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一个闷热的午后，重庆中山四路西南军政委员会大院里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勤务员推门探头，小声通报：“邓主任，家里来人了。”正在审阅公文的邓小平抬头，眉头一挑。片刻后，他几乎愣在座位上——那位带着竹篮、手脚利索却已现白发的乡下妇人，正是生父去世后撑起邓家门楣的夏伯根。她只比这位“西南第一把手”年长五岁，却要被他称一声“妈妈”。室内悄无声息，空调还没普及，风扇嗡嗡作响，也吹不散初见时那份尴尬而又真切的情感撞击。简单的对视后，老人轻轻一句：“贤娃子，我来看你。”眼眶湿润的邓小平立刻站起身：“夏妈妈，您辛苦了。”就这样，母子情分自此扎根于风雨未止的年代。
要说夏伯根，必须把时间拨回到1910年代的川东小镇。那年她刚过花信，母亲去世，父亲是船工，无力周全。17岁草草成亲，婚后不久便守寡。带着幼女改嫁邓绍昌时，她没料到自己将和一个名叫“邓先圣”的少年产生羁绊。这个继子后来改名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归来投身革命，成为家书里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奇人物。
与其说夏伯根是继母，不如说她更像苦难时代撑篙的纤夫。丈夫常年行船在外，她独自种地、纺线、撑家，逢年缺粮，自己喝稀粥，把唯一的白面馒头递给小女儿。抗战爆发后，乡间风声鹤唳。大女儿邓先芙在女中读书，结识共产党地下教师田秀岩，暗地里跑去贴标语、送情报。母女悄悄商议：“世道要好转，只能跟着这条路。”从此，夏伯根白天挑柴夜里纳鞋底，为游击队攒下四十双草鞋，“穿了不咯脚，用得住”。
1948年夏，游击队伤员急需转移。老人在自家青砖瓦房腾出堂屋，夜里提着煤油灯巡守。事败被捕，家里凑了两石谷子才把她赎回来。谷卖光了，二女儿又因疲劳成疾离世，日子似乎塌了半边。但她硬是不哭，“革命是为穷人，穷了更要打起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上海、北京的喜讯隔着收音机一波波传到川东。乡亲们说，成都广播里常有“邓小平”三个字。夏伯根擦着土灶灰，心里忽地一颤：那不正是继子的小名“先圣”改的吗？带着几乎耗尽的家当，她与小平的舅舅淡以兴踏上西去列车。一路颠簸，车票是赊的，干粮是自家腌菜。她认准一件事：去见这位多年未见的孩子。
也正因这一程跋涉，重庆大院那段略显生涩的母子重逢，成为往后半个世纪温度最高的一幕。从那天起，老人住进了邓家的四合院。卓琳忙于工作，几个孩子又吵闹，是夏伯根一把手撑起锅台、整理院子。她不识字，却懂规矩；她不善言辞，却把“家”这个字守得周周全全。邓小平常对身边人说：“多年的炮火都没让我掉泪，唯独母亲一句话顶得过千军万马。”
岁月却最擅长偷取人的记忆。进入八十年代，老人开始丢三落四：蒸好的馒头忘在笼屉、喊外孙的名字却总对不上号。医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邓小平忙于国是，也不敢远行，总要挤时间回家陪她下象棋——棋盘上黑白子排得杂乱，她却仍记得提醒他多穿衣服。1989年春，老人已90高龄，耳聪目也不明，却还能从新闻联播里听出继子在北京发言的嗓音，转身朝身边人乐呵呵地说：“听，小平！”
1997年2月19日晚21时08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亮着，新闻稿同步飞向四面八方。夜半三更，医院传来噩耗。次日清晨，全国电台反复播报。“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当护士习惯性给夏伯根送粥，她只抬手摆了摆。屋里没有电视，她却像能透过旧窗纸听见那条广播。老人突然挺直了背脊，眼神空洞里闪过一丝清明，声音沙哑：“小平，走咧？”语调平静，却带着难掩的酸楚。说罢，泪水沿着皱纹一路滑落。那天，她整整一天不肯进食，拉住看护只说：“别吵，让我歇会儿。”
医护记录显示，老人在随后两周食欲锐减，常常凌晨坐起，自言自语。有人问她在想什么，她轻声回答：“娃子忙活了一辈子，该歇了。”不久，她又沉默下去，像把所有语言留给了那个再见不到的孩子。2001年清明前的一场春雨中，夏伯根停止了呼吸，终年一百零一岁。子女遵照遗愿，将她安葬在故乡渠县邓家祠堂后山，与邓绍昌合冢。墓碑正中刻着“邓氏贤母夏太夫人之墓”，落款仍旧是邓家长子邓小平生前亲笔所题。
从川江纤夫之女到共和国领袖的“夏妈妈”，她没进过课堂，却在风雨中写就“革命母亲”四个字。外人念及邓小平，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南巡；而这位老人心里装的，却始终是一个衣衫单薄、站在江边挥手告别家乡的少年。若问她1997年的反应，不过一句“他走咧”，却重过千言。这样的静默，比任何挽联都有力量，因为那是母子间独有的天籁暗语，旁人听不见，却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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