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5年12月5日，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南南学院联合主办承泽论坛第48期暨《冲突与发展：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新书悦读会。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主题演讲整理。
研究背景
中国企业在过去20年的大规模“出海”堪称历史上首次。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学习。要顺利“出海”，需对全球重要节点型国家开展深入研究，以有效规避风险。长期以来，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多以历史、国际关系或语言学专业为核心，而我们的《冲突与发展：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这本书则基于实地调研，融合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突破单一学科局限。这样的跨学科国别研究在国内尚不多见。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初步尝试。总体而言，这本书具有一定学术性，并非通俗畅销书。
在介绍本书之前，先为大家简要介绍埃塞俄比亚。作为东非地区重要的节点型国家，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人口大国，人口约1.3亿，其在区域经济、军事领域均占据领先地位。但该国人均GDP仅100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历史上的埃塞俄比亚紧邻红海，曾拥有出海口。厄立特里亚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1993年厄立特里亚独立后，埃塞俄比亚成为内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而且人类起源于此。著名的“露西（Lucy）”南方古猿化石便在埃塞俄比亚发现。这具化石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祖先。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阿克苏姆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同期并存，拥有超过3000年的文明史。此外，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从未被殖民过，是除利比里亚以为唯一未被殖民过的非洲国家。阿克苏姆文明发源于北方的提格雷地区。19世纪末期，提格雷族、阿姆哈拉族等北方族群开始大规模南下，逐步拓展至奥罗莫族、索马里族等族群的聚居区域，最终形成了如今拥有80余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奥罗莫族、阿姆哈拉族、提格雷族、索马里族和锡达莫族是人口规模最大的五个族群。族群构成的复杂性也成为埃塞俄比亚诸多问题的根源。
为什么选择埃塞俄比亚作为研究对象
选择以埃塞俄比亚为研究对象，除了它是东非大国，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1.2004年至2018年间，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速位居全球首位，这一情况鲜为人知，而同期经济增速排名第二的是中国；
2.埃塞俄比亚全面借鉴东亚模式，尤其是中国发展模式，通过建设工业园等举措推进工业化，其招商引资、税收优惠等政策多借鉴自东亚国家。
然而，2018年之后，受政治动荡、战争、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发展陷入困境。每次赴埃塞俄比亚调研，都令我们印象深刻：该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生产要素价格极低——普通工人月工资仅45美元，熟练工人月工资约11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00元；该国电力主要依赖丰富的水力资源，电价极低，一度电仅一美分左右；水价、地价同样很低。要素价格如此低，制造业GDP占比却长期徘徊在5%左右。为什么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进程困难重重？
工业化的核心命题与四大挑战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埃塞俄比亚，更是全球南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一个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书中，林毅夫老师撰写的序言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深刻注解。2008年，林毅夫老师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当时他便关注到埃塞俄比亚的高速增长，因此埃塞俄比亚成为他任职期间出访的首个非洲国家。彼时埃塞俄比亚总理为梅莱斯。林毅夫老师与梅莱斯总理曾有多次交往。2009年，林老师赴埃塞俄比亚与梅莱斯会面时，特意从当地街巷市场购买了四件物品赠予对方，分别是手电筒、锁头、打火机和电灯开关。林老师向梅莱斯总理问到：这四样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都符合当地比较优势，为何埃塞俄比亚无法自行生产，仍需进口？随后他建议，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要实现长期增长，工业化都是必经之路，别无他途。这正是林毅夫老师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后发国家应基于自身禀赋，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逐步实现产业升级。据林老师所述，梅莱斯总理后来将这四件物品带到党内大会，向全体党员讲述林老师的建议。
农业国推进工业化必然面临多重挑战。结合多年调研经验，我总结了四方面挑战：
挑战一：资本短缺和基础设施融资约束。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有限，居民消费后可用于储蓄的部分极少，缺乏足够资本积累，难以支撑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投资，例如机器设备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等大规模投资。
