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说实在的，我真不赞同人之初性本善，因为从我们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来看，那些被吹爆的古代文明其实都充满了残忍，当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他们，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那是人类来时的路，我们的祖先曾经就是那样开创起来了一个个所谓的文明！
阿兹特克：用活人心脏喂太阳，十万头骨筑成的威慑墙
1521年8月13日，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终于踏进了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中心神庙。眼前的景象让这些见惯了战场上断肢残臂的欧洲士兵也忍不住呕吐——阶梯两侧堆积着数不清的尸骨，石缝里渗着黑色的血迹，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腐臭味。而就在他们攻破神庙前的最后一刻，阿兹特克的祭司仍在进行献祭仪式。
这不是战争中的疯狂爆发，而是这个文明日复一日的正常运转。
如果你穿越到这座建在湖中央的繁华都城，刚落地可能就被眼前的矛盾景象搞懵：纵横交错的运河、高耸入云的金字塔神庙，看起来先进又繁荣，但空气中那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会时刻提醒你这里的恐怖本质。每天清晨，天还没亮，神庙的钟声就会敲响，紧接着，一队队俘虏被押着走上金字塔的台阶，他们中有年轻的战士，有瘦弱的孩童，甚至还有女性祭品——这些女性大多来自附属邦国的贵族家庭，被选中献祭给生育女神，她们的仪式比战士献祭更复杂，会被精心打扮，戴上羽毛头饰和玉石项链，最后在神庙深处被勒死或活埋。
当地居民对此习以为常，有的站在路边围观，有的还会跟着祭司一起念祷文，仿佛即将发生的不是杀戮，而是一场普通的祭祀。对阿兹特克人来说，这确实“普通”——他们的宇宙观里，太阳不是自然而然升起的，它是一颗需要被不断推动的沉重火球，而推动它的燃料，就是人类心脏的热量。如果停止供应，世界将陷入永恒黑暗。在这种信仰下，杀人不是犯罪，而是“为了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甚至是国家最重要的公共事务。
现代考古学家在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遗址的发掘，为这种残酷提供了铁证。2015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城大神庙遗址旁发现了著名的 Hueyi Tzompantli（伟大的头骨架），这个长度超过35米、宽度约12米的巨大结构，经过多年发掘，已清理出603个人类头骨，专家通过骨骼分析推测，这里曾经存放的头骨总数可能超过十万个。这些头骨被精心排列在木架上，面向城市的主要广场，每个空洞的眼窝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反抗者将是这个下场。更令人震惊的是，头骨的主人涵盖了不同年龄和性别，既有青壮年男性战士，也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甚至还有未完全发育的胎儿骨骼，这印证了阿兹特克献祭不分人群的残酷本质。
关于献祭的规模，历史上一直存在激烈争议。西班牙征服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在《新西班牙征服史》中记载，1487年大神庙重新 consecration 时，四天内就有80400名俘虏被献祭。这个数字被很多现代学者质疑，比如《阿兹特克战争》的作者罗斯·哈西格认为，考虑到当时特诺奇蒂特兰的总人口约为20万，四天献祭8万人显然不现实，实际数字应该在1万到8万之间。但即便按最低的1万人计算，这场仪式的杀戮强度也令人咋舌——平均每天2500人，相当于每30秒就有一个人被剖心献祭。而根据考古学家对遗址血迹残留和骨骼堆积的分析，阿兹特克帝国每年的献祭总人数至少在2万人以上，这意味着每天都有50多人在帝国各地的金字塔顶端被结束生命。
