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儿子参军牺牲 17 年后，老太太已是满头白发，衣衫褴褛，北京却突然来了两位年轻军人 “我是您儿子派来的，徐司令让我们接您去北京。”

老太太蹲在村口的石磨旁，手里攥着半截啃剩的红薯，枯瘦的手指抵着磨盘，抬头时眼尾的皱纹挤成一团，浑浊的眼珠没半点光亮，只定定看着眼前的军绿色。

村口的老槐树落了一地黄叶，两位军人笔挺地站着，军帽压着眉骨，裤脚沾着赶路的尘土，手里的帆布包印着红色的八一徽标，包角磨得发白。

“大娘，您抬头认认，这是您儿子的立功证复印件，1949年渡江战役，他荣立一等功，牺牲时是排长。”年轻军人蹲下身，声音放得极轻，从包里掏出塑封的纸页，字迹虽淡，却能看清鲜红的印章。

老太太的手颤了颤，碰了碰纸页上的名字，指腹磨过铅字，半天没说出话，嘴角扯着，喉管里发出嗬嗬的声响，浑浊的泪顺着皱纹往下淌，砸在布满老茧的手背上。

另一位军人递过干净的手帕，又说：“徐司令是您儿子的老连长，这些年一直找您，部队翻了三批档案，查了七个省的户籍，才在这山沟里找到。国家有烈属优抚政策，接您去北京，住部队的烈属院，按月领抚恤金，看病不要钱。”

老太太住的土坯房在村尾，墙皮掉了大半，灶台裂着缝，锅里是凉透的稀粥，土炕上堆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被褥，炕头摆着一个磨得光滑的木牌，刻着儿子的生辰。

两位军人帮老太太收拾东西，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1950年内务部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边角卷着，还有一张泛黄的军人照片，穿着粗布军装，眉眼青涩。盒子最底下，是几张皱巴巴的抚恤金领条，最早的一张写着1950年，领了两百斤高粱。

村里人围过来看，村支书说，老太太这些年靠着村里的代耕粮过活，身子不好，从没跟人提过儿子是烈士，就守着这土坯房，天天坐在村口等。

军人把老太太扶上军用吉普车，车开时，老太太扒着车窗，看着村口的老槐树，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烈士证明书。车辙碾过村口的土路，扬起一阵尘土，落在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上。

到北京的烈属院时，天刚擦黑，院里都是和老太太一样的老人，门口挂着烈属的木牌，路灯亮着暖黄的光。徐司令早已等在门口，头发花白，穿着军装，看见老太太，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声音哽咽：“老嫂子，我来晚了，十七年，我终于把您接来了。”

老太太看着徐司令，又看了看院里的灯光，突然跪了下去，朝着南方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儿啊，娘来看你了，国家没忘了你，娘也没忘了你。”

徐司令扶起老太太，院里的烈属们围过来，递上热水和吃食，暖黄的灯光落在老太太身上，映着她满是泪痕的脸，这十七年的苦，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而那枚刻着儿子生辰的木牌，被老太太摆在了新屋的桌头，日夜陪着她，就像儿子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