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冬，长安城还沉浸在盛世的迷梦里，渔阳鼙鼓已经动地而来。
安禄山麾下十五万边军长驱直入，那些曾经保卫帝国的精锐调转枪头，成了帝国最锋利的催命符。
玄宗仓皇西逃，走到马嵬坡，护驾的禁军忽然停下脚步——他们要皇帝处死杨国忠，缢死杨贵妃，才肯继续往前走。
那一刻，李隆基才真切地感受到：枪杆子不在自己手里了。
晚唐的景象更不堪。黄巢军队打进长安时，各镇节度使按兵不动，眼看着京城陷落。
那些将领个个手握重兵，心里盘算的却是：“耗别人兵力，保自己实力。”
待到黄巢败亡，这些军阀立刻扑向长安，不为勤王，只为抢皇帝这块招牌。
天子成了军阀手里盖印的机器，盖完一张调兵文书，立刻被另一个军阀抢走。
朱温抢到昭宗皇帝时，身边只剩两百多个小宦官和打球的少年。
最讽刺的是神策军。这支皇家禁卫军的统领叫宦官田令孜，一个皇帝该叫“阿父”的阉人。
黄巢大军压境时，田令孜带着五百神策军，挟持僖宗皇帝逃往四川。
路上粮食断绝，随行官员饿得栽倒路边，那些神策军却抢百姓的粗粮饼吃。
天子饥肠辘辘，看着自己的卫兵抢夺民食，一言不发，他不敢。
枪杆子这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
晚唐天子试过，代宗设枢密使，德宗搞神策军，都想重建中央兵权。
可节度使们早已经营成独立王国：士兵是节度使招募的，军饷是节度使发放的，将领是节度使提拔的。河北三镇的兵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天子。
朝廷派去的刺史，要么被赶走，要么被同化，最终都成了节度使府的属官。
等到朱温动手时，连形式都不必走了。
他派兵进宫，当着一众大臣的面，把昭宗皇帝身边的宦官、侍从、打球少年全部拖到殿外乱棍打死。
然后换上一批自己人，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最后那一步来得平静如水：朱温派部将进宫弑君，谎称暴崩，立了个十三岁的傀儡。
三年后，连傀儡也不必了，直接逼哀帝禅让。
回头看看初唐，李世民能将八百玄甲军如臂使指，是因为那军队姓唐，不姓李。
到了晚唐，每一支军队都姓了节度使的姓：魏博军姓田，成德军姓王，宣武军姓朱。
当兵只为吃粮，吃谁的粮就替谁卖命，至于这粮是朝廷发的还是节度使发的，谁在乎？
赵匡胤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建宋第一件事就是收兵权。
不是因为他多么雄才大略，而是他亲眼见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称帝才三年，就被自己亲军造反杀死；后晋出帝石重贵，刚想对契丹硬气一点，就被大将杜重威领着全军投降契丹，反过来打自己。
五代十国，军队换皇帝比换衣服还快。
但赵匡胤的办法也只是把枪杆子锁进柜子，钥匙攥在自己手里。
澶渊之盟前，宋军二十万对辽军数万，打赢了还赔钱——皇帝怕将领仗打得太好，又养成安禄山。
岳飞的悲剧早就写在这种逻辑里：宁可亡于外敌，不可失于内贼。
历史兜兜转转，总绕不过这个死结：没有枪杆子保不住江山，攥得太紧又打不了胜仗。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就像个被自己家丁捆起来的主人，眼睁睁看着家产被抢光，宅院被烧毁，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攥在家丁手里。
长安城破那日，不知有没有人想起太宗皇帝当年说过的话：“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只是太宗没说的是：当人弃而不用时，手里还握着刀把子的，就自然成了新的主。
这个道理，安禄山懂，朱温懂，赵匡胤更懂。
而晚唐那些天子，直到被宦官幽禁、被军阀驱逐、被武夫弑杀的那一刻，或许才真正明白：丢了的枪杆子，从来不会自己回来。
它只会被另一双手握紧，然后抵在你的咽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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