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晚年回国投案自首，被安排工作和住房|叛逃|李才旺|罗盘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西郊机场迎来一位须发花白的旅客。边检官兵核对护照时，不少人都没认出他。那张带着岁月沟壑的脸，正是二十一年前“驾机飞台事件”名单中的李才旺。候机厅的荧光灯下，他把手里的皮箱攥得死紧，心口却像擂鼓。那一刻，他决定为自己也是为已逝战友讨个公道。

李才旺出生于一九三四年，四川简阳人，家境清寒。新中国成立后，热血青年争相报名参军，李才旺也在其中。他文化课成绩平平，可在领航训练里却出奇地细心。测算航线、核对罗盘、校对气象，他样样不落。十九岁进入空军航空学校，二十四岁在某轰炸机团担任领航员。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踏实的小伙子会被推上叛逃风波的浪尖。

一九六五年五月，部队展开例行长航训练。机组三人：机长李显斌、领航员李才旺、报务员廉宝生。清晨五点，东北机场雾气未散，战机驶上跑道，螺旋桨轰鸣。起飞后半小时，指挥所发现飞机航迹诡异，竟一路朝东南飘。地面台呼叫数次，回应寥寥。连长急得直拍桌子，却无可奈何。

在驾驶舱内，气氛骤冷。李才旺首先察觉罗盘角度不对，他压低声音提醒：“航向偏了，校正一下。”李显斌却沉默。李才旺写下“立即返航”塞到驾驶员手边，得到的只是冷冷一瞥。此刻他心里隐隐明白，恐怕已经陷入险境。出于职责，他掏出配枪，试图制止这趟离谱的航线。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枪机只是空响。撞针被人做了手脚。李显斌转身拔枪，火光一闪，李才旺手臂中弹。血腥味弥散在狭窄座舱。

枪声把廉宝生惊醒，他用机载电台反复呼叫，但那一端已被人为切断。飞机继续俯冲，海峡渐近。廉宝生自知难返，强忍伤痛把机尾炮塔锁死，想迫降后挟机长回头，却在落地时被剧烈冲击撞成重伤。悲愤之下，他扣动了扳机，结束生命。台湾当局随即对外宣称“三位大陆英雄机组投诚”，并把两具年轻生命的沉默归为“殉国”。

对李才旺来说，噩梦才刚开始。伤未痊愈，台湾方面送来十五百两黄金、一套在台北郊区的房子，还安排他在空军指挥部当顾问。表面风光，背后摄像头和跟踪员却寸步不离。晚饭时酒桌上，有人假意劝他久住台湾；深夜回到住所，电话线常被拔掉，连收音机也上了锁。李才旺心里明白，自己只是政治宣传的道具。

三年后，服役期满。他以“远亲在美”的借口移居加州，希望甩掉暗影。初到洛杉矶，一切得从零开始。清扫餐厅、洗盘子、在唐人街小店搬货，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孩子上学、房租账单、身份手续层层积压，日子虽不至流落街头，却如同漂木随波。更要命的是夜深人静时的回忆：老战友廉宝生含恨而亡，母亲临终前那句“还是想你回家”也刻在心头。

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随后几年里，海峡两岸开始通邮通商。李才旺起初不敢动，生怕自己被当作卖国贼审判。可他留心到一九八四年起国家连续发布政策，鼓励曾被胁迫误入歧途者回归，既往不咎，依法甄别。几位老同学来信，也劝他“回来看看，咱们都在等你”。

他权衡再三，给在成都的姐姐寄去只言片语：“或许还能回家。”一九八六年初夏，李才旺以探亲名义先飞香港，随后踏入深圳，向驻口岸的公安机关自首。记录笔录的干警说：“回来了就好，一切照程序办。”那一刻，李才旺眼圈通红，却只是低声回答：“迟到了二十一年。”

军方调查持续数月，调阅原始飞行记录、座舱录音、值班台日志，再加对台湾宣传口径的比对，最终确认李才旺确实在被胁迫情形下随机被迫降台，且多年未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军委批准免予刑事追究。消息传到地方部队，曾共事的老班长叹了口气：“算他是掉队的兵，终究还是回来了。”

有关方面为他在西南一座军工企业安排了文职岗位，让他参与翻译外文资料和航空安全教材。工作不算清闲，却能发挥当年领航专业的长处。住房分在厂区家属院，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楼小屋。搬家那天，他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窗户透出的灯光，忽然觉得尘埃落定。

一九九一年，一则内部通报引发关注。李显斌偷偷潜回黑龙江省探亲，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军地联合法庭审理，因叛变投敌、非法携带军用武器、致人死亡等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昔日嚣张的“机长”终究付出代价。不久，廉宝生的真正身份也被澄清。国防部追认他为烈士，省里专门接回骨灰，安葬在家乡烈士陵园。烈士墓前，新刻的纪年碑文写着“生为卫国忠魂，殁作青山松柏”。

令人唏嘘的是，社会舆论对于李才旺的宽大处理，最初并非一致叫好。一些退役老兵议论：“带回来就完了？当年去台湾怎么不想想？”然而，在多次座谈会上，李才旺对当年机上斗争、在台受控、在美漂泊的细节毫无保留。一位军事法院干事回忆：“他反复提廉宝生的名字，几度哽咽，说欠兄弟一条命。”这种坦诚加深了外界对案件全貌的理解，也让很多老人改变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