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的广州，暖湿的海风裹着细雨。深夜一点，豫剧《花木兰》刚刚落幕，后台灯光幽暗，常香玉扶着幕布，大口喘气，脸色苍白。剧场外，观众依旧不愿散去，有意思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快步登台，“我来凑个数。”他递上五十万元旧币后转身离去。第二天，六十条崭新的蚊帐送到戏班，大家这才知道，深夜那人正是时任广东省副主席叶剑英。自此，“香玉剧社”义演捐飞机的消息，在华南炸开了锅。
这场夜雨，为常香玉后来那段漫长的入党之路埋下伏笔。那时她已在六省七市义演百余场，募集款项破十五亿元旧币，却依旧只是群众演员身份——“哪怕不当演员，也得是党员”，这是她常对同行说的一句话。
时间往前推回到1923年9月，河南巩县。常香玉出生时，家里只有五分薄地。父亲张福仙唱戏糊口，母亲拉着哥哥沿街卖艺，年幼的常香玉跟着奶奶讨饭。九岁那年，族里硬要把她许给邻村当童养媳，她一跺脚，“俺跟俺爹唱戏去！”一句倔强的话，让她彻底告别纺线和灶台。
张氏族人认定“闺女登台丢人现眼”，威胁道：“再教她唱戏，就别姓张！”张福仙带着一家人投奔邻县煤窑，一边打杂一边教女儿练功。有意思的是，煤窑老板常会庆也是票友，一听这事儿爽快地说：“那就跟我姓常吧。”于是，“张妙龄”改成了“常香玉”。改姓之日，她磕头认干爹，也认定了舞台就是命。
1935年腊月，她随班首次闯进开封。起初连海报角落都没她名字，靠跑龙套收获稀稀拉拉的掌声。谁料短短两月，她把京剧武打动作搬进豫剧，《穆桂英挂帅》里一个凌空翻落，台下掌声像锅底炸油。票价从八块涨到十二块大洋，名角云集的开封也不得不让出一片天。
抗战爆发后，她将绝大部分收入捐给家乡修河坝。巩县百姓感慨：“两个省主席，比不上一个常香玉。”抗战的火舌烧到中原，她在戏台上唱《谁说女子不如男》，台下学生挥着手臂齐声呐喊，爱国的火从戏园蔓延到街角。
新中国成立、朝鲜战火骤起，广播里传来志愿军阵地被敌机狂轰滥炸的消息，常香玉辗转反侧。1950年秋夜，她同丈夫陈宪章商量，决定义演捐飞机。为筹路费，她卖掉唯一的卡车和西安的房子，连三名不足十岁的孩子也托付给托儿所。正是这股拼劲，让她在半年时间跑出一百八十七场义演，硬是凑够15.27亿元旧币——一架喷气式战斗机的全部费用。
1952年春，她携“香玉剧社号”捐款抵京，郭沫若代表全国抗美援朝总会致电嘉奖。毛主席听说后，在中南海单独召见她。握手时，主席笑道：“香玉了不起，我得向你学习。”一句话，让后台姐妹激动得抹泪。
就是在这样欢呼的氛围里，她第一次向党组织郑重递交入党申请。然而审查卡在丈夫陈宪章的“历史问题”上——解放前，他曾短暂在国民党体系任职。档案摆在案头，组织顾虑重重，申请表如石沉大海。1957年，陈宪章主动提出离婚，“别耽误你前程。”常香玉摇头：“咱夫妻共患难，不拆伙。”这段话不带一句煽情，却坚硬得像黄河岸边的石头。
眼看梅兰芳、程砚秋相继入党，她心里老大不痛快。河南豫剧院成立后，她把戏箱、一万元现金全交公，并自请降薪，从八百降到三百。有人背后嘀咕，说她这样做是为了表现。她不争辩，只在排练厅里一次又一次吊嗓子、压腿。
1959年4月，毛主席在郑州听她演《破洪州》，称赞改编得好。10月，又调班子进中南海复演。就在这一年的岁末，邓小平率中央工作组到河南调研，抽空看了常香玉一场折子戏。散场后，他同省里负责同志聊天，随口问了句：“常香玉入党了吗？”得到否定回答，邓小平皱眉：“她是国家最困难时冲在前面的人，如果河南解决不了，我来做介绍人，中组部直接批。”一句话掷地有声，省委干部面面相觑，当晚便连夜研究解决方案。
1960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常香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那天，她站在鲜红党旗下，声音因激动而微颤，却每个字都敲在心口。乡亲们知道后，放起鞭炮，“咱巩县闺女，终于成了真正的‘香玉同志’。”
此后四十余年，她始终把自己定义为“用豫剧参加战斗的战士”。1964年带队赴越南慰问；文化部成立戏曲改编组，她主抓豫剧段落审稿；1983年筹办中国豫剧节，不顾高血压日夜操劳。同行劝她歇歇，她摆手：“还能唱，就不退休。”
2004年6月1日晨，常香玉在西安家中辞世，享年81岁。去世前，她反复询问孩子：“党费交了没？”一句话，听得在场医生红了眼眶。遗体告别仪式上，她生前捐赠的飞机模型被摆在棺旁，漆面已斑驳，却记载着1951年那个夜雨广州的执拗与滚烫。
邓小平当年那句“我做她的入党介绍人”，不仅写进了河南的工作简报，也镌刻进戏曲人的口口相传。常香玉的舞台谢幕，早在她满头银发却仍吊嗓的那一刻变得无声；而她那张入党志愿书，却始终在共和国档案里散发着墨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