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25日，北京的早春仍有寒意。中山公园内，松柏肃立，中山堂前花圈叠起，一场特殊的追悼会正在准备。走进会场的人都清楚，这是要送别一位在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开国大将，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口中“像家里晚辈一样亲”的陈赓。
就在九天前，周恩来还在广州忙着工作。一封从北京飞来的加急电报，猛然打断了他的日程。电报内容不长，却每个字都像有千斤重——陈赓因病在1961年3月16日逝世。那一刻，周恩来手里的电报纸在微微发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看到他沉默了很久，随后才低声说了一句：“陈赓同志的追悼会，等我回去参加。”
追悼会那天，周恩来亲笔写下“陈赓同志之骨灰”几个字，字迹遒劲，却压抑着难掩的悲痛。邓颖超站在旁边，神情格外凝重。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告别，而是三十多年师生情、战友情、亲人情的落幕。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55年秋天，画面却完全不同。那时的陈赓，刚在中南海怀仁堂领取了大将军衔，穿着笔挺的新礼服，一路拉着周恩来往西花厅“报喜”。同样在中南海，同样是这几位熟悉的人物，两种情景，截然不同的心情，只隔了短短六年。
一、黄埔军校里走来的“顽皮学生”
把时间再往前推，推到1924年。那一年，黄埔军校刚刚创办不久，学校里聚集了一批后来影响中国命运的人物。陈赓，就是在这一年走进黄埔的，他是第一期学员。
陈赓1903年出生在湖南湘乡，家里有军人传统，他的祖父曾是湘军将领，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一个小男孩的影响不难想象。村子里的孩子玩游戏，多是“打仗”“操练”一类，而陈赓带头，挥着木枪，扯着嗓子喊口号，小伙伴都喜欢跟在他后面转。时间久了，“当兵、报国”对他来说，几乎变成一种本能。
13岁那年，他就跑去投军，在旧军队里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吃了不少苦，也练出一股子倔劲。到了1921年，他来到长沙，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有着强烈报国心的青年，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真正绑在了一起。
1924年春夏之间，黄埔军校正式招生。陈赓考入后，成了第一期学生。那时的黄埔，不只是教操炮、战术，更强调政治教育。正是在这一年，刚从欧洲归来的周恩来来到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一个是精力充沛、爱闹爱笑的年轻学员，一个是沉稳干练、极有魅力的政治指导者，两人的师生缘分，从这里开始。
说起来，周恩来第一次注意到陈赓，并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学生宿舍里。军校管理严格，晚间查寝基本是例行公事。某天夜里，周恩来走过几间宿舍，都是安静无声，却偏偏有一间传出一阵阵笑声。他推门进去，只见一群学员围成一圈，中间有人正“表演节目”。
那人左手举着空碗，右手握着筷子，假装碗里有长长的面条。因为个子不高，他又是踮脚又是弯腰，就是够不着“面条”，急得满脸通红，索性蹬个凳子，再后来干脆蹿到桌子上，一边“吃面”，一边做夸张动作，把周围的人逗得前仰后合。周恩来进门后，并没有当场呵斥，而是站在门口看了片刻，自己也被逗笑。
等到那位“演员”一转头，看见门口站着的周恩来，立刻从桌子上跳下来，抹了抹衣服，一本正经地敬礼：“周主任好！”周恩来忍不住说：“演得挺像，连我都看入迷了，你这个水平，去戏班子都不逊色。”那位学员挠挠头：“闹着玩，闹着玩。”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答得干脆：“陈赓。”
于是，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浓妆艳抹、步伐妖娆的“姨太太”，手帕轻摇，眼神顾盼，连小碎步都走得像模像样。等谢幕时，大家发现原来扮演者是个大老爷们，全场笑声和掌声一起涌出来。不得不说，这个“黄埔顽皮学生”，从那时起就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灵气。
在训练场上，他同样不含糊。军事课训练刻苦，政治课上思路清晰，综合表现优秀。1924年他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还被分配到周恩来身边工作，协助政治部事务，某种意义上成了周恩来的“小秘书”。师生关系，由此变得更加紧密。
二、“颖超大姐”：战火年代的亲人情分
如果说黄埔军校让周恩来认识了陈赓，那么1925年夏天在广州发生的一件小插曲，则把邓颖超拉进了这层关系里。