为了维持这种高频次的献祭，阿兹特克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祭品供应链”。战争对他们来说，不再是简单的领土争夺，而变成了捕捉祭品的狩猎行动。士兵们在战场上尽量不杀死敌人，而是想方设法活捉俘虏——带回的俘虏越多，战士的等级和荣誉就越高。一个普通战士若能带回四名俘虏，就有资格加入精英的“鹰骑士”或“美洲虎骑士”团，获得佩戴羽毛头饰、使用黑曜石武器的特权。要是在战场上战死，不仅不被当成英雄，还会被骂“没用”，因为他没给神灵带回“礼物”。
更特别的是阿兹特克特色的“荣冠战争”——相邻城邦间会约定时间地点进行仪式性战斗，目的不是征服，而是获取祭品。这种战争有明确的规则：双方会提前划定战场，不使用远程武器，只进行近身搏斗，优先活捉而非杀戮。最著名的荣冠战争发生在阿兹特克与特拉斯卡拉人之间，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狩猎式战争”，让特拉斯卡拉人积累了深仇大恨，也为后来他们与西班牙人结盟埋下了伏笔。战场变成捕猎场，战士成为猎人，而俘虏则成为献给神的“神圣货币”，这种制度让杀戮彻底制度化、常态化。
阿兹特克的献祭仪式有着严格的程序，像一条高效的杀戮流水线。不同神庙的仪式流程还存在差异：太阳神庙的献祭最公开，俘虏被押上金字塔顶端的石板，四名祭司分别按住他的四肢，第五名祭司用锋利的黑曜石刀迅速切开胸腔，徒手掏出仍在跳动的心脏，然后高举向太阳献祭，尸体被推下台阶，由底部的祭司处理；而雨神神庙的献祭则更隐蔽，儿童祭品会被带到神庙后的水池边，先被祭司用针刺破手指、脚趾，让鲜血滴入水中，再被活活淹死，他们的哭声被认为是与雨神沟通的媒介。
尸体不会被浪费，太阳神庙的死者，有些会被剥皮，祭司会穿着人皮进行仪式舞蹈；骨头被制成工具或饰品，甚至被用来装饰神庙的墙壁，形成恐怖的“骨墙”；肉有时会被贵族食用——这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一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获取死者的力量。关于食人行为，现代学者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阿兹特克所在的中美洲缺乏大型牲畜，食用祭品的肉可能是为了补充蛋白质，但更多证据显示，这主要是象征性的，只有最尊贵的贵族才能享用，且只在重要仪式后进行。
如果说战士的献祭还带有某种“荣誉”，那么儿童献祭则更令人难以接受。阿兹特克的雨神特拉洛克偏爱孩子的眼泪，认为这能带来充沛降雨。祭祀前，祭司会刻意虐待被选中的孩子，用针扎、用火烧，确保他们在仪式中哭泣。1520年，一名西班牙传教士记录了他目睹的一次儿童献祭：二十多名5到7岁的孩子被涂成蓝色，戴上羽毛头饰，排着队走向祭坛，他们的哭声凄厉，却被祭司解释为“与雨神的对话”。考古学家在雨神神庙遗址的水池底，发现了大量儿童骨骼，这些骨骼的胸骨、肋骨处有明显的锐器伤痕，证实了传教士记载的真实性。
而阿兹特克帝国的覆灭，也早已注定。他们统治着周边数十个城邦，不仅要求这些城邦进贡粮食和财物，更重要的是提供祭品，这种双重压迫积累着深切的仇恨。当科尔特斯带着不到600名西班牙士兵登陆墨西哥时，他没想到会有数以万计的本土战士加入他的行列——特拉斯卡拉人、特斯科科人等长期遭受阿兹特克压迫的部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推翻暴政的机会。1519年11月，科尔特斯进入特诺奇蒂特兰时，蒙特祖马二世皇帝误将他认为是羽蛇神奎兹特克归来，热情接待了他。但不到一年，当西班牙人及其盟友围困特诺奇蒂特兰时，这座城市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1521年8月，经过75天围城，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天花疫情的爆发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欧洲传来的疾病杀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居民，很多家庭全家死绝，街道上堆满了尸体，饥饿迫使幸存者吃树皮和泥土。
