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相聚、推杯换盏本是人间乐事，但饮酒过量引发的悲剧却时有发生。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情形：酒局中无人劝酒、罚酒，饮酒者却因自行过量饮酒导致酒精中毒身亡，家属往往将同饮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那么，无劝酒行为的情况下，同饮者是否需要为饮酒人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 答案并非一概而论，核心在于同饮者是否尽到法定的安全注意与救助义务，这也是司法实践中判定责任的关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饮酒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酒量、身体状况，以及过量饮酒可能引发的健康风险乃至生命危险，具有法定的注意义务和认知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精神，若饮酒人因自身无节制饮酒导致损害后果，其自身应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这是司法裁判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公民自我责任的法律界定。比如在多起判例中，饮酒人自行大量饮酒、同饮者无任何不当行为且尽到合理照料义务的，法院均判决饮酒人自负后果。
而共同饮酒行为虽属于日常情谊行为，本身不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当多人共同饮酒时，彼此之间会产生法定的附随安全保障义务，这一义务也是判断同饮者是否担责的核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共同饮酒场景，同饮者的法定义务主要包括饮酒中的提醒、劝阻义务，以及饮酒后的扶助、照顾、护送、救助义务。只要同饮者存在过错，未履行上述义务，且该过错与饮酒人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结合近期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典型案件，更能清晰厘清无劝酒情形下的责任边界。该案中，男子刘某连续参与两场酒局，全程无人劝酒、罚酒，均为自愿饮酒，最终因急性重度酒精中毒身亡，家属将七名同饮者诉至法院索赔5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作出差异化判决：多数同饮者因无劝酒行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无需承担责任；而邀约刘某参与第二场酒局的曾某，因明知刘某此前已饮酒，却未进行节制饮酒的有效提醒，且在刘某醉酒时未实施合理救助，存在明显疏忽过错，被判决承担5%的赔偿责任，二审法院亦维持原判。这一判决明确了：无劝酒并非同饮者的“免责金牌”，未履行法定提醒、救助义务，仍需担责。
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定同饮者无需承担责任的情形也十分明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同饮者既无强迫劝酒、明知对方不宜饮酒仍劝酒等不当行为，也已尽到提醒、劝阻过量饮酒的义务；二是饮酒人醉酒后，同饮者已采取合理措施进行照料、护送，如将其安全送回家中交由家属照看、及时拨打120送医等；三是饮酒人的损害后果与共同饮酒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如因第三方侵权、自身突发疾病等导致。此外，若同饮者在饮酒人未出现醉酒危险状态时先行离开，且无放任风险扩大的行为，也无需担责。
反之，即便没有劝酒行为，同饮者若存在明显过错，仍需承担相应责任，除上述案例中的未履行提醒义务外，典型情形还包括：饮酒人已陷入醉酒、意识不清的危险状态，同饮者却漠视不管，未采取任何照顾、送医措施；饮酒人醉酒后欲实施驾车、骑车等危险行为，同饮者未加劝阻；酒局组织者或邀约者，对饮酒人的饮酒状态未尽到更高的注意与管护义务等。此类情形下，同饮者的“不作为”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法院会根据过错程度，判定其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
除此之外，还有两类情形下，无论是否存在劝酒行为，同饮者均需担责，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一是明知对方不能饮酒仍放任其饮酒，比如明知对方有酒精过敏、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对酒精不耐受，却未加劝阻，导致其饮酒后诱发疾病身亡；二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如饮酒人已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同饮者却将其独自留在路边、包间等危险场所，未送医也未联系家属，最终引发悲剧。
美酒虽好，莫要贪杯；情谊可贵，更需守责。春节将至，各类聚餐、酒局增多，这也为所有人敲响了法律与安全的警钟：作为饮酒者，要量力而行，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首要责任，切勿心存侥幸、无节制饮酒；作为同饮者，要摒弃“酒桌文化”中的陋习，不仅不强迫劝酒，更要对身边人的饮酒状态多加留意，履行好提醒、照料的法定义务，当他人陷入醉酒危险时，及时伸出援手，采取送医、联系家属等合理措施。
共同饮酒的背后，是情谊的联结，更是法律的底线。唯有守住“不强行劝酒、不漠视危险、不轻视生命”的原则，才能让欢聚多一份安全，让情谊远离法律风险。
法条链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资料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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