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暮色四合，老火车站笼罩在一片昏黄而温柔的灯光里。我们这些新兵，穿着尚未佩戴领章帽徽的军装——即便最小号，在我身上仍显宽大——心中已怀着一份“准军人”的豪情，列队等候登车。
月台上，送行的人群熙攘。我的父母也在其中，父亲递来一袋橘子，果皮虽已泛褐，却透着一股特别的甜香。母亲又掏出几块钱，纸币带着生活的褶皱与些许污渍，在她微微颤抖的手中递过来：“到了，就写信回来……”我接过那尚存体温的积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那不仅是几块钱，更像是父母所能掏出的全部牵挂。而我，一个从未远行的少年，即将独自面对未知的世界。
能穿上这身军装，于我而言实属意外。自幼体质孱弱，体检那天，为凑足体重，我清晨灌下两大杯白开水，才勉强跨过百斤门槛。后来才知，母亲为争取名额，曾与乡武装部长激烈争执。此刻，站在月台上，命运的转折就握在手中。
我提起行囊，转身踏上火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火车相遇，乘坐的却非寻常客车，而是俗称“闷罐车”的货运车厢。它由铁皮严密包裹，不见一扇窗，唯一的入口用木梯交叉固定，悬着一面厚重的帆布帘。
上车后，我被安排在角落的凉席上。放下背包，倚着冰冷的厢壁，目光投向门外飞速倒退的世界。风声呼啸，仿佛被每一节车厢切割、撕扯；路旁的白杨，如沉默的列兵，不断掠过。车厢内异常安静，十几名新兵并肩躺卧，彼此陌生，仅以眼神悄然致意。另一头用帆布隔着，听说里面是几位女兵。
万籁俱寂中，唯有铁轨“哐当、哐当”的节奏，击打着夜的深邃。忽然，一阵压抑的啜泣声从邻铺传来，渐趋悲切。“怎么了？”负责接兵的军官询问道。那位新兵没有回答，只是对着一张姑娘的照片垂泪——相中的女孩，辫子乌黑，眼眸清澈如星。“临走……忘了带她送的手帕……”他哽咽难言。“到了部队，让家里寄来便是。”军官轻声安慰。望着他，我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愫，既有对这般年轻恋情的懵懂讶异，也更添了一份离家的酸楚。
夜色渐浓，偶尔有星子从天幕的裂隙中闪过。我闭目遐思，勾勒着未来的军旅图景：持枪屹立，英姿飒爽，甚至幻想日后提干，身着“四个兜”的军官服荣归故里。正神游间，忽闻军官一声断喝：“你干什么！”抬头望去，一位新兵正掀动女兵车厢的布帘。“我……我想给她几个面包，”他慌忙解释，“上车时，我不小心踩掉了她的解放鞋……”原来，他将晚餐发的面包悉心珍藏，只为表达这份笨拙的歉意。黑暗中，我们看不见他是否脸红，却皆被其真诚触动。“回去！她们也发了！”军官语气不容置疑。他讪讪退回，车厢复归沉寂，唯留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格外刺耳。
“看来大家都睡不着，都想家。”军官的声音缓和下来，“不如，每人讲个故事吧？什么都可以，我先来。”他讲述起边境猫耳洞的日夜：如何枕戈待旦，如何与枯燥为伴，而最温暖的慰藉，是一条绣着“献给最可爱的人”与火红木棉的绢帕，来自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大学生。军官语带怀念，我们静默聆听，仿佛也望见了那簇跃动的木棉，以及绢帕主人模糊而美好的身影。
故事如星火，渐次传递。轮到我时，我说起毕业那天，与同窗凑齐班费，沿铁轨步行至远方书店，合买了一套《约翰·克里斯朵夫》，而后各执一册，相约在文字里重逢。我们讲述着，倾听着，思乡的浓雾似被悄悄驱散。列车规律的摇撼，终将我们送入不安却深沉的睡眠。
破晓时分，我们在一个陌生小站下车。背负行囊，踏着口令，我们登上部队来接的卡车。回望那列静卧的闷罐车，它载着我们走过军旅生涯的第一个昼夜，见证了最初的悸动与情谊。相聚虽短，印记已深。
此后岁月，我多次乘坐闷罐车，奔赴野外、辗转边防，却再无一次如初程那般刻骨铭心。如今，新兵们搭乘的是舒适的车厢、高速的列车，乃至翱翔天际的银鹰。时代巨轮滚滚向前，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四十余载弹指而过，那列远去的闷罐车，却依旧载着青春的喧嚣、离别的泪水与最初的梦想，在我心深处，隆隆驰骋，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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