挑战二：人力资本不足。尽管埃塞俄比亚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生产效率也普遍很低。中资企业赴当地投资后发现，若综合考量劳动生产率，实际用工成本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显著。当地劳动力在技能水平、时间观念等方面均有不足。不过，这些问题从长期来看均有改善空间。
挑战三：宏观经济脆弱。许多非洲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美元流入少于流出。这直接导致本币大幅贬值，进而难以吸引外资，因为外资盈利可能因货币贬值而缩水甚至亏损。今年7月，我们去南非、坦桑尼亚调研，发现这两个国家货币在过去十几年间贬值幅度已达60%-70%。而埃塞俄比亚本币贬值则更严重。
挑战四：国家治理能力薄弱。这是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包括央地关系和族群关系协调、腐败治理等问题。若这些问题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国内冲突甚至战争。
这四大挑战在埃塞俄比亚的调研中均有充分体现。我们希望通过长期观察，探究未来10-20年埃塞俄比亚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以实现长期增长。事实上，这些问题并非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独有。中国在早年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类似困境。而中国正是通过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成功迈入工业化阶段，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因此，这是发展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我们这本书的价值正是从单一国家视角切入，深入剖析上述发展难题。
调研历程与本书内容
2019年，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首次组织“一带一路”调研。受研究生院委托，我带由校内跨院系的老师和博士生同学组成的调研团前往吉布提。我们最初的调研目标是吉布提，后来发现吉布提的经济活动高度依赖埃塞俄比亚。作为埃塞俄比亚唯一的出海口，吉布提的支柱产业（物流）主要为埃塞俄比亚服务。因此，我们决定赴埃塞俄比亚开展补充调研。
2019年的调研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带了三四名学生前往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这里正是一年后内战的核心区域。在默克莱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当地政府部门与普通民众，深切感受到提格雷州精英阶层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紧张对立，双方互相指责。
历史上，1995年埃塞俄比亚建立新政权后，1995-2018年间联邦政府主要由提格雷族掌控；2018年换届后，提格雷族势力退出联邦政府，返回提格雷州。2020年，便爆发了内战。这场内战极为残酷，具体死亡人数尚无确切统计，据估计超过50万。冲突不仅涉及军队武装对抗，还掺杂着种族仇恨，甚至出现了村庄屠杀等惨剧。我们在调研中结识的几位当地友人在战争中遇难，南南学院也有埃塞俄比亚籍学生卷入战乱。那时我为了指导提格雷族博士生的论文，只能通过卫星电话和他联系。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如今局部冲突仍未完全平息。
2023年疫情防控政策结束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决定重启“一带一路”调研项目。由于有2019年的调研基础，而且又经历了疫情和战争，我迫切想了解埃塞俄比亚在战争前后的发展变化，就申请组团再次前往埃塞俄比亚调研。2023年8月，由北京大学跨专业、跨院系的教师及博士生组成的19人调研团赴埃塞俄比亚开展了系统性调研。调研对象涵盖联邦政府、多个州市级地方政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和驻非盟使团、国际组织、大学和智库研究机构、多家工业园、十余家农业和制造业企业、农业合作社、偏远山村原住民群体等。调研结束后，我们耗时六个月进行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即便在春节期间，团队仍通过线上会议完善研究内容，投入了大量精力。
全书共分为九章，前三章主要从政治学视角剖析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建构、经济发展与国内冲突问题；第四、五章聚焦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进程；第六章探讨埃塞俄比亚的外汇管制问题——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赴埃塞俄比亚时，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30比尔，第二次前往时跌至1美元兑换50比尔，目前汇率已跌至1美元兑换150比尔，汇率大幅贬值成为该国面临的严峻问题；第七章分析金融发展，埃塞俄比亚的资本短缺与金融体系滞后密切相关，这也是中资企业在当地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第八章关注家政产业，作为埃塞俄比亚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众多埃塞俄比亚女工赴中东从事家政工作，然后向国内汇款；第九章围绕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展开，作为内陆大国，埃塞俄比亚95%的进出口依赖吉布提，寻找更多出海口对其国家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埃塞俄比亚国家建构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困境
第一章梳理了历史脉络，为理解埃塞俄比亚当前的发展和冲突提供历史背景。埃塞俄比亚拥有悠久的阿克苏姆文明，且作为基督教文明古国，曾阻挡了伊斯兰教的南下。如今的国家版图奠定于19世纪末期孟尼利克二世的南下扩张，但这一过程也导致了族群分布的复杂性——该国无单一主体族群，建国历史较短，族群融合不足，若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不当，极易引发冲突。
