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4岁的王庆莲面对镜头，说了一句话：“我在军统干了3年，没开过一枪，没杀过一个人。
可就因为这个身份，我吃尽了苦头。最后是共产党养了我31年，我是真心感激。”
她是“内地最后一个公开身份的军统女特务”。
但她的经历，和电视剧里那些神秘狠辣的女特工完全不一样。
王庆莲192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家里穷，父亲早逝。日军打进来后，家被烧光。1943年，她15岁，母亲替她报了名，参加军统在江山的招考。只考了一次，就被录取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年军统缺人，这批共20人——4个女的，16个男的——没经过系统训练，直接派往重庆。
她能进译电科，有原因。
当时戴笠、毛人凤掌权，军统本部尤其是译电科，大量用江山同乡，图的是可靠。她舅舅王威，就是译电科华南股股长。
她回忆：“整个科都说江山话，外人根本听不懂。戴老板和毛人凤常来巡查。我们一听‘戴老板’三个字，马上低头干活。”
她眼中的戴笠，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他很讲究仪表，中山装风纪扣永远系得整整齐齐。
对下属着装也有规定：男穿中山装，女穿浅蓝色旗袍，不准穿军装，也不准化妆。
她的直属上司，是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因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而出名。
姜毅英管得很严。王庆莲曾偷偷化了点妆，被记了一次大过。
规矩虽严，她也有年轻人的脾气。
军统明令禁止跳舞，她偏去重庆的舞厅。
有人劝她小心被抓，她回一句：“抓起来再说嘛！”
她知道，内勤人员犯点小错，顶多关几天就放了。有对同事恋爱怀孕违规，男方被关渣滓洞半年，出来后，军统居然默认了他们的婚姻。
1946年8月，她以“请假”为由离开军统（那时已改叫保密局）。主要原因，是跟姜毅英合不来。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保密局让她一起去。她拒绝了——放不下老家的母亲。
脱掉译电员的身份，她回乡结婚，以为能过安稳日子。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军统人员”成了黑五类。
她说：“我只是坐办公室译电报，没沾过血。可就因为这段经历，我受尽歧视。”第一任丈夫因此和她离婚。再嫁的丈夫是“右派”，两人日子艰难到想过放弃。
她在乡下种地、干苦活。三个儿子也因她的身份被排挤，抬不起头。
她常自责，问小儿子：“恨不恨妈妈？”孩子答：“不恨。”这句话，让她撑了下来。
转机在1978年后来了。
拨乱反正政策开始落实。1979年，她第二任丈夫平反，安排到当地棒冰厂工作。1981年1月，王庆莲也获平反。
原单位粮食公司给她办了退休。乡下23年的劳动，被算进工龄。每月领39元退休金。
这份安稳，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整整31年。
晚年采访时，她多次说：“解放后我只工作了8年，却领了31年退休金。共产党没因为我过去的身份为难我，让我安度晚年。这是真心话。”
她一生遗憾没能给母亲养老送终，也愧对三个儿子的童年。但在时代的纠错中，她得到了迟来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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