有人说，阿兹特克人的残酷是因为信仰，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只能靠这种方式维持社会凝聚力。也有人说，再离谱的信仰也不能成为大规模杀人的借口，这就是纯粹的反人类。更有意思的是，部分学者认为，阿兹特克的人祭其实是一种政治工具，通过持续的杀戮和威慑，让附属邦国不敢反抗，同时让本族公民在共同的信仰下团结起来。你觉得，信仰能凌驾于生命之上吗？这种靠恐惧维系的团结，真的能称之为文明吗？
斯巴达：从悬崖弃婴到国家谋杀，全民皆兵的冷酷城邦
如果你是斯巴达的男孩，出生那天就是一场生死考验。长老会的成员会像检查牲口一样仔细查看新生儿的体格，任何有瑕疵或显得孱弱的婴儿，都会被带到泰格图斯山的悬崖边抛下，或者遗弃在荒野中，任其被野兽吞噬。在斯巴达人看来，这不是残忍，而是必要的筛选——城邦的资源有限，必须用于培养最强壮的战士，“废物”不配活在世上。
7岁那年，他们会被强行从爸妈身边带走，扔进“阿贡格”（Agoge）训练营。这里没有温暖的床铺和充足的食物，只有寒冷、饥饿和不断的体罚。男孩们睡在芦苇垫上，全年的衣物只有一件单薄的外套，冬天也不例外，目的是锻炼他们的耐寒能力。食物被故意供应不足，每天的口粮只有少量黑面包和清汤，因为挨饿是训练的一部分——他们被鼓励偷窃食物，偷到了算你本事，要是被抓住了，不会被骂小偷，反而会遭到无情鞭打，惩罚的原因不是“偷窃”，而是“偷窃失败”。
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在诗歌中描述过这种训练：“他们像野兽一样互相争斗，用拳头、牙齿和指甲，直到鲜血淋漓，直到一方倒下。”从12岁起，训练进入更残酷的阶段。男孩们被分成小队，在监督下进行无规则搏斗，经常持续到有人重伤或濒死。他们还会被派往山林中独自生存，只携带一把匕首，需要自己寻找食物、躲避野兽，存活一周后才能返回，以此锻炼野外作战能力。
每年在阿尔忒弥斯神庙前举行的鞭打仪式，更是公开的耐力展示。男孩们要光着上身跪在祭坛前，接受教官的鞭打，不仅不能哭，不能躲，甚至不能有任何痛苦的表情。这场测试没有固定的时长，直到祭司认为“神灵满意”为止，许多男孩因为承受不住鞭打而当场死亡。斯巴达作家普鲁塔克记载，有个男孩在鞭打过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也不愿发出一声呻吟，被斯巴达人奉为“坚强的典范”。这种暴力教育的目标很明确：消除所有个人情感和恐惧，将每个斯巴达男性塑造成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到了20岁，他们正式成为士兵，但还得在军营中居住十年，只能偷偷与妻子相会。婚姻对斯巴达人来说，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生产小战士的任务。婚礼仪式简单粗暴，新娘会被剃光头发，穿上男性的军装，在黑暗的帐篷里等待新郎。新郎完成新婚之夜后，必须立刻返回军营，此后只能在夜间偷偷溜回家，天亮前必须赶回，这种地下婚姻往往持续多年，夫妻之间根本没什么感情可言。
而斯巴达社会的运转，全靠一个简单又残酷的事实：约9000名斯巴达公民，统治着超过20万希洛人（Helots）——这些被征服的希腊原住民，是城邦的国有奴隶。希洛人承担了所有生产劳动，种地、饲养牲畜、制作工具、打理家务，让斯巴达人能彻底脱离生产，专心投入军事训练。但斯巴达人始终活在恐惧中，毕竟奴隶数量是公民的20多倍，他们怕希洛人叛乱，于是发明了一种叫“克里普提亚”（Krypteia）的制度，把谋杀变成了国家认可的“成人礼”。
每年秋天，斯巴达的五人议事会都会正式向希洛人“宣战”。这不是因为希洛人犯了错，也不是发生了叛乱，纯粹是一种制度化的恐怖统治。刚完成阿贡格训练的年轻斯巴达男子组成“克里普提亚”小队，被派往乡间刺杀希洛人。他们白天潜伏在森林或山洞里休息，夜晚则出来屠杀遇到的每一个希洛人，尤其偏爱下手最强壮、最有潜力的希洛人——这些人最可能成为反抗领袖。有时他们还会专门袭击田地，杀死最擅长耕作的希洛人，以此削弱希洛人的经济能力。
