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多，北京的地面忽然像被巨手扭了一下。李先念从床上惊醒，心脏猛跳，他还未来得及披衣，电话就急促响起——唐山发生强震。

披着大衣冲进国务院值班室时，他发现华国锋已在听取汇报。短促的灯光、晃动的吊扇、满屋的烟味，都在提醒：局势远不止一场地震这么简单。李先念心里很清楚，另一场更大的震动正在逼近。

震后第三天，汪东兴把李先念和华国锋、陈锡联安排进同一栋招待所，理由是中南海房屋受损。外人看是临时避险，行家明白，这等于把几位关键人物捆在一起“集中办公”。有意思的是，四人帮却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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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若往回推一年，故事要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说起。当时李先念与叶剑英同时接到“去外地疗养”的医生意见书，这两份纸条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也点了头。可两位老将一句话没多说，硬是留了下来。

原因并不复杂。邓小平被迫第二次下台后，四人帮加紧清算“老同志”，连政治局会议里都暗箭频飞。李先念与叶剑英私下通话，只用了不到五分钟便达成默契：留京、互不探望、无急事不通话。约法三章由此诞生。

他们太熟悉斗争的嗅觉，任何一次见面都可能被截成照片当作“结党营私”的证据。于是北京冬夜里，李先念把电话铃声关到最低，只靠偶尔传来的新华社通稿判断对方是否安好。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追悼大厅里满是白花，却挡不住四人帮的冷笑。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再提“抓生产”，句子不长，却等于当面反击。“不得不说，这口气他们咽不下”——陪同人员后来回忆。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决定让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四人帮一时压不住火，却找不到借口翻桌。李先念干脆请假养病，但留在北京。华国锋没底气，隔三差五上门汇报，“老李，有事您得帮我拍板。”每回都能换来点子。

春天的北海，柳条刚冒芽。李先念散步撞见钓鱼的陈锡联。“心里窝火，撒撒气。”陈锡联把鱼杆往水里一扔，低声嘟囔。李先念拍拍他肩：“办法总会有，你先钓你的。”短短八字，让陈锡联心里有了准星。

唐山地震后，京津交通中断，救援号角此起彼伏。李先念“顺理成章”与华、陈全天待在招待所商量抗震方案，其实更多时间在推演另一份更隐秘的预案：怎样一举拿下四人帮。

九月九日凌晨，毛泽东病逝。吊唁人群排到天安门外，江青却趁间隙连续撂话，“主席的事业要由我们来继承”。政治局随即开会，她每一句高调都在试探底线。华国锋心知不能再拖。

九月十一日下午，华国锋借“去医院做检查”走到李先念的房门口，低声一句：“现在不能再等，你看何时动手合适？”李先念只回了五个字：“先问问叶帅。”简单，却直接把球踢向那位静居香山的元帅。

十四日清晨，李先念对司机说要到香山植物园散步。抵达山脚才打电话给叶剑英卫士，请求会见。屋门刚关上，叶剑英抬眼就问：“是奉命公事，还是老交情？”李先念笑：“一半一半。”随后两人打开收音机，把音量拧到最大，用纸条对话。

“斗争不可避免。”李先念写道。叶剑英用力划线：“这是你死我活。”随即在纸上打出“陈？”的符号。得到“可靠”两字后，他点点头，又写“时间、方式由华定”。话没出口，战术已达成。纸条当场烧成灰。

当晚，李先念搬回中南海。每晚十一点前，他都会用保密电话向华国锋汇报进展，暗号只有一句：“电影不错”。实际上是告诉对方：相关人选已表态。汪东兴负责调动警卫，陈锡联盯紧总参、北京卫戍区。

十月六日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发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按时到达中南海，却发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已坐定。几分钟后，警卫奉命将四人带走隔离审查，过程干脆利落。北京城灯火通明，群众却只看到天色格外晴朗。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报，“四人帮”阴谋彻底破产。那张在香山被烧掉的小纸条，没有人再提，却在国家命运的节点上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簿册能记录的往往只是结果，至于那份“约法三章”，它的真正价值不在文字，而在于关键时刻三句朴素的约定帮共和国闯过一道险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