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深冬的一个午后，北京西郊火车站刚冒起白色蒸汽。列车车门打开，高智提着瘪行李包跨下车阶，顾不上寒风，抬手拦下一辆小吉普，直奔中南海。距离上一次离京，他已阔别三年。车轮碾过石板路，他心里却像回到了十年前那个陌生又亲切的地方——主席身边的机要室。
高智出生于1928年，陕西佳县黄河岸边长大。町畈里风沙大，他常说风一来就能把人吹出老远。十岁进私塾，十六岁考进绥德师范。那年冬天，他收到党组织简短一句话：“延安需要人。”年轻的他没多想，背着铺盖走了三天山路进了陕北公学，随后被分到中央机要科。无线电报机“哒哒”作响成了他青春的背景声。
机要科最讲规矩。台灯亮着，小窗紧闭，外界风云再急，报文格式一分不能差。十九个解放区的电码每天滚滚而来，他和同事连夜译电、编号、存档。七年无差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那句被他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话——“一字之差，可误全局”。
1947年春，中央机关从延安突围。夜里翻山，白天隐蔽，机要员随行背着沉重发报机，随时架设。高智后来回忆，那一路最怕的不是飞机，而是电池没电。若无线电熄火，前线指挥链就像被剪断的风筝。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首次读到毛主席亲笔撰写并附带批注的“龙飞凤舞”短稿。字迹潇洒，语意锋利，为沙场迷雾中的指挥部点亮航标。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铺天盖地。1953年春，叶子龙突然把高智叫去，语气轻松却话里有分量：“主席身边缺个机要秘书，组织看好你。”高智心里咯噔一下。他自认为只是个技术员，哪里敢碰政治中枢？“我说陕北话，主席是湖南人，会不会鸡同鸭讲？”叶子龙摆手：“主席在陕北待了十几年，你别多想。”
第一次走进丰泽园，毛主席正倚床看书。高智腿都有点软。主席主动伸手，笑着问：“小高，今年多大？”一句家常把气氛拉回地面。短短几分钟，他就被安排留下，“帮我理理材料，好不好？”这一“好”字，将两人工作关系锁定了十年。
机要秘书的第一课，是删繁就简。高智曾把一份电力规划报告加了四级标题、两段副标题，自觉清晰。主席翻了翻忽然乐了：“秀才写报纸咧，给我看不用摆花架子。”从那天起，高智给文件起题尽量直给，比如《干部下放问题》《黄河治淤意见》，干脆利落。
随着磨合推进，高智负责的不只是文件。行程、会客、列车时刻、药品配给，全落到他桌面。1959年6月随主席回长沙，专列闷热如蒸笼，他提议转住宾馆。主席摆手：“老家能住，花钱少。”那趟行程，他计算食材，连一包烟的支出都记进本子。高智暗自惊叹，这种节俭不是作秀，是深入骨子里的家国观。
也有出错的时候。一次他把主席作息写成表格放抽屉，方便电话查询。主席得知后神情肃然：“若落他人手，你负得起责？”高智当晚亲手烧掉纸条，烟灰飞起，他眼里冒火星。这一课，把保密二字刻进心底。
1960年12月26日，主席六十七寿辰。丰泽园桌上只有几盘蒸菜。席间，主席忽然说：“人不能老坐办公室，浮在上头会心虚。”七位贴身工作人员面面相觑，随即报名请求下基层。主席提笔写信，定下信阳专区蹲点方案，又细心准备药包。高智排在最后一批，他懂得，这是主席的牵挂，也是磨砺。
1962年4月，高智启程返陕。临别那晚，灯光昏黄，主席拉着他的手嘱托：“到哪儿都给我做点事。”他点头，转身又被叫住。“咱俩照张相吧，留个影子。”快门一响，胶片把当下定格，也预兆了难以再续的相见。
返回西北后，高智先后在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省电台工作。对外他是普通干部，夜深人静时仍会拿出旧照片，细看那双熟悉的眼。1976年9月9日清晨，电波传来噩耗，他愣坐半晌，随后灌下一盅白酒。因工作所限，他未能赴京守灵，这成了终生遗恨。
此后四十年，凡遇9月9日，他总会独自一人在窑洞门口点灯烧纸。邻里常问何故，他只说一句：“老领导生日。”言罢抿口小烧，仰望星空，不再多言。
2016年春，毛新宇到西安看望这位“爷爷的老秘书”。病榻上的高智拉着对方手臂，苍老却依旧响亮：“我最怕忘了主席的吩咐。”同年9月9日清晨，他静静离世，享年八十八岁。病历记录的时间，恰与主席辞世整整相隔四十年零数小时。护士们后来才知道，这位白发老人走前一直握着那张黑白合影——五寸大小，纸角已卷，却把十年并肩的记忆压进薄如蝉翼的胶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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