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闽之 资深危机处理专家，南京大学商学院EMBA行业导师，南京大学商学院AACSB国际认证顾问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兼职研究员，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监事。
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生，41岁的熊辉在经历国际贸易工作、多次创业失败及三年失业后，于2025年初入职武汉某小区保安，月薪3800元。他通过短视频记录职业日常，自称初衷是分享工科生转型经历，为年轻群体提供职场避坑参考。
其视频常以“211毕业当保安”为标签，强调“脱下孔乙己长衫”的务实选择。校方监测到舆情后，委托其原辅导员（现任学院领导）致电关切三点：询问优秀毕业生选择保安职业的具体原因，是否遭遇家庭变故或经济困难；担忧视频被解读为“名校毕业生沦落”的负面案例，可能影响招生声誉；肯定分享意义，但要求内容“真实正能量”，删视频与否尊重其个人意愿。熊辉也澄清校方未干涉视频发布，而部分网民质疑“约谈”隐含职业歧视，认为若其非自媒体博主则不会被关注。
从学校和熊辉交谈的内容和反馈来看，还是很正常的关心和沟通。但是现在舆情的发展，恐怕是学校没有想到的。面对这样的舆情，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这几个问题。
一、关切的致电演变为“被母校约谈”并冲上热搜，是谁起了这样一个话题呢？起这样的话题能带来什么的效果？
“约谈”这一标签是自媒体、平台流量逻辑与公众社会情绪合谋的产物。它虽然不符合事实，却因其强大的情感动员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让学校一次可能初衷不坏的关切，演变成了一场需要严肃应对的公关危机。
我们来看一下，学校的关心是如何在自媒体叙事下演变成约谈的。
学校陷入被动，无论初衷和事实如何，学校都必须先应对“约谈”这个负面标签。当事人澄清后，学校虽避免了最坏局面，但“校方致电”这一行为本身，已被永久地与“担忧声誉”、“职业歧视”等负面联想捆绑，公关形象严重受损。
二、学校在致电前后，除了关切校友的现状外，还在担心什么？
致电前，学校最直接的担心是熊辉的案例被简单提炼成“武汉理工毕业生就业困难”、名校学生沦落这样的负面标签，在激烈的高校排名、生源竞争中，这种认知会直接打击招生宣传，让学校在公众认知中被贴上“人才培养失败”的标签，会被解读为“名校文凭贬值”、“高额学费换不来体面工作”，从而动摇潜在学生及家庭对学校教育价值的根本信心。也会影响到在校生就业的形势和信心。
事件发展为公共舆情后，学校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遇。在这种状态下，回应永远“里外不是人”，无论学校是否联系、如何联系，都可能被批判。不联系是“冷漠功利，只认成功校友”；联系了就是“约谈施压，干涉自由”。这种回应陷阱让学校陷入巨大的无力感。事件一旦发酵，讨论有可能从个人案例上升到“就业难”、“学历通胀”、“职业贵贱”等社会结构性矛盾。学校最害怕的就是被架上批判席，成为这些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发泄口。
三、学校在致电前的策略考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舆论发酵后还可以做什么预案？
我个人认为，学校监测到熊辉的短视频后，有上面提到的各种担心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要看监测数据看传播量看评论区留言的导向再做决策。在致电前要考虑“这对学校有什么风险？”，将可能的预案提前准备。
必须表扬的是，学校在选择沟通人员、沟通内容还是精心准备的，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忽略了行为本身在时下情绪大潮中引发的反馈是和学校的主要诉求（如招生等）是冲突的，所以这个电话打还是不打，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定。我觉得学校反而在这点上没有考虑太多。也对自媒体的胡乱定义缺乏心理准备，造成学校相对周全的出发点，在传播中完全被一个更具冲突性的标签所覆盖和取代。
那么舆情发生后，学校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还是通过舆情监测对要不要发声进行研判，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不利于学校的观点发展，可以保持沉默，不再往舆论场里“添柴”。但是预案还是要做，预案至少应包括两类内容。
第一个准备一个官方简短声明（在舆情扩大时才放出）核心内容包括三点：
网传‘约谈’不实，系学院老师对校友的常规关心。 （澄清定性），
通话中，学校充分肯定校友记录真实职场人生的意义，并尊重其一切选择。（传达核心事实）
我校始终尊重每位校友的多元发展，职业无分贵贱，自食其力、认真生活都值得尊敬。（表明价值观）
第二，下个学期刚好又是毕业季和招生季，学校内部要对这个事件做好统一口径，来面对学生和家长（包括报考专业）的问询，口径内容除了将“多元成功观”融入在校生教育，从源头减少类似的认知冲突，对这个事情的重新定义外，还需要包括对学校相关专业，毕业政策的解读等一揽子方案。如果时机成熟，可邀请熊辉参与就业指导活动，讲述心路历程，演讲主题就针对少走弯路，实现学校和校友的双向奔赴。
预案的目的将个体案例的冲击力，转化为展示学校胸襟与价值观的契机。
P.S. 封面新闻记者联系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了解相关看法，对方婉拒了采访。
编辑、审核：吴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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