为了妹妹的面子，也为了让妹妹在袁家能少受点气，那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
金银首饰、绫罗绸缎、古董字画，甚至还有地契房契，满满当当塞满了袁家的库房。
可就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袁家那位五姨太杨氏，也就是袁克玖的亲妈，却在后堂上演了一出让人作呕的闹剧。
嫁妆刚抬进门，还没等新娘子拜堂呢，这位婆婆就迫不及待地让人打开箱子清点。她一边翻着那些贵重的绸缎，一边还在那儿撇嘴，嫌这嫌那，嘴里嘟囔着怎么没有她想象的多，怎么黎家这么小气。
这一幕，被刚好路过的佣人看在眼里，传出来都成了笑话。
这就是黎绍芳嫁过去面对的第一关：一个贪婪、势利且刻薄的婆婆。
婚礼仪式上，袁克玖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副新派绅士的模样。而旁边的黎绍芳，虽然穿着大红的喜服，化着精致的妆容，但那双眼睛里，却是一片死寂，没有半点新娘子的喜气，只有深深的恐惧和迷茫。
这一对新人站在那里，怎么看怎么别扭。一个像是等着完成任务去领赏的演员，一个像是等着被宣判刑期的囚犯。
婚后的日子，果然如所有人预料的那样，是一场灾难。
袁克玖对黎绍芳根本没有半点感情，甚至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他白天忙着在外面的交际应酬，晚上回来也是倒头就睡，根本不理会那个整天坐在角落里发抖的妻子。
对于他来说，黎绍芳只是一个摆在家里的物件，一个为了家族联姻不得不接受的累赘。
而黎绍芳呢，到了这个陌生的环境，面对着冷漠的丈夫、刁钻的婆婆，她的病情迅速恶化。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没人听得懂的话。有时候佣人给她送饭，她会突然把碗摔在地上，尖叫着说有人要害她。
面对妻子的痛苦，袁克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和耐心。他没有想过请医生来给她好好治病，也没有想过哪怕多陪她说几句话。
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厌恶。
他觉得这个疯女人让他丢了面子，让他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
结婚才不过一年，袁克玖就以“无后”为借口，堂而皇之地纳了一房姨太太。
这一招，彻底击垮了黎绍芳最后一点心理防线。
在那个封建礼教依然严苛的家庭里，正妻要是生不出孩子，那就是最大的罪过。而丈夫纳妾，更是直接宣告了正妻的死刑。
看着丈夫和新欢在自己面前恩恩爱爱，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欢声笑语，黎绍芳彻底崩溃了。
她发疯的次数越来越多，动静也越来越大。有时候是半夜里的惨叫，有时候是把屋子里的东西砸得稀烂。
袁家上下，从主人到佣人，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大家都把她当成一个怪物，一个麻烦。
终于有一天，袁克玖受够了。
他不想再看到这个疯女人在家里晃荡，也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他做出了一个最残忍、也最省事的决定。
把她送走。
不是送回娘家，也不是送到乡下休养，而是直接送进了精神病院。
那天，几个五大三粗的男护工冲进房间，把还在挣扎哭喊的黎绍芳强行捆了起来，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了袁家大门。
黎绍芳绝望地看着那个曾经许诺给她“福气”的夫家大门，看着那个站在台阶上冷眼旁观的丈夫，她的眼神里，最后的光亮彻底熄灭了。
这一去，就是永别。
那个曾经也是父母掌上明珠的女孩，那个曾经也在南开校园里读过书的少女，就这样被无情地抛弃在了那个充满了哀嚎和绝望的疯人院里。
而袁家的大宅里，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人，仿佛那场荒唐的婚姻，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噩梦。
05
天津那家精神病院的高墙，隔绝了外面的喧嚣，也隔绝了所有的希望。
在那里面，黎绍芳不再是总统的女儿，不再是袁家的儿媳，她只是一个编号，一个被世界遗忘的疯子。
那时候的精神病院，条件可想而知。阴暗潮湿的病房，粗劣难咽的饭菜，还有护工们不耐烦的打骂。对于黎绍芳这样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千金小姐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但比身体上的折磨更可怕的，是心里的孤独。
这十年里，袁克玖几乎从来没有来看过她。他就像是把一袋垃圾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拍拍手，转身就去过他的逍遥日子了。
黎家的人倒是想来看，但那是袁家的媳妇，进了那种地方，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
黎绍芳每天就缩在墙角，看着铁窗外那一小块天空发呆。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是在想小时候父亲抱着她的样子，也许是在想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联姻，她现在会是什么样。
哪怕是不结婚，哪怕是就在家里老死，也比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强啊。
这十年，外面的世界已经是天翻地覆。日本人打进来了，全中国都在抗战，大家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这堵高墙之内，黎绍芳也在进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她在和自己的幻觉斗，和无尽的绝望斗。
只可惜，这场仗，她注定是输家。
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精神也一天比一天萎靡。到后来，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神空洞得像两个黑窟窿。
1945年，就在抗战胜利的前夕，黎绍芳终于熬到了头。
在一个凄冷的深夜，这个苦命的女人，在精神病院那张散发着霉味的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滴眼泪，只有窗外呼啸的风声，像是在为她送行，又像是在替她鸣不平。
那一年，她才39岁。
本该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在疯人院里画上了句号。
黎绍芳死后，袁家也就是草草处理了后事。对于袁克玖来说，这甚至可能是一种解脱，那个让他丢脸的包袱，终于彻底甩掉了。
袁克玖这人，命倒是挺硬。
送走了发妻，他又心安理得地过起了他的日子。他又娶了新老婆，依然享受着袁家残留的那点余荫。
虽然后来时局变动，袁家也彻底败落了，他也过得不怎么如意，但比起黎绍芳遭受的那种非人的折磨，他简直就像是活在天堂里。
他一直活到了1973年，活到了70多岁。
当他在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知道他在深夜里，会不会想起那个被他亲手送进疯人院的结发妻子？
会不会想起那个曾经只有8岁、穿着红袄、一脸懵懂被许配给他的小女孩？
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像他这样的人，心里装的只有自己，只有家族的利益，哪里还装得下别人的血泪？
黎绍芳的一生，就是那个时代最惨烈的注脚。
她什么错都没有，唯一的错，就是生在了那样一个家庭，遇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她的父亲为了权力出卖了她，她的丈夫为了面子毁了她。两个男人，两个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联手把她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场所谓的“强强联姻”，那场被吹捧为“秦晋之好”的政治作秀，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疯女人的孤坟，和一段让人听了都觉得脊背发凉的历史。
袁克玖在1973年终究是死了，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
有人说，这就是报应，老天爷都看不过眼，让他这辈子断子绝孙。
这话听着解气，可仔细一想，又觉得挺没劲的。
报应来了又能怎么样呢？那个在精神病院里哭喊了十年的女人，还能活过来吗？那些被权力和礼教吞噬的青春，还能补回来吗？
黎绍芳坟头的草都换了几十茬了，袁克玖死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多了一捧黄土。
这两人在地下要是碰了面，估计袁克玖还得摆那副大少爷的谱，嫌弃黎绍芳是个疯婆子。
只可惜啊，这一世的债，算是彻底烂在那段旧时光里了，谁也还不清，谁也算不明。倒是让后人看了一场笑话，叹了一句：这吃人的旧社会，这凉薄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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