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张梦婷 马晓霖
一项耗时四分之一世纪的谈判,在2026年初戏剧性地冲刺撞线。
1月17日,欧盟与南美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贸区之一、覆盖约7.2亿人口、经济总量逾22万亿美元的一体化市场即将成型。根据协议文本,双方将分阶段取消超过90%的双边商品关税壁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此称为“整整一代人的成就”。
然而,这一历史性协议诞生的时刻,恰逢全球贸易秩序与联盟信任遭遇冷战后最严峻的考验。就在协议签署前后,美国特朗普政府为攫取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公然对丹麦、挪威、法国、德国等8个欧洲国家发出加征关税的威胁。此举不仅将经济工具彻底武器化,更标志着大国竞争逻辑已突破传统地缘边界,直接挑战二战后的主权规范与联盟互信基础。
在此背景下,欧盟与南共市这场迟来25年的“经济联姻”,其战略意涵已远远超出削减关税促进货物流通的传统范畴。它被广泛解读为欧洲在传统跨大西洋关系发生根本性质变的压力下,为寻求战略回旋空间、重构经济安全网络而进行的一次关键布局。协议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更在于其作为政治信号的象征意义。
那么,这场被危机感催生的跨洋联合,其根基是否牢固?欧盟以深化南方纽带对冲传统盟友关系的战略转向,究竟能释放多大能量?这份酝酿25年的自贸蓝图,又能否真正抵御正在蔓延的全球贸易寒流?
一次握手,“暖流”对冲“寒流”
巴拉圭首都签约现场的握手与祝酒,难以完全掩饰这场“联姻”的紧迫底色。从1999年谈判启动,历经2019年原则性共识,直至2026年终告落笔,其间因农业利益激烈冲突、环保标准难以调和、内部政治周期更迭而四度中断的坎坷历程,清晰揭示了这项谈判本身的极端复杂性。最终促使各方在核心分歧上作出关键让步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经贸互补关系的自然深化,而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指出,该协议签署之际,正值美国展现更强硬实力回潮态势,其意义已远超传统贸易范畴,实质上是面对美国日益突出的保护主义倾向与军事压力,欧盟与南共市为强化自身战略自主性而作出的共同选择。
这股外部推力,其源头清晰无误地指向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逻辑日益凸显出鲜明的交易色彩与对抗特质,近期更是将关税直接与盟友的领土主权问题相捆绑。此举从根本上撼动了欧洲长期以来所依赖的传统经济安全架构与信任基础。这种与日俱增的战略不安全感,为这项搁置已久的协议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能。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直称此项协定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工具”。其核心战略意图,是通过快速构建一个具备显著规模效应的多元化经济伙伴网络,以系统性降低对任何单一且行为难以预测的主要市场的过度依赖,从而实质性增强自身的经济韧性与战略议价能力。
欧盟与南共市的这场历史性握手所试图释放的“暖流”,本质上是一股服务于战略平衡与风险对冲的“人工暖流”。它是在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寒流”不断侵袭全球体系的背景下,被迫紧急启动的一套供暖装置。欧盟正借此传递一个信号:即使最传统的联盟关系发生动摇,它仍有能力与意愿构筑起新的经济合作支柱。
廿五载僵局,恐惧催化共识
欧盟与南共市这项协议之所以能突破长达25年的僵局,核心驱动力并非利益计算的忽然契合,而是“恐惧”这一地缘政治催化剂发挥了关键作用。双方内部长期存在的深刻矛盾,在共同面对的外部压力下被迫暂时搁置,让位于更高层级考量。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及格陵兰岛的姿态及其“贸易战”,从反面警醒了欧洲与南美国家,促使双方加速减少对行为日益不可预测的超级大国的经济依赖。
在欧盟内部,支持与反对的裂痕深刻且持久。以德国、西班牙、荷兰为代表的工业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将南共市市场视为关键的增量空间与未来增长引擎,因而力主推动协定。而以法国、波兰、奥地利及爱尔兰为核心的农业利益集团则坚决抵制,原因是担心来自南美大规模、低成本农业生产的牛肉、乙醇、糖等产品对本土农户与市场结构造成冲击。2025年年末,数千名来自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农民驾驶拖拉机封锁欧盟总部所在地的激烈场面,已成为欧盟内部社会利益尖锐对立和政治撕裂的生动象征。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以捍卫农民利益为由,对协定持强硬反对立场。为换取最终所需的“合格多数”支持,欧盟委员会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承诺设立总额高达450亿欧元的农业支持基金,并为牛肉、禽肉等高度敏感农产品设定极为严格的关税配额(例如牛肉配额仅约占欧盟消费总量的1.5%)。这实质上是以高昂的财政补贴与内部政治妥协为代价,才勉强争取到协议的通过。