埃塞俄比亚曾长期处于帝国统治之下。1974年，末代皇帝海尔·赛拉西一世被军政府推翻。1974-1991年为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期间发生了惨烈的大屠杀等历史悲剧。1991年，北方提格雷族带领各族群推翻军政府，在1995年建立了如今的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并设计了“族群联邦制”——类似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但每个州拥有独立的政府、选举体系及军队。
这一制度设计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历史上，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阶级主要来自北方的提格雷族和阿姆哈拉族，而人口占大多数的奥罗莫族等族群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多以务农为生，历史上曾遭受较多压迫。族群联邦制的初衷是保护弱势族群权益，但客观上导致国家建构滞后，民众的族群认同强于国家认同，为后续冲突埋下隐患。全球范围内，印度和印尼等国也实行族群联邦制，这些国家既面临共性问题，也积累了部分成功经验。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这些国家在族群融合方面的实践，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991-2018年，埃塞俄比亚主要由提格雷族执政；2018年联邦政府换届，奥罗莫族主导政权，2020年爆发大规模内战。
第二章：族群联邦制下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启示与展望
过去20年埃塞俄比亚经济高速增长，族群联邦制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第二章试图从“族群联邦制”与“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关系出发回答该问题。族群联邦制具有分散化特征，地方权力较大；而埃塞俄比亚借鉴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则强调中央集权，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配置国内资源推动工业化。二者天然存在一定的对立和矛盾。
我们研究发现，族群联邦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冲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展型国家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实际上依赖于对族群联邦制原则某种程度上的破坏。未来埃塞俄比亚需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处理好族群冲突、财政关系、协同治理等长期问题。
第三章：埃塞俄比亚的国内冲突、族群关系与联邦制
第三章分析了2015年后国内冲突加剧及2020年内战爆发的根源。1991-2014年，在强势且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梅莱斯执政期间，诸多社会矛盾被有效管控；2014年梅莱斯去世后，少数民族权益被压制、分配不公、土地等问题集中爆发；2015年后冲突数量显著增多。
本章分析认为，武装冲突的起因是族群矛盾，而族群矛盾源于不同族群的政治地位差异和经济利益分歧；2018 年阿比就任总理后采取了一系列意图缓和族群矛盾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反倒成为引爆武装冲突的导火索。武装冲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国家建构的滞后——以族群为基础的联邦制未能将不同族群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第四章：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进程
第四章梳理了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进程，也总结了现阶段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包括债务引发的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基础设施薄弱；族群问题和局部战争影响营商环境；外部环境波动等。
第五章：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发展的现状、影响和挑战
第五章有较强学术性，运用大量数据及经济学计量模型展开分析。埃塞俄比亚借鉴东亚模式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完善基础设施并不现实。于是，工业园成为工业项目落地的核心载体，即通过在有限区域内集中配置水、电、政府服务等软硬件基础设施资源，为工业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埃塞俄比亚首个工业园——东方工业园，由中国企业家投资建设，至今仍是公认的成功案例。然而，该工业园建成初期曾面临巨大挑战，招商引资困难使其一度濒临破产。2013年后，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国内劳动成本上升及环保压力加大，大量企业向外转移，东方工业园得以成功招商引资。
受东方工业园成功案例的激励，2014年埃塞俄比亚联邦政府成立国家工业园开发公司，一次性规划建设16个工业园。后发国家的赶超心理在此体现：这些工业园的建设标准极高，甚至超过目前中国不少工业园。但高标准也意味着高成本，且部分工业园在未完成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便建成厂房，导致空置浪费等问题。
