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银行巨头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说什么也没想到，刚在达沃斯论坛上绘声绘色地描述特朗普的移民执法行动中“五个成年男子殴打一位老太太”，并提出批评之后，转头就被特朗普告上了法庭。
1月22日，特朗普向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摩根大通赔偿50亿美元，理由是摩根大通在在特朗普于2021年曾经因为“政治原因”停掉了他的账户。
事情要追溯到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袭后，当时，特朗普陷入人生低谷，不仅卸任总统，连社交账号也被悉数关闭。随后的2月19日，曾与特朗普合作数十年的摩根大通银行以“声誉风险”这一笼统的名义切断了特朗普的账户，仅提前60天通知，导致特朗普和企业不得不紧急在其它地方开设银行账户。这些账户中存有他和他的关联实体的数亿美元资金。
更恶劣的是，摩根大通还将特朗普和他的公司列入了一个声誉“黑名单”，该名单包括有“恶劣行为历史或不符合适用银行规则和法规”的个人和企业。这造成了其它银行不再与特朗普和他的公司进行业务往来。
在诉状中，特朗普指控摩根大通和戴蒙犯有商业诽谤罪，违反佛罗里达州的不公平和欺骗性贸易行为法，违反默示诚信和公平交易的契约，因而要求赔偿50亿美元。
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成立于1799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公司业务涵盖零售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及商业银行等多个领域，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对政治风向的转变也相当敏感。在2021年国会山事件之后，美国普遍认为特朗普已经大势已去，不可能再回归。为避免不必要的政治风险，摩根大通也随大流，在特朗普正式卸任总统之后关停了特朗普的多个银行账户。
不仅如此，摩根大通还关闭了其它一些保守派实体的账户，例如在2022年关闭了“宗教自由全国委员会”的账户，理由是未披露捐赠人信息。
作为一家大型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在运营中考虑政治、法律和市场风险，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就在于摩根大通预判错了方向，押错了宝，谁也没有想到，四年之后，特朗普又回来了。
自去年重新上任以来，特朗普对他认为的政治敌人展开了报复行动。
2025年，他先后起诉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亚当•希夫，原因都是他们曾经“迫害”过自己。
特朗普还先后提起诉讼，指控《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英国广播公司诽谤，要求赔偿总计350亿美元。之前与ABC新闻和派拉蒙公司的诉讼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
对于银行的起诉也不是第一次。2025年3月，特朗普集团起诉信用卡巨头资本一（Capital One），指控在2021年夏天该银行关闭了特朗普集团的数百个账户，理由是“政治歧视”，该诉讼仍在审理中。
但是，摩根大通似乎没有意识到特朗普归来的危险，杰米·戴蒙更是一直嘴炮不断，和特朗普对着干。
去年4月7日，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提出不到一周，戴蒙就在其年度致股东信中表示，关税会造成通货膨胀，不仅是进口商品，还有国内价格，从而拖累已经放缓的美国经济。他因此成为第一位公开评论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华尔街大型银行总裁。
在特朗普增强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之后，戴蒙多次对此提出批评。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反问“他们是罪犯吗？他们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吗？”戴蒙认为美国需要移民，他说“他们在我们的医院、酒店、餐厅和农业中工作，他们是好人。”
今年1月9日，特朗普提出将信用卡利率上限设定为10％，并表示该利率上限计划从2026年1月20日开始生效，为期一年，目的是试图降低消费者的借贷成本。
作为美国最大的信用卡发行商之一，摩根大通对此政策表示了极力反对。戴蒙表示，这项措施将使80%的美国人无法获得信用，警告称这将带来“经济灾难”。
在1月中旬的财报电话会议中，戴蒙又批评了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调查，称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表态在华尔街和全球金融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外，杰米·戴蒙最令特朗普不满的可能是另一件无法摆上台面的事：他拒绝了为特朗普耗资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捐款。
在白宫宴会厅长长的捐赠者名单上，亚马逊、苹果、谷歌、惠普、微软、T-Mobile等大公司赫然在目，却找不到摩根大通的名字。而戴蒙对此的解释居然是“我们非常关注我们所承担的风险，如果做出任何看起来像是在买通官员的事情”，因为“要考虑下一个司法部将如何处理这件事”。
这位华尔街大佬显然是考虑得太远了。结果就是，下一个司法部还没上任，特朗普就已经先出手了。
于是，摩根大通只能极力辩解：“摩根大通不会因政治或宗教原因关闭账户，我们关闭账户是因为它们给公司带来了法律或监管风险。”
从更深一层看，特朗普起诉摩根大通，并不只是一次个人恩怨或商业纠纷，而是美国政商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习惯于以“合规”“风险控制”的名义，在政治风向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立场，与失势政治人物保持距离，以此规避潜在风险。
但特朗普的回归打破了这种默认逻辑，也暴露出金融资本在政治判断上的脆弱性。当银行开始将政治预判包装为制度中立时，实际上已经深度介入权力博弈之中。
如今特朗普选择以司法手段反击，既是在清算个人旧账，也是在向华尔街释放一个明确信号：在高度极化的政治环境下，资本不再拥有“永远安全的中立区”。摩根大通的遭遇，只是这一轮政商重新博弈的开始。
50亿美元赔偿，彻底揭开了美国制度的遮羞布：华尔街可以在政治人物失势时迅速切割，以合规之名行站队之实；而当权力重新洗牌，政治人物又可以借助司法机器，对资本发起清算。这场“狗咬狗”的闹剧，本身就是美国衰败最直观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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