南共市国家同样在谈判中作出了艰难让步。巴西在环境保护标准方面作出的承诺,遭遇国内主张优先发展产业的派别强烈质疑;阿根廷则在保护本国相对脆弱的工业部门与获取欧盟广阔市场准入之间反复权衡、艰难取舍。此前,因环保组织强烈担忧协定可能加剧亚马孙雨林的砍伐,欧盟于2023年单方面增添了更为严苛的绿色条款,此举曾激怒南共市领导人,并一度令谈判濒临破裂。然而,对在全球大国博弈中可能被边缘化、在经济格局动荡中丧失发展主动权的共同忧虑,最终压倒了各自的内部分歧。与欧盟这一全球重要的规范性强权进行深度经济制度绑定,被多方视为提升自身战略地位、确保未来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关键路径。正如巴西总统卢拉所说的,南共市-欧盟自贸协定“有利于多边主义”,他同时承诺巴西将继续致力于开拓更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这场“联姻”的共识,建立在一种对“更坏情形”的共同恐惧之上。它并非坚如磐石的信任共同体,而更像是在地缘政治风暴隐约来袭之际,各方基于紧迫的避险逻辑而匆忙达成的阶段性契约。其内在的稳固性与持久力,将直接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强度与持续性。美国退回“零和民族主义”的强硬做法,使得追求战略自主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已然演变为关乎经济安全与发展命脉的紧迫现实需要。
蓝图之下,荆棘与蜜糖共生
尽管政治仪式已完成,这份宏大蓝图的实现之路依然荆棘密布,其最严峻的挑战恰恰源于联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与协议自身的脆弱平衡。协定的全面生效,仍需闯过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国内批准的多重政治关卡,前路阻力重重。
首先,障碍可能来自欧盟自身复杂的决策程序与持续发酵的民意反弹。协议签署后,欧洲议会内的极右翼党团迅即发起对欧盟委员会的不信任动议,指控其在谈判中背弃了欧洲农民的根本利益。虽然欧洲议会在1月22日举行的全会上否决了针对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的不信任动议,但它无疑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预示着在欧洲议会以及后续各成员国议会的漫长批准进程中,每一次投票都可能演变为不同政治力量、产业集团和地域利益之间的激烈角力。以法国为代表的农业利益集团,很可能在接下来的各国批准阶段全力动员,使协议面临被阻挠或实质性修改的风险。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在应对外部威胁时也并非铁板一块。例如,为反制美国关税威胁,部分成员国虽支持制定一份价值930亿欧元的报复性清单,但在是否动用更具战略威慑力的“反胁迫工具”这一问题上却陷入分歧。这种内部协调的难度,折射出欧盟在凝聚共同对外经济战略时面临的持久挑战。
其次,协议本身内置的“结构性张力”是未来摩擦的潜在火种。为换取内部支持,欧盟设计的“安全保障机制”规定,当南共市农产品进口激增或价格剧跌时,布鲁塞尔有权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这一条款被南共市国家,特别是巴西的农业团体,批评为变相的保护主义工具,可能使其预期的市场准入实惠大打折扣。此外,欧盟基于自身标准单方面附加的严格环境与气候条款,在南美生产国眼中是一种“绿色壁垒”或“生态帝国主义”,为日后关于标准互认与执行监督的纠纷埋下伏笔。
更深层且更具根本性的挑战在于,这场由“外部恐惧”催化的战略合作,其内在凝聚力能否持久。倘若跨大西洋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或者全球地缘经济格局发生新的重大变动,欧盟内部那种主张优先修复对美传统纽带的声音可能重新占据上风。同样,南共市国家也始终保持着战略选择的灵活性,其领导人已多次表示将积极拓展与中国等重要经济体的合作。这种多元化的伙伴战略本身就表明,其对欧盟的经济依赖存在明确边界和限度。一旦初始的“危机感”随时间淡化,或出现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项,维系并深化当前协议的政治意愿与经济动力均可能面临衰减风险。
如此看来,这份自贸协定能否真正成为抵御“贸易寒流”的坚固防波堤,远非定数。该协议的长远生命力与实质成效,将取决于一个更为艰难的转化过程:欧盟与南共市能否将这份源于外部威胁的“恐惧共识”锻造成基于内在共同发展利益与深度制度融合的“坚韧纽带”。
欧盟与南共市这场历时25年的谈判长跑,其终点线并非协议的签署,而恰恰是另一个更具不确定性、更需要智慧与耐心的漫长实施与磨合周期的起点。最终,其成败不仅在于能否在纷繁的利益冲突中找到技术性平衡点,更在于各方能否在日益分裂的全球格局中,为这一跨洋合作寻找到坚实而持久的共同战略支点。
(作者简介:张梦婷,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晓霖,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包玉刚讲席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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