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1918年9月的波士顿，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和恐慌的味道。
西班牙流感像个看不见的死神，在大街上横着走。医院里全是咳嗽的人，医生不够用，护士也累得直不起腰。
肯尼迪家的大宅子里，气氛比外面还紧张。这家的儿媳妇罗斯·肯尼迪要生了。这是老约瑟夫·肯尼迪的第一个女儿，全家都盼着是个健康的男孩，或者至少是个完美的女孩。
那时候的规矩特别死。法律规定，护士不能单独接生，必须得有医生在场签字。
负责接生的古德医生被流感缠住了，迟迟没来。产房里只有一个慌了神的助产护士。
她怕担责任。如果没医生在场孩子出了事，她的饭碗就砸了，搞不好还要坐牢。
于是，这个护士做了一个这辈子最混蛋的决定。
她死死按住罗斯的大腿，甚至把手伸进去，顶住那个已经探出头的婴儿脑袋，硬生生把孩子给憋了回去。
罗斯疼得尖叫，汗水把床单都湿透了。她求护士停手，但护士像没听见一样，嘴里只念叨：“医生没来，不能生，绝对不能生。”
这一顶，就是整整两个小时。
房间里只有产妇的哀嚎和护士急促的呼吸声。那是1918年的秋天，外面的树叶都落光了，屋里的时间仿佛凝固了。
等到古德医生终于赶来的时候，孩子的脸已经憋得发紫。
医生赶紧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是个女孩，取名罗斯玛丽·肯尼迪。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只觉得孩子有点缺氧，哭得不够响亮。
但后来的医学解剖和史料证明，这两个小时的缺氧，像一把烧红的刀子，在婴儿娇嫩的大脑里留下了不可逆转的伤疤。
罗斯玛丽从出生的第一分钟起，就被这个为了规避责任的护士，给推进了深渊。
她的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打上了“残次品”的标签。
②
老约瑟夫·肯尼迪不是一般人。
他是波士顿市长的女婿，是个野心大到能吞下整个美国的男人。他的人生信条只有一条：赢。
在他眼里，孩子不是孩子，是资产，是筹码，是通往白宫的阶梯。
肯尼迪家的饭桌就是战场。吃饭得讨论时政，玩游戏必须争第一，谁考了第二名就得挨骂。
罗斯玛丽夹在这一群精英里，显得特别扎眼。
别的孩子一岁多就能跑能跳，她两岁了连爬都费劲。别的孩子牙牙学语背儿歌，她只会流着口水发呆。
母亲罗斯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她不敢说。
医生私下告诉她：这孩子智力有问题，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出生时候被憋坏了。
这话要是传出去，肯尼迪家的脸往哪搁？
那时候美国上流社会信“优生学”，觉得坏基因才会生出傻孩子。老约瑟夫正琢磨着竞选总统，家里有个傻女儿，这政治生涯还没开始就得结束。
老约瑟夫看着这个慢半拍的女儿，眼神里没有心疼，只有算计。
他想的不是怎么治好她，而是怎么藏好她。
一场长达二十年的“掩耳盗铃”大戏就这么开场了。
夫妻俩达成默契：只要不承认，罗斯玛丽就是正常的。
他们把她塞进普通公立学校，强迫她跟上进度。这就好比让一只受伤的小羊跟狼群赛跑。
罗斯玛丽很努力。真的很努力。
她的日记本里字迹歪歪扭扭，像蚯蚓爬。她写：“我会听话，我会做个好女孩，别生气。”
每一笔都透着讨好，透着卑微。她拼了命想融入这个家，想换来父亲的一个笑脸。
但现实特别残酷。
哥哥姐姐们去海上帆船比赛，去打橄榄球，她永远是那个被甩在后面的累赘。
大家不打她，也不骂她，就是无视她。这种无视比刀子还锋利。
每当她因为跟不上节奏而发脾气、浑身抽搐时，兄弟姐妹们就像看见瘟神一样，一哄而散。
她不懂为什么没人跟她玩，不懂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个“特别”的人。
这种长期的压抑，把她的性格扭曲了。她变得敏感、暴躁，又特别渴望别人关注她。