普鲁塔克曾详细描述过这种屠杀：“他们携带匕首，不穿盔甲，在夜色中潜行，杀害任何他们遇到的希洛人，有时甚至会冲进希洛人的小屋，在睡梦中将他们杀死。”更残忍的是，斯巴达人还会故意挑起希洛人内部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告发、互相残杀，以此分化瓦解。历史上，希洛人曾多次发动起义，最著名的是公元前640年的麦西尼亚起义，希洛人在阿里斯托梅尼斯的领导下，与斯巴达军队对抗了20多年，一度占领了斯巴达的部分领土，但最终还是被残酷镇压。起义失败后，斯巴达人大肆屠杀希洛人，据说有上千名希洛人被诱骗到神庙中，然后被集体处决。
斯巴达的女人，看似比其他希腊城邦的女性“幸福”——她们接受体育训练，参与公共活动，甚至能继承财产。但这些“特权”背后，是同样冷酷的逻辑：她们需要强健的身体，来生育强健的战士。斯巴达女孩从幼年开始就参加跑步、摔跤、掷铁饼等训练，提尔泰奥斯在诗歌中写道：“女孩们要像男孩一样奔跑、搏斗，这样才能生出勇敢的儿子，保卫我们的城邦。”婚姻由父亲安排，目的是获得最佳基因组合。如果一个丈夫年龄较大或长期在军营，妻子可能会被安排与更年轻的男子生育孩子，这在斯巴达被视为“为城邦做贡献”，不会受到任何道德谴责。
不孕是离婚的正当理由，而多次生育健康男孩的母亲会受到特别尊敬。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的母亲，因为生下了两个强壮的儿子，被授予“城邦之母”的称号，有权参与城邦的重要决策。但如果一个女人连续生下孱弱的孩子，或者无法生育，就会被社会唾弃，甚至可能被丈夫抛弃，被迫独自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的价值被彻底简化为生育功能，爱情或个人选择根本无关紧要，她们和男性一样，都是城邦战争机器上的零件。
斯巴达确实靠这种制度变得很能打。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战役中，300名斯巴达战士和700名底比斯盟友，凭借狭窄的地形，挡住了数十万波斯大军的进攻，杀得波斯人尸横遍野。这场战役成为千古传奇，斯巴达战士的勇猛和忠诚被后世不断歌颂。但这种强大太脆弱了，他们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不会做生意，不会搞文化，甚至连基本的外交都不懂，整个城邦就像一台只会打仗的机器，一旦打不过别人，就彻底垮了。
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战役爆发，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发明了“斜线战术”，打破了斯巴达引以为傲的方阵战术。他将最强兵力集中在左翼，以压倒性优势击溃了斯巴达的右翼精锐，斯巴达国王克里昂布鲁图斯阵亡，400名斯巴达公民战士中超过300人战死。这场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斯巴达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更致命的是，斯巴达没有任何恢复能力。长期的军事训练导致公民生育率极低，加上战争中的大量伤亡，公民人数从鼎盛时期的约9000人，下降到公元前3世纪不足1000人。没有足够的公民，就无法维持军队和统治体系，没有经济基础，没法重建军队，没有文化凝聚力，老百姓人心涣散，没有盟友帮忙，只能眼睁睁看着领土被抢。公元前192年，斯巴达最后一位改革国王纳比斯被刺杀，斯巴达被迫加入亚该亚同盟，最终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吞并，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有人说，斯巴达的残酷是时代的必然，在战乱纷飞的古代希腊，不狠一点根本活不下去；也有人说，斯巴达的灭亡就是因为太反人性了，一个不把人当人的文明，怎么可能长久？还有人认为，斯巴达的制度是一种“极端集体主义”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为后世提供了警示。你觉得，为了集体生存，就能牺牲个体的尊严和生命吗？这种把人变成战争工具的文明，真的值得歌颂吗？
