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过去了，回过头看，这一年过得可真不消停。官方的报告不看也罢，字里行间是“成就斐然”“稳步推进”“开创新局面”之类的词汇。那些话固然没错，但总感觉隔着一层。就像看精修过的照片，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太像真人。
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换个不一样的姿势，褪去那层“美颜滤镜”，用法律法学圈里人自己的话，聊聊2025年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焦虑、争论和那么一点点微茫的希望。我不想谈“顶层设计”的宏伟蓝图，只关心这些设计落地时，砸在我们脚上是疼还是痒。我也不想空喊“自主知识体系”的口号，而是想问问，这所谓的体系到底要解决谁的知识焦虑，又将如何影响一个青年学者/学子的生涯前途。
我希望，这篇能像一场深夜酒馆里的谈话，真诚、犀利，或许还有些牢骚，但最终还是为了明天能更好地前行。毕竟，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与法治的进步，从来不是靠文件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我们每一个法学者、法律人，在具体的、琐碎的、甚至令人沮丧的日常中，一点点拱出来的。
书归正传。
如果说2025年的中国法学界有一个词能精准地描述象牙塔内的氛围，那一定是“焦虑”。这种焦虑，弥漫在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再到青年教师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再是简单的“学业繁重”或“求职困难”，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于“意义”和“出路”的集体迷思。
“法考”独木桥下的“学历通胀”
曾几何时，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考）被视为法律人职业生涯的“成人礼”，是进入法律实务界的金钥匙。然而，到了2025年，这把钥匙的光芒正在迅速黯淡。法考通过率的逐年攀升，叠加法学毕业生数量的持续井喷，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个通过了法考的法学硕士，在北京、上海的律师事务所里，可能连一份能体面生活的薪水都拿不到。
“学历通胀”和“证书贬值”成了毕业生们挂在嘴边的热词。红圈所的门槛早已卷到海外顶尖法学院的LL.M.和J.D.，普通律所则被海量的求职简历淹没，能给出的薪资也一降再降。这种“人多-岗少-价低”的恶性循环，让法学教育的“精英”光环褪色，变成了一门高度依赖家庭背景和人脉资源的“现实”学科。
2025年，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法学生开始“不务正业”。他们考公、考编，涌入国企、银行，甚至投身看似与法律无关的行业。这并非他们不热爱法律，而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种理性的“风险规避”。法学院教给他们的法律逻辑和思辨能力，最终没能让他们成为法庭上的辩护人，却成了他们在考场上搏杀的利器。这无疑是法学教育的一种成功，但或许，也是一种悲哀。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马里亚纳海沟”
“法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这句话几乎写进了每一本法理学教科书，但在2025年的法学教育实践中，它更像一句无奈的口号。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已经不是一条小河，而是深不见底的“马里亚纳海沟”。
一方面，法学院的课程体系依然固守着“大陆法系”的传统框架，强调理论的体系性和逻辑的自洽性。教授们在课堂上引经据典，从罗马法讲到潘德克顿体系，学生们则埋头于各种“构成要件”和“请求权基础”。这套训练无疑是重要的，它塑造了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但问题是，当学生走出校门，他们会发现，律所老板更关心的是他们会不会写一份滴水不漏的合同，法官更在意的是他们提交的证据清单是否规范，客户则只想知道“这官司能不能赢”。
另一方面，法律实务的快速迭代，尤其是受技术驱动的变革，让法学院的教学显得“慢了半拍”。例如，“数字法治”和“人工智能法学”已经成为学术热点，各大高校也纷纷开设相关课程。但这些课程往往由传统的部门法教授“兼任”，讲授内容多为宏观的伦理探讨或政策解读，真正涉及算法、数据合规、代码审计等硬核技能的少之又少。学生们学到的是“为什么”要监管人工智能，却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具体的AI侵权案件中进行证据固定和责任认定。
这种脱节导致了法学教育的“双输”：学生觉得学的东西“没用”，用人单位觉得招来的人“不会用”。于是，各种价格不菲的“律所实习训练营”“模拟法庭培训班”在校外大行其道，成为法学院教育的“编外教辅”，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有钱有资源的学生，可以提前“付费”弥补这条鸿沟。
“自主知识体系”的喧哗与落地
“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2025年学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从官方层面，其意图是明确的：摆脱对西方法学理论的路径依赖，总结中国法治实践的独特经验，提升中国在国际法学界的话语权。这个目标宏大且必要，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却引发了不小的困惑和争论。
在一些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看来，这个口号有时会变成一种“学术正确”的压力。申请课题、发表论文，似乎不挂上“自主知识体系”的标签，就显得“政治站位”不高。这种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研究的颇有心机的“换皮”——用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去包装既有的研究内容，实质性的创新并不多。
更深层次的争论在于，“自主”不等于“封闭”。一些学者担忧，过度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会导致对域外优秀法学成果的排斥，使得中国的法学研究走向“内循环”。例如，在民法领域，德国、法国的理论体系依然是解释和适用我国《民法典》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行政法领域，对“比例原则”、“正当程序”等概念的借鉴，仍是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如何在“自主”与“借鉴”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避免将“自主”变成一种新的“教条”，是2025年学界内部反复思辨的核心问题 。
从一个更“民间”的视角看，学生们关心的是，这个“自主知识体系”最终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他们的课本里和考卷上。它会提供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吗？还是会变成一套需要死记硬背的新名词？这个体系的构建，最终能否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诉求？这些问题，至少在2025年，我们还没有看到清晰的答案。
回顾2025，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中国法学的状态，或许是“撕扯”。
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撕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撕扯，在自主与开放之间撕扯，在快速变革与制度稳定之间撕扯。这种撕扯，带来了焦虑和迷茫，但也孕育着反思和变革的动力。本篇文字无意提供任何标准答案，更不想贩卖廉价的乐观或悲观。我只是想诚实地记录下经历这些“撕扯”的瞬间，因为，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展望2026年，我们面临的世界只会更加不确定。技术变革的浪潮不会停歇，社会结构的转型仍在继续，国际环境的博弈将更趋激烈。作为法律人，我们能做的，或许不是去预测未来，而是去坚守一些不变的东西。
坚守对“人”的关怀。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法律最终服务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在追求效率的智慧法院里，多想一想那个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在构建宏大理论体系时，多看一看那个为生计奔波的外卖骑手。法治的温度，最终体现在对每一个具体个体的境遇的共情与回应。
坚守“常识”的力量。 法律的世界充满了复杂的概念和精巧的逻辑，但最根本的，它不能违背普通人的常识和朴素的正义感。当一个法律规定或司法判决，让大多数人觉得“不可思议”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或许不是民众的“法治素养”不够，而是我们的法律本身出了问题。
坚守批判性的思考。 无论是面对来自官方的宏大叙事，还是来自市场的技术神话，保持一份独立的、审慎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是法律人最宝贵的品质。不盲从，不迷信，敢于对权力和资本说“不”，也敢于对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深刻反省。
2025年已经翻篇。新的一年，挑战依旧，甚至会更多。但正如一位前辈所言，法学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凿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光，但你凿一下，总会掉下来一点石头。
最后，愿我们在2026年都能成为那个继续凿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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