他一边挤过人群，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颖……颖超大姐，我怎么在火车站没看见你？”周恩来看着这弟子又窘又急的模样，忍不住打趣：“颖超，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陈赓。今天我太忙，让他去车站接你，谁知道差点把新娘子给弄丢了，你说，该不该罚？”
邓颖超伸手握住陈赓的手，说得很真诚：“我本来就跟恩来说，不用人去接，我自己也能来。倒是麻烦你跑了一趟。”这句话，既是安慰也是认可。从那以后，陈赓对“颖超大姐”格外尊重，把她当长辈，又当亲人。
为了“将功补过”，陈赓主动要求负责婚礼筹备。从场地布置、酒席安排，到宾客名单、物资准备，他一项项落实。周恩来忙于工作，很多细节顾不上，都是陈赓和邓颖超逐条确认。两个人在忙碌中逐渐熟络，既谈筹备，也聊战友近况，时间一长，感情自然拉近。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正式举行婚礼，仪式不奢华，却很温暖。那时的他们还想不到，日后风雨几十年，这段婚姻要承受多少时代风浪。而在那场婚礼里跑前跑后的陈赓，既是办事人，也是见证人。
有意思的是，这位让人头疼的“黄埔顽皮学生”，到了战友婚姻这件事上，却又热心又靠谱。邓颖超对他个人问题也格外上心。她并不是简单地“操心婚事”，而是出于对这位有血性、有担当战友的关怀。
早在1923年，陈赓在工人夜校学习时，就认识了王根英。这个姑娘出身工人家庭，立场坚定，性格爽朗。陈赓对她一见钟情，却选了一个相当“直球”的方式：连写三张纸条表白，接连塞给王根英。结果对方没回信，而是干脆把三张纸条贴到了墙上，任由来往的人观看。
可以想象那画面有多尴尬。陈赓那股直来直去的劲，在战场上是优点，放在爱情上就显得有些鲁莽。邓颖超知道后，专门找他谈。既有点生气，又带点笑意：“平时看你机灵，关键时候怎么就不会办事了？求爱不是这样求的，你这么搞，人家小姑娘只会觉得你冒失。”
陈赓还不服气，嘴上硬：“现在不是讲恋爱自由吗？我喜欢她，直接说出来有啥错？”邓颖超也不让：“你倒是痛快了，有没有考虑人家怎么想？要感动对方，得靠你平日的表现，不是靠几张纸条。”
在她的调解下，一边向王根英解释陈赓的性格，一边劝陈赓用行动去证明，双方渐渐放下尴尬，开始真正了解对方。1927年，陈赓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两人重逢。经过这几年的共同奋斗，关系水到渠成。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撮合下，两人步入婚姻，很快有了一个儿子。
陈赓坦率地说过：“我和根英的婚事，颖超大姐算半个红娘。”这话并不夸张。战火中，很多人的个人生活被挤到了角落，有人能记得、能帮忙操心，实属难得。
噩耗传来，陈赓痛不欲生。对于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来说，真正的悲伤往往是沉默。他很长时间走不出阴影，心里既有对妻子的思念，也有战火年代太多无可奈何。直到三年后，他才与傅涯结为夫妻，把家庭重新撑起来。但不论如何，王根英的名字，一直留在他的记忆深处。
三、从“学生陈赓”到“开国大将”
如果只看黄埔军校里那位爱表演、爱闹腾的学生，很难想象他将来会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大将。但战争年代往往就是这样，真正打起仗来，能闹腾的人，不一定不可靠。
1920年代中后期到抗战、解放战争时期，陈赓辗转多个战场，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的中原、华东和西南地区，都留下他的身影。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身上那股不怕死的劲儿和灵活机警的头脑，成为指挥作战的重要优势。
他在早期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上井冈山，在红军时期担任过重要职务。长征中，他受伤落下病根，却依旧咬牙坚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赴太行山，坚持敌后抗战，对付日军和伪军，指挥游击战与运动战，多次给敌人沉重打击。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中原战场担任重要指挥任务，组织突围、反击，作风坚决而灵活。
这里不妨稍微停一下。陈赓身上的一个特点，很多战友都提到过：打起仗来，他既敢打硬仗，又善于用“活法子”。战场上，他喜欢亲自到前沿阵地查看，掌握第一手情况。有时夜里蹲在前沿阵地边缘，听着敌人阵地里的动静，再回去调整部署。这种习惯，说冒险也确实冒险，但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能更准确地判断战机。
正因为这几十年的战功，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完全在情理之中。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简洁庄严的授衔仪式正在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首次大规模授衔，是对几十年浴血奋战的系统肯定。这一天，共有1052位将领被授予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将军数百。