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雷。
③
1938年，老约瑟夫当上了驻英国大使。全家搬到了伦敦。
这成了罗斯玛丽这辈子最亮的一段日子。
在这里，没人认识她，没人知道她是个“慢孩子”。她暂时逃离了美国那个让人窒息的竞争环境。
英国国王和王后要接见肯尼迪一家。
罗斯怕女儿出丑，提前两周就开始特训。光是行屈膝礼，就练了上千遍。
罗斯玛丽学得特别认真。她太想让妈妈高兴了。
那天晚上，她穿了一身白色的纱裙，上面绣着银线，特别漂亮。
虽然行礼的时候差点被裙子绊倒，但她脸上那种傻乎乎又纯真的笑，一下子把国王和王后逗乐了。
英国报纸大肆报道，说肯尼迪家的大小姐美貌惊人，气质纯真。
那一刻，罗斯玛丽觉得自己终于正常了。她不是累赘，她是聚光灯下的公主。
后来，她被送进伦敦的一所修道院学校。
那里的修女不逼她考第一，教她做手工，种花。没有竞争，没有白眼。
罗斯玛丽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脸色红润了，也爱笑了。
老师写信夸她进步大，老约瑟夫去看她，也觉得这女儿好像没那么丢人了。
这段时间，可能是她这辈子唯一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1940年，二战的炮火逼近伦敦。肯尼迪一家连滚带爬逃回了美国。
这一回去，就把罗斯玛丽彻底推进了地狱。
④
回到美国的罗斯玛丽，二十多岁了。
长得亭亭玉立，金发碧眼，是个标准的美国甜心。但她的脑子，还停留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水平。
这种反差太危险了。
她身体里的荷尔蒙在躁动，她想谈恋爱，想去酒吧，想像别的女孩一样疯跑。
但她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更不懂什么叫风险。她就像个拿着火把的孩子，冲进了炸药库。
在修道院寄宿学校里，她开始管不住了。
半夜翻墙溜出去，去酒吧喝酒，跟陌生男人搭讪。
她喜欢那些男人看她的眼神，哪怕那些眼神里写满了不怀好意。
修女们吓坏了，写信给罗斯：再不管管，这姑娘就要毁了，搞不好会怀孕，甚至染上性病。
这封信到了老约瑟夫手里，就像引爆了一颗炸弹。
当时，大儿子小约瑟夫和二儿子约翰·肯尼迪正准备竞选议员，正是最关键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爆出来，肯尼迪家的大小姐是个，还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这政治前途就全完了。
智障
在老约瑟夫的天平上，女儿的幸福连个砝码都不算，家族的利益才是一座山。
有一次，罗斯玛丽天真地跟家里人说：“有个男生夸我是肯尼迪家最漂亮的女孩。”
这话在父亲听来，就是警报声。
他看到的不是女儿的魅力，是随时会炸毁家族声誉的定时炸弹。
必须解决这个麻烦。一劳永逸地解决。
⑤
老约瑟夫找到了一个叫沃尔特·弗里曼的医生。
这人是个疯子，也是个天才。他正在全美国推广一种叫“前额叶切除术”的新手术。
原理听着特别简单，甚至有点粗暴。
弗里曼说，精神病患者之所以发疯、抑郁、躁动，是因为大脑前额叶的神经搭错了。只要把这部分神经切断，人就变乖了，变安静了。
当时的报纸把这手术吹得天花乱坠，说是给绝症病人带来福音。
但在医学界，这争议特别大。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把人变成行尸走肉。
可老约瑟夫不管这些。他只听进去了两个字：温顺。
只要女儿不闹，不乱跑，不给家里丢脸，这就够了。
至于副作用？至于风险？他根本不在乎，或者说，他潜意识里觉得，反正这女儿已经是个“次品”了，再坏能坏到哪去？
他甚至没告诉老婆罗斯，更别说问罗斯玛丽愿不愿意了。
在这个家里，老约瑟夫就是上帝。
1941年11月，23岁的罗斯玛丽被带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