美索不达米亚：“以眼还眼”不够狠，犯错就送你上黄泉
美索不达米亚，这片被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滋养的土地，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咱们现在用的文字、历法、灌溉技术，很多都源自这里，可谁能想到，这里的法律能残酷到让人发抖。最有名的就是《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石柱上，有282条法律，看起来挺正规，可里面的惩罚条款，简直刷新认知。
法典最著名的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实际上，惩罚远比这复杂，而且充满了赤裸裸的阶级歧视。如果贵族打瞎了另一个贵族的眼睛，那确实要适用“以眼还眼”，让他也变成瞎子；可如果贵族打瞎了平民的眼睛，根本不用受刑，只需要支付1明那（约505克）白银就行；要是打瞎的是奴隶的眼睛，赔偿就更少了，只需要支付奴隶价格的一半，几乎等同于象征性补偿。在这儿，公平正义根本不存在，有钱有地位就是王道。
在美索不达米亚，不管是干活、看病，还是过日子，都得提着心吊着胆，因为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换来致命的惩罚。就说盖房子吧，法典第229条明确规定：“如果建筑师为某人建造房屋，因施工不牢固导致房屋倒塌并压死房主，那么该建筑师应被处死。”更狠的是，如果倒塌的房屋压死了房主的儿子，那么建筑师的儿子就要被处死——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只要出了人命，就得用亲人的命来赔。这种“连坐式”惩罚，让每个从业者都活在恐惧里。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城遗址的建筑地基中，发现了一些被活埋的工匠骨骼，推测就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而被处决的建筑师，他们的尸骨被用来“祭祀”建筑，祈求房屋稳固。
在美索不达米亚当医生，更是妥妥的高危职业。法典第218条规定：“如果医生为贵族进行大手术导致病人死亡，或者用手术刀切开贵族的眼睛导致失明，医生的双手应被砍断。”失败的手术直接终结医生的职业生涯——字面意义上的终结。法典还对不同病症的治疗失败制定了不同惩罚：如果治疗骨折失败导致病人残疾，医生要赔偿病人的损失；如果治疗奴隶失败，医生只需要向奴隶主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所以当时的医生看病，比病人还紧张，稍微复杂点的手术根本不敢接，毕竟没人想拿自己的手去赌。考古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医学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如何避免医疗事故”的记载，比如手术前要让病人家属签订“免责协议”，但这种协议在法典面前根本无效。
祭司和算命先生也不好混。美索不达米亚人特别信神灵，祭司负责解读神意，通过观察动物内脏、天体运行或梦境来预测未来；算命先生则靠占卜给人指点迷津。可要是他们解读错了预兆，或者预测不准，尤其是当国王依据这些预测做出错误决策时，就会被指控为“误导民众”，轻则鞭打流放，重则直接处死。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一位高级祭司因为误判了月食的预兆，导致国王取消了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错失战机，最终被公开处决，死法极其残忍——被活活烧死在神庙前的火刑柱上，围观的民众被要求“亲眼见证神灵的愤怒”。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要是妻子被怀疑通奸，不用找证据，直接扔到幼发拉底河里进行“河流审判”——祭司举行仪式后将她投入水中，如果能活下来就是无辜，淹死了就是有罪。可幼发拉底河水流湍急，还有鳄鱼出没，大多数人都是有去无回，这哪里是神判，分明就是草菅人命。就算侥幸活下来，也会背负一辈子的社会污名，再也抬不起头。法典第132条还规定，如果妻子被指控通奸，但丈夫选择原谅她，那么妻子不能再被起诉，但她会被烙上印记，永远被人看不起。
