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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阿李
编辑丨青青子衿
唐太宗曾说过一句话: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个无为,指的就是道教思想,道教从东汉末年诞生,经过几百年发展,到了唐代已经成了最重要的宗教流派。
唐朝统治者有胡族血统,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尊崇老子为祖先,道教学说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治理国家、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
道教在唐代前期的西南地区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它不只是一种信仰,更是中央政府用来统一边疆地区文化的手段。
西南地区民族多元,信仰复杂,朝廷需要一套统一的思想体系来管理这片土地,道教恰好满足了这个需求。
官方推崇:道教成为治理工具的制度基础
唐太宗下过一道诏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这句话直接把道教的地位抬到了佛教之上。
从唐高祖到唐玄宗,唐代前期的统治者都跟道教关系密切,卿希泰在《中国道教史》里提到,道教在政治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天命”支持,让他们的统治显得更有合法性。
道教思想有两个功能,政治层面,它给统治者提供理论支持,强化统治的正当性。社会层面,“济世救人”的理念和炼丹追求长生的说法,对民间有很大吸引力,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了唐代前期道教盛行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讲“无为之功”,这是道教的治理哲学,朝廷把道教地位定得比佛教高,这是制度性的安排,目的是什么?建立"敦本之俗"和"尊祖之风"。
西南地区是边疆地带,民族成分复杂,信仰五花八门,中央政府想通过道教来统一信仰体系,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朝廷支持地方道教发展,不是空喊口号,具体怎么做?看看益州至真观主的例子就明白了。
信仰重塑:至真观主的"济世救人"实践
益州有个至真观主,姓黎,是广汉雒人,他家祖上世代在蜀地为官,算是地方世家,这个人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耗资巨万,修复观中万余尊“天尊真人石像”,二是“见诸疾苦,便开无色之囊”,无条件接济穷苦百姓。卢照邻评价他:“整万物而不以为义,利万代而不以为任。”这两件事看起来简单,背后却藏着信仰重塑的机制。
物质层面,万余尊石像给民众提供了具象化的信仰对象,西南地区原本流行原始鬼神信仰,还有各种淫祀秽俗,现在有了规范化的道教体系,有了实物崇拜对象,信仰就有了转化的基础。
社会层面,至真观主接济百姓,花了“千金之费”帮人解决生存危机,这让百姓对道教产生了信任,道教组织体系也就成了民间应对社会危机的互助网络,佛教寺院也有慈善功能,但道教观院的做法更接地气,更贴近民众的实际需求。
政治层面,益州刺史乔氏支持至真观主的行为,这是官方的背书,至真观主跟地方官府有合作关系,这是官方许可下的民间宗教发展模式,中央政策就是通过这样的地方官员,一步步落实到基层的。
很显然,中央政策通过地方精英转化成了民间实践,至真观主这样的人物,成了连接朝廷和百姓的桥梁,信仰体系建立起来了,社会秩序也就稳定了。
更何况,道教不只是给普通百姓提供帮助,对失意的士人也有吸引力,陈子昂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在《谢药表》里自称“贫道”,诗里写“传道寻仙友,青囊卖卜来”,推荐朋友入道,还有“闻道神仙位,怀徳遂为邻”,对神仙体系的信仰溢于言表。
陈子昂为什么会皈依道教?他的仕途不顺,最高只做到右拾遗,从八品上,这跟他的才华完全不匹配,家族还遭遇了变故,父亲被县令羞辱,他本人遽还乡里,反而被关押,最后忧愤而死。
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跟失意士人的精神需求正好契合,陈子昂是西南地区士人群体皈依道教的代表。
官僚地主、士庶百姓因为仕途受阻、生计艰难,成了道教信徒,道教组织给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实际帮助,信仰体系在社会危机中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这种功能,在边疆地区尤其重要。
武则天时期,佛教地位抬升,道教受到了冲击,青城山道观被寺庙僧侣强占,这事闹得不小,朝廷怎么处理?彭州司仓参军杨璹出面调解,“移飞赴寺依山外旧所,观还道家”,政策强调“务使区分,不令相侵”,这是“佛道本同”政策在西南的实践。
武周以后,西南地区道教发展得很快,即使在佛教受宠的时期,朝廷还是选择扶持道教,为什么?道教是“本土宗教”,在文化治理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是外来的,道教是本土的,这个区别很关键,唐代前期西南地区道教的发展,本质上是中央政府借助宗教信仰进行文化治理的成功实践。
朝廷的政策支持是推动力,但地方精英的实践和民间的自发选择同样关键,道教思想的“无为而治”和“济世救人”双重属性,让它成了稳定边疆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
政策支持、民间实践、士人皈依,这三个维度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道教统一了西南地区的多元信仰,把民众从“淫祀秽俗”中解放出来。
建立了规范化的宗教组织体系,增强了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为失意士人和贫苦百姓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实际帮助,维护了社会稳定。
如此看来,宗教信仰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区的治理中确实有独特价值,唐代西南地区的道教发展案例,为研究古代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样本。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文化认同在社会治理中能发挥积极作用,前提是尊重信仰自由,顺应民众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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