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9日一早,上海细雨微蒙,毛主席乘车抵达吴淞路的申新九厂。刚下车,他就握住荣毅仁的手:“你不是请我来看看吗?今天特地抽空来了。”一句家常式的寒暄,让跟在身后的厂领导们都放松了神情。现场没有冗长的迎接仪式,只有机器的轰鸣与棉纱的清甜味道,这个场景后来被不少老工人反复提起。

车间里,毛主席俯身摸了摸刚下线的布匹,又抬头问身旁的挡车女工:“一天能织多少?”女工回答三百来米。毛主席笑着竖起大拇指,“手脚挺麻利。”荣毅仁陪在侧面,既欣喜又有些紧张。不得不说,高层领导能在百忙之中跑到工厂来,背后意味深长:一是表示对民族资本家的信任,二是给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打样。

这次视察仅用三个小时,工人们却记了一辈子。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离厂前专门叮嘱荣毅仁:“上海的企业要搞特色,合营不能光写在纸上。”这句话在当时被许多人解读为一种信号:国家需要这位出身资本家的参与,也需要他的经验。

镜头跳回1949年5月27日。那天凌晨,解放军各部队分三路开进上海市区。陈毅事先立下两条硬规矩——不用重火力,不进民宅。有人提出万一遭遇巷战怎么办?陈毅不加思索地回了一句:“无条件执行,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语气坚决得让人心里一颤。正是这条禁令,让数十万官兵露宿街头,也让初到上海的荣毅仁大吃一惊:自家的洋房静悄悄,枪炮声没进门,反而多了几声整齐的脚步。

动荡年代,家族长辈劝他去香港避一避。荣毅仁权衡再三,决定留下。他心里打鼓:共产党会怎么对待工商业?答案很快在那场座谈会上揭晓。新市长陈毅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走进会场,先鞠了个躬,接着开口:“恢复生产,政府陪你们想办法。”朴素的开场白,讲透了政策,也讲透了态度。座谈后第三天,申新九厂重启机器,汽笛声让苏州河畔重新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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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盛夏,荣毅仁托潘汉年带口信,请陈毅到家里吃顿便饭。市委讨论时分成两派,一派担心“腐蚀”,一派主张“统战”。陈毅拍板:“一顿饭能动摇立场?谁愿去跟我走。”话音落地,疑虑消散。赴宴那晚,大家围坐花园,喝江南米酒,陈毅打趣道:“荣老板,别怕我们,我们还得和你们合作。”一句话把主客之间的距离拉到零。桌上吃的是家常菜,谈的却是企业方向、工人福利和进出口渠道,气氛轻松却不失分量。

随后,市工商联筹委会启动,荣毅仁被推举为副主任。他笑称“硬着头皮上”,其实心底的石头放下大半。1950年秋,荣毅仁第一次进中南海。毛主席握手时说:“荣先生,你可是大资本家。”周总理在旁边幽他一默,“还是少壮派呢。”轻松的玩笑抹去了拘谨。宴席上,毛主席反复提到“做事要一贯”,荣毅仁听得认真,频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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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5年底,全国工商联在北京开会。毛主席主持座谈,足足聊了两个多钟头,现场没有讲稿,全是即兴交流。会后,荣毅仁提出邀请毛主席参观工厂。谁也没想到,这个邀请成行如此之快。那次上海视察,为次年“大改造”营造了信任氛围。

1956年春,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冲刺期。荣毅仁在人大会议上抛出一个问题:工业改造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能不能转化为非对抗性?他是真想通,也是想问明白。毛主席听后笑道:“你脑瓜子转得快,这问题好。”不少代表会后议论,说荣毅仁敢想敢问,难得。

1957年1月上旬,人代会换届在即。毛主席找来陈毅,语气随意却坚定:“你去上海给荣毅仁拉拉票,把他推出来。”陈毅当即领命,夜里乘火车南下。抵达后,他先出席党员大会,转述中央指示,再加了一个小插曲。陈毅提到那位法国资本家的掌声:“法国人说,如果他们的共产党也这样搞统战,他第一个拥护。”一句话引得台下哄堂大笑,空气立刻轻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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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正式选举开始。举手、计票、宣布结果,过程极为严谨。看到屏幕跳出自己名字时,荣毅仁再三站起又坐下,脸上却按捺不住激动。有人凑到身边小声说:“老荣,副市长可不是闹着玩的,今后忙咯。”他轻轻应了声:“忙点好,总算没让主席和陈市长白背书。”

就这样,41岁的荣毅仁成为上海市副市长。那天晚上,黄浦江边灯火通明,工厂汽笛此起彼伏。他回到办公室,摘下帽子放在桌角,窗外不远处是正在运转的机器。当年那声“你来了,很好”仿佛还在耳边,而此刻,他需要把“如何把合营企业搞好”这句话,真正写进上海的现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