奴隶的命运就更惨了，他们就是主人的财产，想打就打，想卖就卖，根本没有人身权利。法典第196条规定：“如果奴隶敢打自由民的脸，就要被割掉耳朵。”要是奴隶敢逃跑，被抓回来就会被挖出眼睛；要是敢跟主人顶嘴，舌头会被割掉；要是不小心伤害了主人，等待他们的就是死刑。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城遗址发现了一些刻有铭文的泥板，上面记录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惩罚：有个奴隶因为偷吃了主人的面包，被活活打断了腿；还有个女奴隶因为反抗主人的侵犯，被割掉了乳房。在美索不达米亚，奴隶根本不算人，只是会干活的工具。
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残酷，就不能不提亚述帝国——这个被先知那鸿称为“杀人流血的城”的文明，把酷刑发挥到了极致。亚述王西拿基立的王宫里，发现了大量描绘酷刑场景的浮雕，这些浮雕真实得让人不寒而栗：有的囚犯被压在地上，行刑的人正用力把他的舌头拉出来；有的被用绳子上的钩子钩住鼻子或嘴唇，然后被拖着走；有的被钉在尖桩上，身体慢慢下垂，痛苦地死去；还有的被活活剥皮，皮肤被钉在城墙上示众，肌肉和内脏暴露在外，画面惨不忍睹。
亚述人的铭文更是充满了血腥的自夸。亚述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在铭文中写道：“我攻占了那座城市，杀死了所有成年男子，把他们的头颅堆成金字塔；妇女和儿童被活活烧死，或被贩卖为奴；我把叛乱领袖的皮剥下来，贴在宫殿的墙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亚述军队征服一座城市后，会进行系统性的屠杀，不分老幼妇孺，目的是“让所有反抗者都感到恐惧，永远不敢再背叛亚述”。他们还会把被俘君王的头颅砍下，像项链一样戴在官员的脖子上，以此炫耀战功。
更变态的是，亚述人还发明了“狮坑处决”。他们会把囚犯扔进装满饥饿狮子的坑里，让狮子活活咬死，而国王和贵族则在一旁观看，把这当成一种娱乐。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城的宫殿遗址旁，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坑穴，里面堆满了人类骨骼和狮子骨骼，人类骨骼上有明显的咬痕，证实了这种残酷处决方式的存在。此外，“奠基祭”在亚述也非常普遍，建造宫殿、城墙、神庙时，都会在地基下埋入活人祭品，通常是奴隶或战俘，有时甚至是儿童，亚述人认为这样可以让建筑更坚固，得到神灵的庇护。
可就是这么残酷的法律和统治，居然维持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数千年的繁荣。文字、城市、灌溉系统，这些文明成果的出现，都离不开法律带来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靠恐惧维持的，老百姓不是不想犯错，而是不敢犯错，整个社会没有一点活力，就像一潭死水。当波斯人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时，当地民众居然夹道欢迎，因为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废除了《汉谟拉比法典》中的残酷条款，允许奴隶赎身，给予平民更多权利。
后来，希腊人、罗马人相继征服了这里，他们带来了相对温和的法律，虽然也有酷刑，但至少不用“以眼还眼”，也不会因为盖房子塌了就赔上儿子的命。美索不达米亚的酷刑制度慢慢消失，但《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很多现代法律的“罪刑相当”原则，都能追溯到这部古老的法典。
