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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年的京城诏狱里,七十六岁的李贽执剃刀刎颈,两日后方才气绝,这位被所谓朝廷正流们扣上“异端魁首”帽子的老者,至死都未对自己的思想有过半分折腰。李贽的著作被下旨尽数焚毁,他的言论被保守士大夫口诛笔伐。可偏偏有人偷偷抄录他的文字,将其奉作精神圭臬。有人骂他离经叛道毁弃礼教,有人赞他敢破樊笼直剖人心。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历史终究会为他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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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人心
李贽提出了“童心说”,他认为世间最可贵的便是未被世俗沾染的本心,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更无真文真道可言。
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将世俗生活的基本需求抬到人伦天理的高度,打破了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荒谬认知。
在当时让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是,李贽不将孔子奉为天生的圣人,他直言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不过是孔子及其弟子针对当时境遇的言说,不该被后人当作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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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以来,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求,程朱理学被立为正统,他们将三纲五常刻成社会运行的模板,把人性死死禁锢在礼教的框架里。
于是在这样的模式中,士大夫们满口天理道义,实际上他们多是沽名钓誉的假道学而已。
李贽的思想,正是血淋淋的撕下了他们的伪装。他极为大胆地打破偶像崇拜,消解了孔子与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让人们意识到圣人亦有局限,经典亦有时代性,这是对思想蒙昧的直接破除。
李贽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将人性从“存天理灭人欲”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承认世俗欲望的天然正当,这是对人性本真的重新唤醒。
更为难得的是,李贽主张个性解放。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心与认知,不必盲从世俗与权威,这是对独立思考的大胆倡导。
当时的另一位相当负有盛名的文人顾炎武曾经评价李贽道“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这看似贬斥的评价,反而证明了李贽的思想有多么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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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皆醉我独醒
大明朝是中国封建思想登峰造极的一个朝代,在这一时期,理学一统天下,所以李贽思想的出现可以想象到是多么具有冲击感。
李贽的思想让晚明早已僵化的理学阵营出现裂痕,更让泰州学派的平民学术迎来新的生机。不少文人学士开始反思程朱理学的教条化,不再将经典奉为圭臬,他们开始尝试从本心与现实出发探讨学问。
所以说,晚明心学的发展与演变深深烙着李贽思想的印记。
李贽的思想在民间与士林间悄然传播,这也让普通百姓与不得志的士人意识到礼教背后的虚伪,开始正视自身的需求与个性。
只是这份启蒙,在统治阶层与保守士大夫眼中,却是动摇国本、败坏风气的祸端,他们将李贽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李贽一生最恨的便是假道学,而他的好友耿定向,恰是当时假道学的代表人物,耿定向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行利己之实,李贽不顾情面,接连著文与其论战,直言其“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这番直言不讳让二人彻底决裂,耿定向自此便处处针对李贽,多次上书弹劾其“惑世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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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明朝的统治者正需要用程朱理学巩固统治,李贽的思想打破了思想的垄断,自然被视作威胁。
再加上张居正主政时,李贽便因不肯趋炎附势与之结怨,朝堂之上本就无他的容身之地,假道学的攻讦,再加上皇权的忌惮,层层叠加,便注定了他的悲剧。
万历二十九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受保守势力指使,上书皇帝弹劾李贽,罗列其“倡乱道,惑世民”等数条罪状,请求将其逮捕治罪,焚毁其所有著作。
万历皇帝下旨准奏,李贽彼时正在通州好友马经纶家中著书,闻讯后坦然就捕,毫无惧色。
入狱之后,狱吏曾问李贽为何要写那些“离经叛道”的书,他昂首答道:“吾书皆为真心得见,非敢妄言,若说有错,便是错在道破假道学的虚伪。”
李贽在狱中依旧不改其志,不愿低头认错,最终在万历三十年的正月,趁侍者不备,取剃刀刎颈,临终前他尚问侍者“吾道何之”,侍者无言以对,这位一生坚守本心的思想者,便在这样的追问中,两日后方才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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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人生的结尾就像他的思想一样,不拘一格顺应本性。在外国,哥白尼因为日心说而被看做是异端而被大火烧死,而李贽在遥远的东方用自己的鲜血无独有偶地捍卫了人性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