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盛夏的夜幕刚落,台北中山区的出租车上司机小刘嘀咕:“听说陈总堂主又要出面啰?”坐在后排的乘客闻言挑眉,却没再追问。那一句轻描淡写,足以让整条林森北路神经紧绷。陈启礼,这个名字在岛内黑白两道都像暗号,只要被提起,酒客的玩笑声都会低下去。
往前追三十五年,陈家随胜负已定的国民党抵台。陈父是法官,作风刻板,家里挂着陈友谅后人的家谱,书香气浓得让孩童透不过气。偏偏九岁的陈启礼第一次被本省同学围堵后,那憋闷化作火焰。他提着竹尺冲回去,闹得整个操场鸡飞狗跳。老师叫家长,他原以为会得到一句安慰,却只收获一记冷眼。那天傍晚,父子关系悄然断线。
青春期的冲劲不见收敛。有人堵他,他就扛棍子;对方人手翻倍,他索性拉帮结派。中和帮垮台、竹木联盟改名、竹联帮雏形渐显,陈启礼一步步爬到“旱鸭子”堂主。江湖规矩之下,拳头是最确定的筹码——能打敢拼者拥有话语权。1968年,他不过二十五岁,却被推举为总堂主,台北街头从此多了句顺口溜:“先问旱鸭子,再决定开不开局。”
竹联帮的崛起不只是拳头硬,背后还有政治气味。那是蒋经国整顿黑帮又借力黑帮的年代,官商黑三角彼此利用。陈启礼成立名商俱乐部,蒋家子弟、情报系统人物频频出入,场面纸醉金迷。有意思的是,他对蒋经国本人保持敬意,却对蒋系后辈毫不买账。
一九八四年十月,美国洛杉矶,作家“江南”刘宜良倒在自家车库,三枪。案发后,联邦调查局盯上竹联帮,矛头直指陈启礼。他飞赴美国,七日后潜回,媒体轰动。被捕前,他亮出一卷录音带:“指令来自台北。”这句话,在岛内政坛掀起滔天巨浪,也让他自己成了当局难以摆平的麻烦人物。
牢狱并未毁掉他的威望,却让他有时间冷眼旁观台湾政局的暗潮。蒋经国病重的消息流出,继任名单却乱成一团。探监记者问他怎么看未来走向,他语气平淡:“要是真落在那群人手上,我就重回江湖,先整顿岛内,再说。宁可共产党来管,也比他们瞎搞强得多。”短短一句,传遍街巷。
这番话并非一时愤激。首先,他对大陆并不陌生。少时家中长辈念叨大江南北的好山好水,1949年前的记忆像烙印。其二,竹联帮内部“白狼”张安乐长年鼓吹“中华统一”,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成立保卫中华大同盟,影响力渗透帮内。张、陈并肩火拼时结下默契,两人私下谈及政局常以“终归一家”相互砥砺。
1988年蒋经国逝世,岛内政治版图迅速碎裂,陈启礼暂退,将帮务交给心腹,却持续放话反对“台独”。不仅口头,行动上也留足痕迹——资助保守报纸、暗中阻击独派集会、斡旋商界资金不流向“新潮流”系。独派对他恨之入骨,多次通缉,他顺势转往东南亚。柬埔寨、西贡、曼谷,都留下竹联帮据点。
进入千禧年,陈启礼健康状况急转直下。2003年在金边被查出肝病,他却仍坚持每周听取台湾局势汇报。“阿乐,那边动静大吗?”电话那端张安乐回一句“风还是老风”。对话极短,但表明彼此心照。2007年10月4日,香港养和医院,陈启礼闭眼,终年六十四岁。病房外,有黑衣人掏出打火机,悄悄点燃三支香烟——一支敬兄弟,一支敬往日江湖,最后一支敬那未完成的统一心愿。
若要解释他那句“宁愿让共产党管台湾”,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八十年代后期的岛内,权力交接混乱,黑金政治与财团势力穿插,基层苦于通货膨胀与工厂外移。陈启礼虽然身处黑道,却靠嗅觉敏锐捕捉民心:人们要的是安定与出路,而不是无休止的权斗。对他而言,中枢换届若带不来秩序,倒不如由对岸直接收编,这既是情感回归,也是权衡得失后的赌注。
有人质疑,黑帮老大谈国家大义,难免显得荒诞。然而,岛内历史常见此类悖论:最排斥体制的人,往往对民族认同有着近乎执拗的坚定。张安乐如此,陈启礼亦然。或许,少年时期的排外殴斗让他早早体会到身份的尴尬,才在年岁渐长时,把那份“外省人”的自我定位,投射到更大的“中国人”标签上。
电视剧里,陈楚河饰演的角色多是桀骜不驯的浪子。观众知道他父亲是竹联帮教父,却未必知道那句震撼岛内的表态。血缘有时像一道影子,拖得很长,不一定指引方向,但始终存在。陈启礼晚年曾托人捎话给儿子:“演戏要真,做人也要真。”这句话,人们爱当鸡汤解读。其实,他想说的,或许只是别学那些政治舞台上的演技。
黑道史料里,陈启礼的名字常被贴上“枭雄”标签;在两岸关系的长轴上,他的那番言论又像一缕逆风。风声早已散去,但当年出租车司机的闲聊,仍印在许多中年人记忆里:若真有一日岛上风雨大作,那个叫旱鸭子的男人,真的会再从黑夜里走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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