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凯律师读《史记》系列_02
上一篇我们聊到，司马迁接了他爹“正处级”的班。
这类子承父业，大多数过得都差不多。
修修家谱，管管档案，写写材料。
浑水摸鱼的工作，喝喝茶，看看报，打打麻将，这辈子就可以交代了。
但一个临死前还要给儿子布置工作的爹，注定会培养出一个不太安分的儿子。
司马迁，38岁： 继承父志，当上太史令。
42岁： 正式开工写《史记》。
作为典型的技术官僚、专业人员。只要他不混圈子，不搞政治，这种人，一般会平稳的度过一生。
不出意外，司马迁的简历就是：优秀史书编撰工作人员，享年XX岁。
然而，48岁这一年。 司马迁的本命年，他真的出了意外。
汉武帝时候，大将李陵带了五千步兵去打匈奴，结果被八万主力包围，弹尽粮绝，投降了。
这件事在当时有多严重？在汉代政治与军事伦理中：战败已是重罪，投降敌国，属于极端政治丑闻。
这就像是派出去驻外的大使，不仅项目搞砸了，还直接申请了别国的绿卡。
这让我大汉朝颜面何存？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气疯了，满朝文武为了表忠心，恨不得把李陵祖坟给挖了。
其他人都：坚决拥护中央，深恶痛绝叛徒，与组织保持一致，坚决与李陵划清界限……
这时候，那个执拗的司马迁站了出来。 他说：“陵有罪，而情可原。他以5000敌8万，杀敌无数，孤军奋战，投降可能是权宜之计，将来还能报国”……
司马迁说完这话的时候，会场都安静了……
可以想象，当时会场多尴尬。
司马迁以为这是一次情况分析会，但实际上，那是一场统一“定调会”。
按说，司马迁有个正处级的爹，父子两个还精读历史，应该在政治的世界游刃有余才对。而此时，司马迁偏偏犯了最不该犯的政治错误。
事情很快就有了组织结论。大概意思是：司马迁政治意识淡薄，在处理李陵叛逃事件中，政治站位严重缺失，公然挑战组织权威，发表不当言论，为投降分子鸣冤叫屈，严重损害了朝廷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迅速，这位享受国家津贴的正处级干部，因为政治问题，跌到了人生谷底。
而司马迁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本质上是因为他是一个技术直男。
技术官僚，并不懂现实中真正政治运行的规则。
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述而不作”，也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他随声附和，他怎么可能写出《史记》？
写历史的人，首要素质就是诚实。如果夹杂太多弯弯绕绕，那是政客做的事，司马迁多少有点不耻。
如果是一般人，此时，肯定已经叫苦连天，唉声叹气……
不过，对于牛人而言，所有的苦难都会变成燃烧的动力。
他说：
周文王坐牢推演了《周易》； 孔子困顿写了《春秋》； 屈原被流放写了《离骚》； 左丘明瞎眼写了《国语》； 孙膑被挖了膝盖骨写了《兵法》…… …… 我司马迁有家世、有才华、有能力，但人生太顺了。现在万事俱备，就是人生不够惨，等我混惨了，我也可以……
现在看来，这次政治站队的错误，成就了《史记》。
司马迁紧紧地抓住了这次人生股指暴跌的机会，准备随时抄底，逆袭敲钟。
按照大汉的法律，司马迁此时有三个选择：
1、交罚款 2、死、3、宫刑
司马迁是官二代，可以接近皇帝。但属于没有实权的技术官僚。
他收入稳定，却没多余的钱交罚款。
他只能在体面的死和屈辱的活之间做选择。
如果放在现代，多数人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是，48 岁司马迁，生活在“士可杀，不可辱”的时代。
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死不可怕，失节事才大。
如果，司马迁选择死刑：全城的人都会为他点赞，说他是条汉子，史书上还得给记一笔“刚直不阿”的段子。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最体面的选择。
而宫刑是一种极其屈辱的刑罚，直接剥夺了司马迁的男人籍，成了太监。
司马迁称：“垢莫大于宫刑”，就是说：宫刑是最脏，最让人瞧不起的活法。
选择屈辱的活，比选择英勇的死，更加需要勇气。
死，是一次性的解脱；而受宫刑后的每一天，都是在众目睽睽下的“公开处刑”。
他说：仆之不死，非不能死也，所以自强不息者，实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翻译出来是：我也能去死，但我的书还没写完呢。
如果死了，他爹那个“处级干部”的梦想，就真的成了荒野里的烟灰。
所以，他做了一个极其大胆并屈辱的选择：宫刑。
他说：“每念此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司马迁意思说：每当半夜想起这事儿，冷汗就把后背的衣服湿透了。
这种日子，他过了十几年。
可见，宫刑这事，对于司马迁的伤害，比死严重多了。
这是司马迁人生的至暗时刻，屈辱的活着，只是为了完成他爹留下的遗愿。
事实上，《史记》之所以伟大，也正是因为司马迁有着对历史人物的悲天悯人情怀。
道必须成为肉身，才能有说服力。否则那只是说教。
司马迁体验屈辱与失败，才能理解屈辱与失败。
他一方面是在完成老爹的遗愿，又是在通过别人的故事，医治自己的伤痛。
文字，是男人的避难所。
世界让我支离破碎，我就在文字里重塑金身。
从那以后，司马迁的《史记》，就特别善待失败者。
于是，他写项羽，项羽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自刎乌江，死无全尸。刘邦才是那个该被大书特书的王。
但司马迁偏不。他把项羽放进了《本纪》——那是只有皇帝才能待的豪华包间。
司马迁在文字里，给英雄正名。
司马迁专门开了一章叫《游侠列传》。 这在当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看来，简直是“不正经”。
游侠是什么？是不受体制约束、快意恩仇的“法外之徒”。
但是，游侠讲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翻译过来就是：说准了就干，应下了就拼命，不惜搭上这副皮囊。
他写屈原：屈原和司马迁一样，都是有精神洁癖的人。
屈原用死来保持干净，司马迁用活法来守护使命。都是世俗意义的失败者，却都有流传千古的气节。
每一个伟大的灵魂，都带着满身的伤疤行走。
司马迁在屈辱与忍耐中，度过了中年危机，并且直接逆袭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男人的集体偶像。
《史记》写的是历史，但他更是司马迁给自己开的一剂药，这药在流传的两千年中，医治了无数失落而高贵的灵魂。
有些人，天生伟大，司马迁的人生，总是在关键时候选择那个最难的选项。
本来可以当一个公务员混口饭吃，但他非要选择写一部千古名著。
本来可以选择和别人一样奉承皇上，他偏偏选择独立思考。
本来可以一死了之，他偏偏选择屈辱的活着。
这正是他的伟大，这正是《史记》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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