⑥
手术定在11月12日。
罗斯玛丽可能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者是能让她变聪明的神药。
她特别听话地躺在手术台上，手脚被皮带死死捆住。
周围全是冷冰冰的器械，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她有点怕，但更多的是对父亲的信任。
她不知道，这个她最信任的男人，正在门外签字画押，把她的大脑当成了一块烂肉。
主刀的是詹姆斯·沃茨医生，弗里曼在旁边指挥。
为了确定切哪儿不切哪儿，手术得在病人清醒的状态下做。
听着特别吓人，但这就是当时的“医学常规”。
医生没给全麻，只打了点镇静剂。罗斯玛丽的头被固定住，头顶剃了两块头发。
医生在她头顶两侧钻了两个小孔。
弗里曼让她背诵《主祷文》，或者唱《天佑美国》。
罗斯玛丽就乖乖地张嘴，声音颤抖地开始背诵：“我们在天上的父……”
就在她背书的时候，沃茨医生拿起了一把像黄油刀一样的器械，前面带个环圈。
他把那根细长的金属棒，顺着头骨上的小孔，直接捅进了罗斯玛丽的大脑。
⑦
罗斯玛丽还在背经文，声音越来越抖。
弗里曼医生在旁边喊：“继续背！别停！”同时指挥沃茨转动那个金属棒。
那根棒子在她的前额叶里来回搅动，像搅拌机一样。
每转一圈，真正的脑组织就被切断一截。神经纤维断裂的声音听不见，但功能在一点点丧失。
她的记忆、情感、性格，就在这一刻被物理抹除。
她的语速慢下来了，单词咬不准了。原本连贯的句子变成了碎渣。
她的眼神开始发直，嘴角控制不住地流出口水。
那个鲜活的、虽然有点笨拙但充满热情的姑娘，正在一点点死去。
她试图唱《天佑美国》，但声音已经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呜咽。
就在医生做最后一次切割的时候，声音戛然而止。
手术室里死一样的寂静。只有盘子里的器械碰撞声。
沃茨医生拔出那根沾着脑浆和血的金属棒，长出了一口气：“好了，结束了。她安静了。”
⑧
手术确实“成功”了。
老约瑟夫想要的效果达到了。罗斯玛丽不闹了，不跑了，也不发脾气了。
因为她不会说话了，也不会走路了。
她的智力从五年级水平直接跌到了两岁婴儿。甚至更低。
她的一条胳膊废了，像枯树枝一样垂着；一条腿向内弯曲，走不了路。
大小便失禁，整天坐在轮椅上流口水，眼神空洞得像口枯井。
那个在英国皇宫里笑得一脸灿烂的姑娘，那个会写歪歪扭扭日记讨好妈妈的女孩，彻底没了。
剩下的，只是一具会呼吸的躯壳。
老约瑟夫去医院看了一眼。
没人知道他当时心里想什么，是后悔了，还是觉得这钱花得值？
反正他接下来的动作特别快，快得让人心寒。
他要把这个“失败品”藏起来，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⑨
罗斯玛丽被连夜送走了。
目的地是纽约市郊外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后来又转到威斯康星州一个叫圣科莱塔的偏远小镇。
从此，肯尼迪家的餐桌上，撤下了一副碗筷。
接下来的二十年，这个家族里没人再提“罗斯玛丽”这四个字。
老约瑟夫对外编了个完美的谎：女儿去威斯康星州教书了，工作忙，回不来。
甚至在家庭通信里，所有关于她的记录都被抹去了。
为了封口，他还给那个精神病院捐了一大笔钱，专门盖了栋小楼，雇了两个修女24小时看护。
但他自己，一次都没去过。
整整二十年。
罗斯玛丽就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被扔在那个围墙里。
只有修女们对她好，给她洗澡，喂饭，唱歌给她听。虽然她大部分时间根本听不懂。
她成了肯尼迪家族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大的污点。
这种为了面子连亲骨肉都能牺牲的冷血，比那把插进大脑的手术刀更让人发抖。
就在罗斯玛丽被关在围墙里发呆的时候，肯尼迪家族在外面风光得一塌糊涂。