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很有价值的发现：我们收集了埃塞俄比亚各区县的灯光亮度及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发现某一区县建成工业园后，当地灯光亮度显著提升，城市建成区面积也随之扩大。更重要的结论是，靠近大城市、市场可达性高、路网密度高的工业园，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此外，基于家户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工业园建设对周边居民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尤其是妇女权益得到显著提升。历史上当地妇女多从事农业劳动或专注于家庭事务，而工业园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岗位，女性就业比例显著提高。女性获得工资收入后，其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显著增强，数据显示当地家庭暴力发生率也随之下降。这表明，工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性别平等。但工业园发展仍面临其他待解问题。
第六章：埃塞俄比亚外汇管制问题分析
第六章聚焦外汇与宏观稳定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困境。因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汇率大幅贬值，埃塞俄比亚政府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
埃塞俄比亚外汇短缺问题的加剧主要源于两个关键时期：2013-2017年，为推进工业化，该国大规模进口工业资本品，但出口增速未能同步提升，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2020年后，内战爆发使得国内生产中断，大量外资企业撤出，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激增，进出口差额进一步扩大。持续的进口大于出口，必然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进而引发汇率贬值、外汇管制、黑市交易等一系列问题。
第七章：金融约束与后发国家发展
第七章分析埃塞俄比亚的金融发展状况，核心结论是：解决金融约束问题对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腾飞、跨越工业化障碍至关重要。
中资企业赴当地投资普遍面临融资困难，这与该国金融体系滞后密切相关。埃塞俄比亚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导，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有限，金融基础设施薄弱，正规金融渗透率低，本地居民高度依赖非正规金融。金融发展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对比埃塞俄比亚与周边国家（如肯尼亚）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创业密度，发现埃塞俄比亚的创业活跃度明显更低。
本章还介绍了中国与肯尼亚的金融转型经验：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平衡了市场化效率与风险，逐步推进金融市场化。肯尼亚则凭借数字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低收入国家人口分散、金融服务成本高的难题，为金融普惠提供了新路径。
第八章：堵不如疏——埃塞俄比亚的国际家政产业
中东地区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旺盛，而埃塞俄比亚与中东地理距离较近，促成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境外私人汇款成为埃塞俄比亚的重要外汇来源：一名赴中东从事家政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从业者，每年可向国内汇款3000余美元，这对于一个人均GDP仅1000美元的国家而言，无疑是相当可观的收入。2002-2021年间，埃塞俄比亚家政产业年均创汇超4.9亿美元，是该国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仅次于年均出口额6.6亿美元的咖啡产业。第八章主要梳理了埃塞俄比亚的家政产业的发展历程及相关政策。
第九章：埃塞俄比亚出海口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第九章围绕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问题展开：1998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爆发战争后，厄立特里亚关闭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出海口；吉布提由此成为其唯一出海口，埃塞俄比亚95%的进出口贸易均通过吉布提完成。从风险防控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埃塞俄比亚始终有增加出海口的诉求。本章对周边11个潜在出海口进行了系统分析，综合评估了各出海口的基础设施条件、经济成本及政治风险等因素。最后的比较分析表明，如果埃塞俄比亚要进行出海口的多元化尝试，索马里的柏贝拉港是最有可能作为重点发展对象的港口。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王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环境与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气候变化、宏观发展。
关于《冲突与发展：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
本书由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一带一路”课题组编著，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深入埃塞俄比亚，系统研究非洲之角地区冲突与发展问题的最新成果，为理解非洲大国在冲突约束下如何推动发展提供了中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书中系统讨论了埃塞俄比亚从帝国、军政府到联邦制国家的历史演进，深入剖析族群联邦制的制度得失、工业园区的经济效应、外汇管制的结构性困境等议题，呈现了中资企业投资、家政劳务输出、出海口多元化等鲜活案例，力图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田野之间搭建理解埃塞俄比亚乃至当代非洲的桥梁。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