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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上海，战火和谍影一齐压在这座城市的屋檐上。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国民党军统少将被李士群的人抓了。
事情一出，熟悉当时政治局势的人，估计都倒吸一口凉气。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被抓的人叫袁殊，他的夫人马景星在危急关头，没找军统老同事、没找政府高官，而是悄悄去找了中共地下党干部潘汉年。
而潘汉年给出的“营救建议”，也非常反套路让她赶紧去找日本人！
这操作听起来有点抽象，但细细扒一扒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一场营救，更是一盘已经下了好几年的大棋。
这场谍战故事，得从戴笠那次秘密会面讲起。
1939年夏天，香港维多利亚港边上的茶楼里，军统局长戴笠把一份折叠整齐的任务书，递给了对面的人袁殊。
他当时的任务，只有一个：刺杀李士群。
李士群是谁？说简单点，他是当时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是日本人扶植的“代理人”。
他组建的76号特工总部，专抓抗日人员，在当时的上海可谓臭名远扬。
袁殊接下这个任务后，立马回到上海，开始做细致的部署。
他画地图、查地形，连下水道都勘察过，甚至打算从后巷挖隧道、埋炸药，一举摧毁76号。
可以说，计划做得挺周密的。
但现实往往比计划更快。
还没等实施，他就被李士群的人逮住了。
更糟的是，他亲手绘制的情报图纸也落到了对方手里。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袁殊怎么就暴露了？有没有内鬼？这事到现在也没人能下定论。
只能说，那是个情报频繁泄露的年代，再隐秘的部署，也挡不住被人盯上。
被抓后，李士群亲自审问他，还放出话来：只要你交出情报网，就放你一马。
袁殊当然没答应，甚至开始跟李士群打心理战。
他装作云淡风轻，说要洗个澡、吃顿饭、让老婆给送点换洗衣服来。
看起来是在“讲体面”，其实是在暗中传递求救信号。
马景星收到信号后，火速联络了中共地下党。
她没有走常规路，直接找到了潘汉年。
这里要稍微提一句，当时的上海是个三不管地带，各方势力纠缠得一塌糊涂。
日军、汪伪、青帮、中共、国民党，各有地盘，各有规矩，玩得是心理战、信息战、人脉战。
潘汉年了解袁殊的真实身份，那可不是一般军统特务。
他实际上早在留法期间就被中共吸收，是个埋得很深的“多面间谍”。
所以潘汉年才会建议她：“去找岩井英一。”
对，就是日本驻沪副总领事，兼“特别调查所”的负责人。
这个建议听起来很奇怪。
去找敌人救人，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可事实刚好相反，潘汉年抓住的是岩井对袁殊的“利用价值”。
岩井这个人，说白了是个有政治野心的日本特务头子。
他不仅想控制上海的情报系统，还希望自己在东亚战场上有更大的权力。
他早就注意到袁殊，觉得这个人手里有人脉、有资源，是个值得培养的“中方代表”。
所以，马景星打了那个电话后，岩井立刻做出反应。
他直接带车队冲进了76号总部，开门见山要人。
李士群虽然是个狠角色，但面对岩井，还是要低头。
毕竟，他再狠，也不过是日本人豢养的“工具人”。
他不敢怠慢，十分钟内就把袁殊从地牢里带了出来。
这场营救行动，没有一兵一卒，全靠“人脉杠杆”撬开了76号的门。
这个情节，比电影还精彩。
真正能做到“借敌人之手，救自己人”，这不是胆子大，而是布局深。
从李士群手中被带走后，袁殊并没有“销声匿迹”。
他表面上接受了岩井的拉拢，还成为“特别调查所”的情报顾问。
很多人不理解，袁殊怎么就跟日本人混一块了？这是不是叛变？
其实从潘汉年的电报中就能看出：组织批准他以军统身份继续潜伏。
也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是中共情报系统的一员。
更难得的是，袁殊还背着几个“身份”。
他在军统是少将，在青帮是红人，在中统也有关系网，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宾。
他就像一枚嵌在各种阵营之间的活棋，谁都觉得他有用，但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底色。
他在岩井公馆设立了密电台，向延安发报。
他给岩井的每一份“情报”，都有掺水、改写或伪造，既让对方满意，又不泄露真正的国家机密。
他的家，也成了情报的“三层结构”：楼下是青帮活动场所，中间是中统联络点，最上面是中共接头地点。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每天都得演不同的角色，谁能坚持下来，真的不是普通人。
到了抗战胜利，他没急着洗白身份，而是把自己多年积攒的资产，包括地产、珠宝、账本，全都上交给了党组织。
他说：“我没有孩子，这些就算是我交给国家的‘战时储备’。”
他从来没争功劳，也没上电视当英雄，直到去世后，才被追授为烈士。
邻居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身边这个看起来普通的老人，当年几乎搅动了整个敌后情报圈。
从这个角度看，袁殊的故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事迹”那么简单了。
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在生死边缘打算盘；他的每一个身份切换，都是信仰的延伸。
我最佩服的，不是他如何周旋于多个势力之间，而是他能坚持自我，不被环境同化。
即便被冤枉成“汉奸”，他也没解释一句。
他知道，信仰的事，讲出来不重要，做出来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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