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封加急电报从巴黎飞到了北京。

这消息一落地,平日里稳如泰山的画坛巨匠卢沉,彻底崩了。

整整好几天,他眼泪就没断过,饭一口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要知道,他是中央美院的台柱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按说到了这个岁数和地位,本该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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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回,那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学生——梁长林,在巴黎遭遇车祸,人没了。

那年,他才32岁。

乍一看,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可你要是往深了想,卢沉这不仅仅是在哭徒弟,更是在哭中国水墨人物画断了的香火。

在那一拨年轻画家里,能让卢沉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押上去赌未来的,独独就这一个梁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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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把日历翻回到9年前,1974年。

那时候的中央美院,出了两号响当当的人物。

一个是后来名震画坛的史国良,另一个就是梁长林。

当年的圈子讲究个师承。

史国良那是费了牛劲,从军博一路追到三里河,最后追到友谊医院的病房,趁着黄胄瘫痪在床的时候,硬是拜进了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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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长林不一样,他是卢沉和周思聪早就相中的“关门弟子”。

这么一来,局势就有趣了:史国良成了“小黄胄”,梁长林成了“小卢沉”。

这哥俩虽说是同窗,可暗地里较劲的那个狠劲儿,真像是两个争抢阵地的突击连长。

摆在他们面前头一道坎,就是怎么在几亿人里冒尖。

两人不谋而合,都选了个笨办法——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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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良画速写,那是论“麻袋”装的,画完一袋又一袋,简直不把自己当人使唤。

到了梁长林这儿,更绝。

下乡跑一趟,回来往桌子上一铺,二百多张速写。

最吓人的是,张张都是精品,直接能挂墙上展览。

史国良瞅了一眼,当晚那顿饭直接噎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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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硬:在那会儿,物资缺,信息也不通,想把画画好,没别的招,就是靠海量的练习把手练出肌肉记忆。

梁长林心里跟明镜似的。

卢沉夸他“笔墨丝滑”,那都是他拿命换来的,把所有歇脚的功夫都填进去了。

1978年,又是个岔路口。

按规矩,要么读研,要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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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良留下来读研究生,梁长林因为手头功夫太硬,直接打破惯例,本科刚毕业就被美院扣下来当了老师。

昔日的同学成了教员,这事儿当年可是个大新闻。

可梁长林干了件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事。

领着工资,教完课,他不回办公室歇着,也不去混圈子,反而像个做贼似的,溜回史国良的教室。

他往学生堆里一扎,接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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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来的毛头小子不认识他,看着这个“旁听生”笔下生风,惊得下巴都要掉了:“这人比咱们老师手头还准!”

梁长林也不多嘴,就冲着史国良嘿嘿一乐。

这看着是“痴”,其实是真明白了。

他心里清楚:老师是个饭碗,画家才是命。

想成大师,就得在画布上接着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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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清醒,在80年代初那场“全明星”集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候,中国画研究院搞了个第一届人物画研究班。

蔡若虹、李可染、黄胄这些神仙级的人物都来了,周思聪、谢志高也在列。

梁长林和史国良作为后起之秀,也进了这个圈子。

就在这儿,梁长林碰上了最难的一关:怎么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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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画杜甫诗意图《石壕吏》,画面卡在老妇人开门的那一刹那。

难点不在脸,在那双手。

怎么能画出一双既哆嗦、又干枯,还透着这辈子受尽罪的手?

梁长林找了个瘦得皮包骨的同学当模特,画了几十张。

旁人看着已经没挑了,筋是筋,骨是骨,好像要从纸上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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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一般人,这就交卷了。

技术指标早就够了,甚至超了。

可梁长林停了笔,盯着画纸发呆,冷不丁冒出一句:“这手,要是让蒋兆和先生来当模特就好了。”

史国良一愣,问咋回事。

梁长林叹了口气:“瘦啊,除了皮就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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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着像调侃,其实是他对艺术理解的一次爆发。

蒋兆和是谁?

那是画《流民图》的主儿,早年在上海捡破烂,经历过大饥荒、战乱,大半辈子在苦水里泡大。

他的瘦,不是因为没肉,是那个旧时代在他骨头上刻下的印记。

梁长林想借的,就是蒋兆和画里那种透进骨髓的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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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又偷偷往里掺了点东西——温情。

蒋兆和的画,苦得让人喘不上气,那是旧社会的底色。

梁长林身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80年代,他的画在承接那份厚重的同时,还藏了一丝暖意和盼头。

这点暖意,全赖他那颗软得一塌糊涂的心。

史国良记得特别清楚,有回两人去清河救济院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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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住的都是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

一般画家去那儿,就像外科医生上手术台,冷静观察,画完走人,把人当素材看。

梁长林不行。

他一边画,一边跟那些老人唠嗑。

老人们淡淡地讲着家里的惨事,梁长林听着听着,笔就握不住了,眼泪哗哗往下掉,哭得比当事人还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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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把心掏出来的共情能力,能让画有灵魂,但对画家自己,那是巨大的内耗。

梁长林选择了燃烧自己。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在他走后5个月的遗作展上,画坛老前辈叶浅予会对着一幅画出神。

画上是个云南傣族小姑娘。

叶老指着那双脚丫子感慨:“瞅瞅这脚趾头的劲儿,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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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韵,只有真正懂生活的人才抓得住,老师是教不会的。”

所谓教不会,就是梁长林那种把命都搭进生活里的活法。

在那场展览上,叶浅予除了震惊,更多的是惋惜。

他没想到,这小伙子才32岁,怎么留下了这么海量的作品。

很多人画了一辈子,也没攒下这么多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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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长林就像是预感到自己日子不长,拼命跟时间赛跑,用32年把别人一辈子都活完了。

那个年代的中国艺术圈,正在经历大转型。

梁长林手里攥着通往大师殿堂的门票:最好的老师、顶尖的天赋、还有那份悲天悯人的心肠。

他要是还在,很可能就是连接徐悲鸿、蒋兆和体系和现代水墨画的那座桥。

这就是为啥卢沉哭得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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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哭的不光是爱徒,更是中国画一种可能性的夭折。

这一晃,36年过去了。

这标题,品起来全是滋味。

36年,够一个娃娃长成中年人了,够这世道变好几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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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史国良脑子里,梁长林好像前脚刚出门。

咋会有这种错觉?

大概是因为那9年的日子太浓烈,从美院并肩作战,到一块拜访大师,再去救济院写生,这些画面被回忆盘得包浆了,连时间的灰都落不上去。

他说,刚回忆完第四遍,觉得人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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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难过,因为他知道,按下回忆的播放键,那个被称为“二卢沉”的天才,那个听故事会哭鼻子的傻小子,又会在美院的画室里,冲着他没心没肺地傻乐。

这也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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