有人说，在文明早期，没有残酷的法律就没有秩序，美索不达米亚的酷刑是必要的，也有人说，文明的进步应该是尊重生命，而不是滥用暴力，《汉谟拉比法典》就是人性的倒退。更值得讨论的是，亚述帝国的残酷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长期的暴政让被征服地区不断起义，加上内部贵族的权力斗争，亚述帝国在公元前612年被新巴比伦和米底联军灭亡，首都尼尼微被烧毁，成为一片废墟。这是不是说明，靠恐惧维系的统治，终究无法长久？
玛雅：球赛输了就献祭，血祭贯穿一生的丛林文明
如果说阿兹特克的人祭是“规模化生产”，那玛雅的血祭就是“精细化操作”。这个生活在中美洲雨林中的文明，创造了精准的历法、宏伟的金字塔、复杂的象形文字，却把血腥的献祭仪式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生、成年、结婚、战争，甚至是一场球赛，都可能以鲜血和生命收场。
玛雅的献祭仪式比阿兹特克更具多样性，最著名的当属“球赛献祭”。玛雅人热爱一种橡胶球赛，球场通常建在神庙旁边，两端有石环，球员需要用臀部、肩膀、肘部和膝盖击球，把球送进石环得分。但这场球赛的赌注不是金钱或荣誉，而是生命——输掉比赛的球队，全体队员都会被献祭给神灵。
奇琴伊察还有一座著名的“头骨平台”（Tzompantli），这座60米长、12米宽的矩形平台，墙壁上雕刻着数百个头骨浮雕，还有真实的头骨嵌入其中。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500多个真实头骨，这些头骨的主人大多是年轻男性，推测就是输掉球赛的球员，或是战争俘虏。平台的浮雕上，还描绘了鹰和美洲虎吞噬人心的场景，与阿兹特克的献祭主题相似，说明中美洲文明的人祭传统有着共同的根源。
玛雅人的血祭并不仅限于俘虏和球员，贵族甚至国王也需要参与“自虐式献祭”。在重要的宗教节日，国王会用黑曜石刀或带刺的绳索，划破自己的舌头、耳朵、JJ，让鲜血滴在纸上，然后将纸焚烧，通过烟雾与神灵沟通。王后也需要参与这种献祭，通常是划破舌头或手臂。考古发现的玛雅壁画中，就有国王进行自虐献祭的场景，画面中国王流着血，表情痛苦却庄严，周围的祭司在记录神灵的“启示”。
儿童献祭在玛雅也非常普遍，用途与阿兹特克类似，主要是献给雨神和玉米神。玛雅人生活在雨林中，农业依赖降雨，他们认为儿童的鲜血最纯净，能感动神灵。献祭方式包括活埋、淹死、烧死，有时还会把儿童的心脏挖出来献祭。
玛雅的人祭规模虽然没有阿兹特克那么大，但频率更高，贯穿了人的一生。一个玛雅人从出生开始，就要经历各种献祭仪式：出生时要献上动物祭品，祈求神灵保佑，成年礼时，男性可能需要划破皮肤流血献祭，结婚时，要献祭牲畜，有时甚至是奴隶，打仗时，要献祭俘虏，死亡后，家人可能需要献祭物品，甚至奴隶，好让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这种对血祭的痴迷，最终也影响了玛雅文明的命运。
公元9世纪，玛雅文明突然崩溃，大量城市被遗弃，人口急剧减少。关于崩溃的原因，学者们有多种猜测，其中一种重要观点就是过度献祭导致的人口减少和社会动荡。为了维持频繁的献祭，玛雅各城邦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捕捉俘虏，导致大量青壮年死亡，同时，贵族的自虐献祭也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很多国王和贵族早逝，导致统治阶层不稳定。加上环境恶化、粮食短缺，玛雅文明最终走向了衰落，只留下一座座空荡荡的金字塔，诉说着曾经的血腥与辉煌。
印加：全民奴役的“太阳帝国”，米塔制下的血泪史
印加帝国，这个崛起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太阳帝国”，以宏伟的马丘比丘、发达的道路系统和独特的结绳记事闻名于世，但它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全民的极端奴役之上的。印加没有奴隶制度，却创造了一种更残酷的“米塔制”（Mita），让每个国民都成为帝国的“强制劳动者”，一生都在为帝国无偿工作。
米塔制的核心是全民服役，每个印加男性从15岁到50岁，都必须为帝国服劳役，每年服役时间长达4到6个月，甚至更久。劳役内容包括修建道路、宫殿、神庙、梯田，开采金矿、银矿，种植粮食，运输物资等。印加帝国的道路系统总长超过2万公里，贯穿南北，这些道路大多修建在悬崖峭壁上，全靠人力开凿，无数劳动者在修路过程中摔死、累死。
