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2分”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手。1987年秦岭的知了叫得比往年凶，汪明玉把那张落榜通知折成四折，塞进贴身的衣袋，纸边还是把胸口割得生疼。40里外的县城有她没见过的红绿灯，可此刻她眼前晃动的，只有大嫂把腌菜坛子摔在门槛上的碎碴子——“女娃再读，就是往水里扔钱！”
村口的百年老槐树下，爹蹲着抽旱烟，烟锅里的火光暗一下，明一下，像在给家里的账本打拍子：老大砖厂会计，32块月薪；老二做板凳腿，一天挣九毛；老三跟在后头种地，年成看天。再供一个女娃复读，等于从全家嘴里抠出四百斤玉米。爹不说话，只是拿鞋底蹭地上的土，蹭出一个坑，像要把难处埋进去。
二嫂吴春花就是这时候撸起袖子的。她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算盘珠子却拨得噼啪响：小妹差两分，不是差两年，拼一年能翻本。当晚她偷偷挎着竹篮回娘家，第二天鸡没叫就赶回来，篮底压着五十块纸币，卷得比火柴棍还细。那五十块是她娘家的母猪钱，原打算给弟弟娶媳妇用。二嫂把纸币摊在炕沿，用手掌熨平，一句“我押小妹”，把全家震得没声。
复读班开在邻乡，要翻两座梁。汪明玉每天四点起床，揣两块玉米面发糕，裤腰带上别着自制的小煤油灯。冬天五点半天还黑透，她踩在冻硬的牛粪上，听着自己心跳，数着脚步，把“差两分”当成鼓点。后来她说，那年的山路比解剖室的第一具尸体更难面对——尸体不会嘲笑你，而山风会把你落榜的事吹满整条沟。
第二年放榜，邮差把“陕西省医学院”信封送到村口，老槐树下围了半村人。大嫂拎着刚喂完猪的泔水桶，站在人群最外圈，听见“公费”两个字，桶“咣当”掉地上。那一年，整个陈仓区西山片只考上三个农村女娃，汪明玉是其中之一。她离家那天，二嫂把陪嫁的的确良衬衫塞进她的帆布包，衬衫口袋里别着那张被汗水浸过又晾干的五十块，纸币中间裂了缝，用细白线缝得整整齐齐。
后来，汪家沟多了条不成文的规矩：女娃想复读，家里不拦。1995年，村里出了第一个女大专生；2003年，第一个女本科生；2010年，汪明玉的侄女考上西安交大，报到那天，侄女给她发微信：“姑，我走的还是你那条梁，不过现在通班车了。”汪明玉在屏幕那头愣了半天，回了一条语音：“车上别睡觉，把录取通知书攥紧。”
退休后的汪医生每年清明回乡，先在老槐树下站一会儿，再到二嫂坟前坐半小时。二嫂2018年走的，胃癌。汪明玉把听诊器挂在墓碑上，像给嫂子再做一次检查。山风掠过，听诊器的胶管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咔嗒”声，像那年嫂子把五十块钱拍在炕沿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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