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立春前后，嘉陵江雾气未散，重庆街头的报童高喊着“陈独秀再谈抗日”的号外。围观者七嘴八舌——这个被称作“新文化旗手”的老先生，56岁出狱不过数月，竟又掀起话题风浪。报纸上那行小字极醒目：陈独秀有意赴延安。
消息传到陕北，很快摆在毛泽东案头。有人问他：“老陈来吗？”毛泽东沉吟片刻，放下烟卷，只回了四个字：“何尝不可。”这语气不冷不热，却暗含深意。三天后，党中央给出了明确复信，字数不多，却句句有分量——三个条件摆在信末。
要理解这三条的分量，得把时针拨回二十多年前。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像一盏路灯，把一批青年书生从旧学的迷雾中领出来。毛泽东当时在湖南，翻到“启蒙专号”时眼前一亮，随即提笔写下《体育之研究》，寄往上海。这篇稿件虽未刊出，却成了两人缘起的伏笔。
1918年北漂的毛泽东终于见到陈独秀。两人长谈甚欢，夜色已深仍灯火通明。陈独秀拍着小伙子的肩道：“未来，是你们的。”毛泽东点点头，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又过一年，北京街头爆发“五四运动”，陈独秀那篇《广东学生万岁》像火种，点燃了全国学运；在长沙，毛泽东扛着“驱张”大旗，汇成了同一团火。
同路的脚步却在1927年岔开。大革命失败，血腥清党让无数同志横死，他二人也陷入激辩。陈独秀认定革命受挫源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右倾背叛”，于是转向托洛茨基的理论；毛泽东则跑进湘赣边界寻找新的路。分歧没法弥合，1929年，陈独秀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党籍，成了“托派”首领。自此，他与延安隔着的不只千山万水，还有一场场血与火的分路。
逆风而行的代价很快降临。1932年10月，因同志告密，陈独秀在上海拉柯巷被国民党警探逮捕，随即押解南京。蒋介石亲批：“严加看管，毋得延误。”陈独秀在老虎凳上硬撑，仍拒绝替蒋氏政权背书。法庭以“危害民国”罪判他十三年。
牢房的黑夜漫长。陈独秀常裹着棉被，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稿，字斟句酌。看守问他为何不投靠南京政府，他冷笑回一句：“卖国贼桌上，哪有爱国人的座位？”苦役、饥饿、疟疾轮番上阵，却拖不垮他的笔杆子。正因这股劲头，囚笼之外的人仍把他视为“硬骨头”。
1937年12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为了团结各方，不得不抛出“释放政治犯”的橄榄枝。张学良、西安事变的余波还未散，国际舆论也在紧盯南京。12月24日，陈独秀获特赦，步出铁门时他已近耳顺之年，须发半白，却提笔写下八字：“倚马可待，誓复河山。”
自由并非终点。蒋介石派人登门劝降，“待遇从优”。陈独秀挥手赶人，理由之外人也能猜到：他两子延年、乔年正是蒋氏政权枪下冤魂。既不愿为南京所用，去向便剩下延安这一条。于是，一封措辞恳切又不失骄傲的信，经友人辗转送至宝塔山。
中央回信很快，措辞平静却犀利。第一，要书面宣布与托派彻底决裂，并公开承认以往错误；第二，要公开支持并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到延安后用实际行动证明立场。信末落款“中共中央书记 毛泽东”。这是组织的底线，也是一道政治与精神的双重门槛。
陈独秀读罢信件，沉默良久。他对周围朋友说了一句：“要我否定自己一生所信，不做。”仅此一句，已显态度。他没有再写回信，只托人带话：“不必了。”此刻的陈独秀，比病痛更难咽的，是必须自我否定的苦涩。托派观点在国际上日渐式微，可在他眼里，那仍是救国真理，容不得轻易放下。性格决定命运，这回显得格外准确。
延安方面没有再催。毛泽东却在窑洞里轻叹：“老陈如再软一步，他的长处仍可为抗战所用，可惜呀。”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得，那晚油灯亮到深夜。
失去组织的陈独秀只能选择另一种方式战斗。他移居四川江津，潜心著书，撰写《论灾难时代的政治》与《统一战线之理论与实践》数十万字，呼吁无条件抗日，抨击国民党消极避战。书稿多次被查扣，他只得在乡下租屋，用毛笔抄写，再偷偷送往重庆小报。字迹歪斜，却句句锋利。
1939年之后，日机轰炸重庆日夜不息，陈独秀因肺疾日渐消瘦。乡邻常见他扶杖倚门，眺望山外硝烟。有时孩子围观，他便笑着解释什么是“无产阶级解放”，依旧声如洪钟。一位小伙子怯生生问：“陈先生，您为何不去延安？”他摆手：“革命路不止一条，心在就行。”
1942年5月27日子夜，陈独秀因败血症逝世，终年六十三岁。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沉默良久，对身边人说：“陈先生功虽有过，然开风气之先，后人不可忘。”这段话没有公开发表，却经工作人员口口相传。
岁月磨灭不了那部《新青年》的油墨，也遮掩不住一个时代的交汇与分岔。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故事，像两条河流，起源相近，却在历史的峡谷中各奔东西。一人孤悬江畔，以笔为旗；一人执掌中枢，以枪为笔。三条未被接受的条件，成了他们最后的对话，也让世人感叹信念与性格的倔强排斥。终究，历史选择了胜者，但在很多老兵的回忆里，那位白须老人仍是“五四的号角”，声声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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