1961年，约翰·肯尼迪宣誓就职，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肯尼迪家族成了美国的“皇室”。电视上、报纸上，全是他们家完美的笑容、聪明的孩子、优秀的帆船成绩。
这是一个完美的神话。
但神话的阴影里，藏着那个被切除了脑叶的姐姐。
她坐在轮椅上，对着窗外的树叶流口水。她的沉默，是对这个家族“完美”二字最大的讽刺。
直到1961年底，报应来了。
老约瑟夫突发中风。
虽然抢救回来了，但他右半边身子瘫痪了，说不出话，成了个废人。
这位曾经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的太上皇，突然变成了他最嫌弃的样子——流着口水，只能用眼神发火。
这场景，跟二十年前手术室里的罗斯玛丽惊人地相似。
他在轮椅上度过了最后的8年，亲身体验了女儿受过的所有罪。
老约瑟夫倒下后，家里的控制权落到了母亲罗斯手里。
直到这时候，罗斯才敢去那个偏远的疗养院看女儿。
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
见面的场景一点都不感人，甚至有点吓人。
当罗斯玛丽看到母亲时，那张呆滞了二十年的脸上，突然露出了极度的惊恐。
紧接着，惊恐变成了愤怒。
她像只受伤的野兽，喉咙里发出低吼，用那只还能动的手拼命去抓母亲的脸。
她只有两岁的智商，不会说话，但她的身体记得。
她记得是谁把她送进地狱，是谁二十年不来看她一眼。
罗斯看着女儿在轮椅上挣扎、咆哮，最后变成绝望的哭声，整个人都崩溃了。
那一刻她才明白，他们到底对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孽。
这罪孽，洗不清了。
老约瑟夫死后，这个秘密在兄弟姐妹之间传开了。
那些当参议员的、做慈善家的弟弟妹妹们，这才知道大姐当年经历了什么。
他们一直以为姐姐是去“教书”了，或者得了什么怪病。谁能想到，是亲爹让人把姐姐脑子给切了？
面对这个残酷的真相，肯尼迪家的人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赎罪”。
妹妹尤尼斯·肯尼迪·施赖弗，看着姐姐的惨状，心里难受得要命。她创办了“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专门帮智力障碍的人。
弟弟泰德·肯尼迪，在参议院拼命推动残疾人法案。
就连当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也签了好多关于精神健康的法案。
他们用整个家族的政治力量，去推动全美国关注残疾人。
罗斯玛丽虽然被毁了，但她的悲剧，意外地成了全美国残障人士权益的催化剂。
肯尼迪家族的结局，充满了宿命论的讽刺。
老约瑟夫想打造完美基因，结果自己中风瘫了8年，死前受尽折磨。
最看重的大儿子小约瑟夫，二战时候飞机炸了，尸骨无存。
二儿子约翰·肯尼迪，总统当得好好的，被人一枪爆头。
三儿子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也被枪杀。
连小孙子小约翰·肯尼迪，也是飞机掉下来摔死的。
这个家族像是被诅咒了一样，接二连三地横死。
反倒是那个被视为“家族耻辱”、“废物”的罗斯玛丽，在修女的照料下，安安静静地活到了2005年。
智障
她享年86岁，是肯尼迪家族这一辈里，唯一一个寿终正寝、自然死亡的孩子。
她在那个偏远的小镇上，看了几十年的花开花落。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至少，她活着。
2005年1月7日，罗斯玛丽在睡梦中去世。
她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家人和几个老修女参加。
那个曾经被强行憋回去的婴儿，终于在86年后，彻底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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