金矿和银矿的开采是最残酷的劳役。印加帝国盛产黄金白银，国王被称为“太阳之子”，拥有所有的矿产资源。矿工们被派往深山或地下矿井，在没有任何安全设备的情况下开采矿石。矿井里黑暗、潮湿、空气稀薄，很多矿工患上肺病，或者因为矿井坍塌而死亡。
除了米塔制，印加还有贡品制，每个家庭都必须向帝国缴纳贡品，包括粮食、纺织品、牲畜、金银等。贡品的数量非常繁重，很多家庭需要将一半以上的产出交给帝国，自己只能勉强糊口。如果不能按时缴纳贡品，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包括鞭打、监禁，甚至死刑。印加帝国还实行“人口迁移政策”，为了控制不同地区的部落，经常将某个部落的人口强制迁移到其他地区，让他们远离家园，在陌生的土地上劳作，这种迁移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
印加的刑罚也非常残酷，虽然没有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多酷刑，但执行起来同样无情。偷窃、叛乱、不服从命令等罪行，都会被判处死刑，处决方式包括绞刑、活埋、扔下山崖。对于轻微罪行，惩罚也很严厉：说谎者会被割掉舌头；小偷会被割掉手指；逃跑的劳役者会被挖出眼睛。印加没有监狱，惩罚都是即时执行，目的是震慑民众，让他们不敢反抗。
女性在印加社会的地位同样低下，主要职责是纺织和生育。印加的纺织技术非常发达，纺织品是重要的贡品和交换物资，女性从童年开始就需要学习纺织，每天要纺织一定数量的布料，交给帝国。同时，女性还要承担生育的责任，为帝国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印加国王和贵族拥有大量的“太阳神的侍女”，这些女性被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年龄在8到10岁之间，被迫进入宫廷，从事纺织、祭祀等工作，有些还会成为国王或贵族的妾室，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印加帝国的奴役制度，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但也积累了深厚的社会矛盾。1532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率领不到200人来到印加，利用印加帝国内部的王位争夺和人民对米塔制的不满，轻易征服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很多被压迫的部落纷纷加入西班牙人的行列，反抗印加的统治。印加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这种极端奴役制度的终结，但它留下的创伤，却永远刻在了南美洲的土地上。
这五个文明，个个都把残酷发挥到了极致：阿兹特克的大规模人祭、斯巴达的全民皆兵、美索不达米亚的酷刑治国、玛雅的血祭传统、印加的全民奴役，每一个都让人不寒而栗。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把暴力制度化、合理化，赋予其“神圣意义”或“生存必要”的外衣，让整个社会都接受这种残酷。
但有意思的是，这些文明最终都走向了崩溃：阿兹特克亡于仇恨与疾病，斯巴达亡于僵化与孤立，美索不达米亚亡于外敌与暴政，玛雅亡于过度献祭与环境恶化，印加亡于奴役与内部矛盾。这似乎在印证一个道理：靠恐惧和暴力维系的文明，再强大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性。
但是人类文明也是从这些残忍的文明中一点点进化而来，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只是不知道几千年之后的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审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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