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不尽的秋思里
是谁在唱枯藤老树昏鸦？
1
1276年正月，蒙古三路大军压境临安，宋廷无兵可抗，于是奉玉玺请降。蒙古军入临安城，他们封闭仓库，押解宋帝赵显、皇太后全氏以及宫廷人员浩浩荡荡北上，临安被彻底攻取。
1279年，宋朝残余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进行大规模海战。最终，蒙古军队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
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随着家国的覆灭，读了千年圣贤书的士大夫们，开始了长达1个世纪的精神流亡。
崖山之战后，忽必烈带着他的黄金家族彻底实现了对大中华的统治，华夏大地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习惯了马背生活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难度可想而知。马背上的民族向来奉行实用为上，秩序和分级是他们对待这个超级大国的首选策略，元世祖忽必烈将全国分为大大小小的数个行政区，称为行中书省，分而治之。
对于各民主的百姓，则按照族群等级制度，被分成了四个级别：
第一等级：蒙古人，又叫国族。
第二等级：色目人，指的是蒙古人和汉族人以外的民族和部族。包括吐蕃人、波斯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以及随军来华的俄罗斯人等。
第三等级：汉族人，原大金境内居民，包括汉族，也包括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和高丽人，以及云南民众。
第四等级·；南人，原南宋境内居民。
这样四种人的政治待遇和法律地位是不一样的。中央以及行省各重要机构的首长均由蒙古人担任，其次考虑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都不能担任要职，也不得携带武器。
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瞬间从高台跌落，他们不仅被断绝了政治前途，更是以儒户的新社会角色，与猎户匠户们混为一体。习惯了精英角色的读书人，治国平天下是深入骨血的政治抱负和人生使命。蒙古人一下子就放空了他们的血槽，抽断了他们的脊梁，你叫他们何以立足？
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士大夫们，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四处流浪”。
2
马致远，1000万三等汉人公民里的芸芸一生。
他于1251年生于北京，也就是元大都，算是800年前的帝都公民。青年时期的他很有抱负很有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家国天下的梦想。只不过理性的蒙古统治者一次次的教会他现实的残酷。国家的族群等级制度，注定让他碌碌无为。50岁那年，他辞官归隐。
马先生没能在政坛施展抱负，却在元曲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他的杂剧创作脱离市井，脱离平民，是无根化的创作，因而后世誉之为“马神仙”。相比较他的杂剧，他可以称为真正的散曲大家。他留存于世的散曲达130多首，比关汉卿、白朴两人留存于世的散曲总和还多。
他的散曲大致可分为4大类：写景、叹世、闺情、世象，叹世之作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故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视为“豪放”派的主将，他虽然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其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而让他真正名垂千古的却是一首小令。
《天净沙•秋思》
3
后人点评它：全曲仅五句二十八字，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被誉为“秋思之祖”。
我们无法知晓马致远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一首杰作。或许只是在某个短暂停留的关外小村，古道、夕阳还有身边的老马，牵动了他的愁思；或许看到眼前的小桥人家，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斜阳，勾起了他流浪他乡的悲苦。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刻，他破译了国人的情感密码，用28个符号，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马神仙”是一个文字高手。
在词句的锤炼上，马致远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前三句十八个字中，全是名词和形容词，无一动词，各种景物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动态与形状，全靠读者根据意象之间的组织排列顺序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把握。貌似毫无关联的几个意象词组，排列在一起却是奇妙的和谐。
非高手，不可为。
这种奇特的用字法，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确实难做到。温庭筠《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与马曲用字法相似，但其容量仍不如这首小令大。马致远用字之简练已达到不能再减的程度，用最少的文字来表达丰富的情感，这正是《天净沙·秋思》这首小令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后世有很多研究学者将这首小令解剖分析，试图从它的意象特征、画面秩序以及情境拓展等艺术手法，去探究此曲成功的艺术原理。但是所有的技术都参不透情感的复杂和深沉，短短的二十八字，既是断肠人生活的真实环境，又是他内心沉重的忧伤悲凉的载体。
在元朝，这样的断肠人有数千万之巨。
以千千万万同胞的悲鸣为时代背书，这样的作品怎能不厚重？
4
蒙古人的铁蹄踏出了万里河山，却容不尽天下。
在蒙古人的实用主义当政下，被精英教育意识浇灌了千年的文人们，被迫从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下出走。知识精英们把前所未有的热情投注于以往的怡情之艺上，这一时期，有几个领域的文化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文人画——
文人画也称“士大夫写意画”。一般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主要是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类别。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至宋一代，朝廷建立了皇家花园，至痴迷书画的宋徽宗当政，这老兄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使得中国画里的写实风格发展到新的高度。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求妙而不求工的文人画在宋元两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先生的那副“怪怪奇奇无端”的《枯木怪石图》就被誉为文人画的代表之作。也形象的说明了文人画的典型特征：不在于工整细致，不在于形似甜美，而在于画里画外的那股妙趣。
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无奈放弃仕进，疏于人事。以往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名字，在这短短的一百年里横空出世，用他们的笔墨意趣真正奠定了文人画在中国画史的主流地位。
——元曲——
对社会现实的绝望和政治生活的绝缘，让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开始在新的领域寻求精神寄托。在元以前，戏曲从来登不上大雅之堂。可是，钢铁心肠的蒙古汉子们并没有这种认知上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戏剧还有很大程度上的隐喻意义，一些不敢说的话，一些不能说的反抗，以及一些压抑很久的情绪，都能在台上台下的唱念做打里隐藏。
因此，元代的戏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了蓬勃发展。不光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剧作如《西厢记》《窦娥冤》等，戏曲的演出也在中国的南北方兴盛起来。戏曲的繁盛也为明清两代的小说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起元曲，大家可能跟直观的就会想到这些情节跌宕、唱词优美的元杂剧，殊不知元曲有着丰富的构成，杂剧只是它的一部分。散套、小令、杂剧和传奇都属于元曲范畴。
散曲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因其形式自由、雅俗共赏，在大元的南北全面兴盛，不光是南人、汉人里佳作层出，色目人和蒙古人里也涌现出一些颇有造诣的作者。比如蒙古人阿鲁威的一首《蟾宫曲》就写得沉郁奔放，堪称其中佳作。
《蟾宫曲》——阿鲁威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
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散曲结构自由，语言简朴，却读来意味隽永。当时的文人画领袖赵孟頫、倪瓒也都写过一些清新雅致的散曲，赵孟頫在《后庭花》中写道；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而倪云林的“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与他的山水画一般，幽淡中透着一股苍凉。
多年以前，读张养浩的《潼关怀古》有万千感慨，但只记住了最后一句：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时至今日，依然看不透这8个字诉说的现世哲学。但，这又有什么要紧。我们只消记住，800多年前，有一群热爱生活的人们，将他们的苦难和愁思，都谱写成了诗，泽被后世。
文学和历史的意义，不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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