当陈赓胸前佩戴起大将军衔时，周恩来走上前，为他整理领口，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既有欣慰，也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的意味。这位当年黄埔军校的顽皮学生，终于以大将的身份，站在共和国的舞台正中央。
四、西花厅前的一声喊：大将军的“孩子气”
授衔仪式结束后，许多将领按安排参加合影、会见，有些人回部队，有些人回机关。但陈赓心里惦记的，除了这身新军装，还有一个人——“颖超大姐”。
他从怀仁堂出来，身上的大将礼服熨帖而庄重，胸前勋标闪着光。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个标准的“威严将领”形象。但等他钻进车里，那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就透了出来。他坚持拉上周恩来，同车直奔西花厅，一副“我得马上给家里人看一眼”的神情。
车刚在西花厅门口停下，他就推门跳下去，一边走一边喊：“颖超大姐！颖超大姐，你快出来看看——”这一声喊，把院子里的宁静都打破了。
周恩来看着他有些忍俊不禁：“你这个样子，哪像个大将军？”这话听起来像责怪，其实满是亲昵。只有熟悉的人，才会用这种语气。
邓颖超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一眼看见站在院子里、身姿挺拔的陈赓。她打量了一下，笑着说：“这一身，可真神气。”陈赓像个刚领完奖状的学生，略带得意，又有几分羞涩，赶紧回头招呼秘书：“快，把相机拿来，我要跟颖超大姐照张相。”
拍完照，陈赓一刻也闲不住，快步走进屋里，打开柜子翻翻找找，一边找一边嘀咕：“颖超大姐，家里那些好吃的呢？赶紧都拿出来，今天可得庆贺庆贺。”这种略带孩子气的举动，让周恩来看得又好气又好笑，只能用手指点着他：“好你个陈赓。”
从黄埔时代算起，周恩来和陈赓之间，其实一直保留着一点“老师和学生”的氛围。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身份变了，地位变了，那种不拘形式的亲近感仍然在。有意思的是，越是官衔高、资历深的人，在真正熟悉的人面前，越容易显出最原本的一面。
这一日的欢笑，如果能延续得久一些就好了。可人的身体毕竟有限。多年戎马生活，陈赓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建国后又长期超负荷工作，这些都不断透支他的健康。
1950年代后期，陈赓多次出现心脏病症状。1961年之前，他已心脏病发作数次。每次医生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笑笑，转头又投入工作。这种性格在革命年代是宝贵的，在和平年代，却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风险。
1961年初，陈赓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在最后一次突发心脏问题后，他陷入昏迷，终究没能醒来。3月16日，这位57岁的开国大将离开人世。按虚岁计算，他接近58岁，成为第一位去世的开国大将。
电报传到广州时，周恩来的反应，之前已经说过。那并不只是对一位高级将领去世的惋惜，更像是对一个一路看着成长、共同经历风雨的晚辈突然离去的难以接受。邓颖超得知消息后，也沉默了许久。曾经那个在黄埔剧社里男扮女装逗大家一笑，后来在西花厅门口大喊“颖超大姐”的年轻人，再也不会出现在她眼前。
1961年3月25日，中山公园中山堂内，陈赓的追悼会庄严隆重。周恩来亲笔写下骨灰盒上的字，邓颖超站在灵前，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一抹熟悉的名字。对于旁观者来说，这是国家为一位大将送行；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在送一位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至亲。
回看陈赓的一生，从湘乡少年到黄埔学生，从红军将领到开国大将，他身上始终有几条清晰的线：敢打敢冲的军人本色，不拘小节却重情重义的性格，还有对周恩来、邓颖超这对“恩师、长辈”的真挚感情。1955年那张在西花厅门口的合影，恰好把这些线索定格在同一个瞬间。
画面里，他身着大将礼服，笑容明亮，身边是亲切敬重的“颖超大姐”。那一刻的轻松与愉悦，仿佛可以抵消许多战争年代的硝烟。可惜，时间只给了他不长的六年。等到1961年春天，中山堂里白花如海，人们才忽然意识到，有些大笑声，有些大嗓门，在记忆里远去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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