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2日，北京医院住院部四层的电话忽然响起，护士快步寻到病房，把话筒递给了陪护中的水静。里头是邓颖超温和的嗓音，短短几句寒暄后便发出邀请：“晚上出来坐坐吧，到钓鱼台叙旧。”挂断电话，水静对“钓鱼台”三字连连琢磨，总觉得有点意外。
追溯前因，要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那张体检单讲起。8月初，他被查出心脏和胃部旧疾复发，中央批准他入京治疗。途经上海时，夫妻俩恰逢罗瑞卿也要返京汇报工作，三人干脆同机北上。飞机于10日上午降落首都机场，周恩来原本只打算接罗瑞卿，见到杨尚奎夫妇便顺势寒暄几句，叮嘱“好好休养，别急回江西”。
政务缠身，周恩来顾不上细谈，但那份惦念落在邓颖超心里。她隔三差五打电话到病房询问病情，语气平实却事无巨细。邓颖超与水静的交情，可追到1938年武汉。那时新四军驻汉办事处里，两人顶着汽油灯整理伤兵名册，一干就是大半夜，情谊自此扎根。
这回一听说杨尚奎手术后恢复不错，邓颖超便动了请客的念头。可她与周恩来那阵子并未住在西花厅。自7月中旬起，国务院机关搬去钓鱼台第六号楼办公，为迎接即将访华的几拨亚非领导人做准备，邓颖超也索性随行。西花厅同时进行屋面补葺，住进去不方便，因此宴请地点只能换。
“总理那边会议排得满满，他要是回不来，你别拘束。”电话里邓颖超的叮咛透着歉意。水静爽朗回答：“大姐放心，我当自己家。”短短一句，笑声却冲淡了病房里的消毒水味。
当天下午五点，国务院警卫局派来一辆黑色伏尔加。驶出东单，一路绕过复兴门闸口，穿行玉渊潭畔，车窗外垂柳摇曳。不到二十分钟，水静便看到钓鱼台南门的青砖灰瓦。进入六号楼客厅，她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想到在这儿设宴？”邓颖超微微一笑，“钓鱼台原是皇家的钓鱼池，1958年改成国宾区，厨房设备新，做菜省事，我们图个清静。”
短短客厅里，四把竹椅围着一张方桌，十分俭朴。菜色也简单：清蒸鲈鱼、两碟时蔬、半只酱鸭、再加一砂锅鸡汤。邓颖超解释，现在国家讲求节约，自己更不好铺张，“味道差不了就行。”水静点头，她了解这对夫妻的作风——简淡却不失体贴。
席间聊到江西局势，也说到北京医院先进的仪器。邓颖超问：“医生说还能回南方吗？”水静答：“估计十月后，再冷些就不行了。”话音刚落，门口传来脚步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推门而入，他把文件夹递给警卫员，冲客厅笑道：“会暂时告一段落，总算赶上开饭。”一句话让气氛活络不少。
周恩来坐下后，听水静转述杨尚奎的问候，他颔首：“告诉老杨，北京这头放心照顾。”短短一句，分量却很重。随即他端起茶杯，柔声道：“身体最紧要，你们不可再硬扛。”这一段对话并不长，却让在座几人都沉默几秒，仿佛谁都能感受到那种把私人关怀掖进公事里的克制。
值得一提的是，这顿饭从六点吃到七点半，周恩来只动了几筷菜，大多时间在听。间或他掏出小本子，记下水静提起的医疗耗材短缺问题，还询问“江西老区近两年的合作医疗怎样推开”。邓颖超见状提醒：“先用饭。”周恩来答：“听情况也是工作。”随后，他还是把本子收好，低头喝了一口汤。
八点整，国务院作战室来电汇报越南局势，周恩来再次起身。临出门，他回头交代警卫员送水静返院。走廊灯影下，他的背影瘦削。水静看在眼里，不由低声感慨：“总理太辛苦。”邓颖超轻轻摆手，仿佛不愿再扩散这份忧虑。
夜色降临，钓鱼台湖面泛起微光。汽车重新驶上阜成门外大街时，车内只剩水静与警卫员。窗外梧桐掠过，她忽然明白，钓鱼台之所以成为宴请地点，不只是因为厨房方便，更因那里紧挨国务院接待区，周恩来能在最短时间兼顾工作与友情。对他而言，分身乏术已是常态，能抽出这九十分钟已殊为不易。
回到北京医院，已近九点。杨尚奎仍在看书，见妻子推门，放下书微笑：“可吃得愉快？”水静点头，又把小纸包递给丈夫——那是周恩来临走前交给她的，里面夹着几片云南白药，外加一行钢笔字——“劳逸相济，切勿操劳”。字迹遒劲，一如那人的性格。
灯光下，水静心头多了份踏实。她终于理解那个看似随意却别有深意的选址：钓鱼台不仅是国宾区，更是一处兼顾公私的缓冲地带。周恩来与邓颖超在这里张罗一顿家常饭菜，既让友情得以续航，又丝毫不耽误政务的分秒。忙碌年代，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或许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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