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那厚重的红墙里，养心殿静得只能听见漏刻的滴答声。
乾隆爷盯着案头那份两广总督孙士毅递上来的折子，眼神凝重，半天没挪窝。
这折子里写的事儿，要是搁在汉武帝或者唐太宗那会儿，怕是能让他们乐得半宿合不拢眼——安南国王阮光平居然求着要“内附”。
啥意思呢？
直白点讲，就是越南那位国王要把自个儿的国家打包送给大清，连人带地全盘托出，至于以后是设省还是立县，全听皇上安排。
开疆拓土，那可是古代当皇帝的最高业绩考核标准。
金銮殿上，协办大学士和珅那是满面红光。
他算盘打得响：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功劳，大清威名远扬，万邦来贺，如今人家哭着喊着要并入版图，这不正好给“十全老人”的功劳簿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嘛。
可偏偏到了乾隆这儿，这事儿却碰了钉子。
老皇帝琢磨了许久，提起朱砂笔，干脆利落地写下四个大字：不准所请。
这四个字一出，等于把主动送上门的几十万平方公里江山往门外推。
后世不少读史书的人，容易把这事儿看作是乾隆岁数大了怕折腾，或者是那种“天朝上国”瞧不起人的臭架子。
可你要是把目光挪回18世纪末的东亚地图上，就能看明白，这哪是什么傲气。
这分明是一个精明到骨子里的帝国掌舵人，在心里盘算完三笔账后，做出的最理智的止损选择。
头一笔账，算的是银子。
乾隆晚年，大清地盘实打实有1300万平方公里。
这数字听着威风，可管这摊子事儿要花多少银子，只有坐龙椅那位心里跟明镜似的。
那时候朝廷在边疆治理上，其实也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紧巴得很。
就说挨着越南的云南和广西，养兵、办事、修碉堡，每年雷打不动得砸进去80万两白银。
这钱扔进去了，能听个响儿吗？
户部那边的账本记得清清楚楚，这两省税收撑死也就30万两。
一来二去，为了维持西南边境不起火，中央国库每年得倒贴50万两窟窿。
这还是太平日子，真要有点风吹草动，军费那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现如今，要是接了安南这摊子事，防线还得往南推，一直推到红河三角洲甚至更远。
照着大清那会儿的驻防规矩，想把安南全境管顺溜了，兵力起码得翻倍。
这一加人，每年的硬性开销少说也得再多出100万两。
况且安南那地界，刚经过西山朝一通乱战，老百姓穷得叮当响，短期内压根榨不出油水来填这笔账。
和珅光盯着“开疆拓土”的面子好看，军机大臣阿桂却瞅见了“入不敷出”的里子难受。
阿桂是带兵的行家，他反对的理由简单粗暴：那地方太远，管起来太费钱。
乾隆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比阿桂还细。
接手安南，就等于大清背上了一个每年亏损百万两的“烂摊子”。
这买卖，翻开财务报表一看，那是赔到底裤都不剩。
于是乾隆在谕旨里话说得很客气：“安南那就是个弹丸小国，不如让他们给咱大清当个看大门的。”
大白话就是：这块地我不要，留着你们自己管，给我当个保安（藩屏）就成。
第二笔账，算的是老皇历。
乾隆书读得多，对安南那块地的“脾气”摸得透透的。
他在给军机处的条子里，专门提了个醒：“明永乐年间张辅征安南的事儿，就是前车之鉴。”
那段往事，可是明朝心头一块揭不掉的伤疤。
当年朱棣也是意气风发，趁人家内乱，派大将张辅杀过去，一举拿下，改名“交趾布政使司”，硬生生纳进了大明版图。
结果咋样？
明朝在那儿硬撑了二十年，但这二十年简直就是噩梦。
安南那边的社会路数跟中原完全两码事。
内地是皇权能管到县太爷，有一套成熟的班子。
可安南遍地是地头蛇，乡下宗族势力大得很，朝廷的令箭出了城就是废纸。
为了镇住场子，明朝这二十年砸了数不清的军费，几万将士把命丢在了异国他乡，面对的却是按不住的造反和打不完的游击。
折腾到明宣宗宣德年间，实在扛不住劲了，只能灰溜溜撤军，承认人家独立。
这一来一回，除了耗空国力，啥也没捞着。
乾隆心里跟明镜似的，眼下的局势跟明朝那会儿像得吓人。
阮光平建立的西山朝虽然面子上服软，甚至主动求着要进来，说白了那是为了找个靠山，借大清的势头压住国内反对他的人。
一旦大清真派流官去管事，搞什么改土归流，准得动了当地那帮利益集团的奶酪。
到时候，现在的“跪求收留”立马就能变成“赶走侵略者”。
乾隆可不想走朱棣的老路。
维持个宗藩关系，名义上你听我的，实际上你自己玩。
这样既不用大清掏一分钱军费，不用派一个官儿，还能通过边境做买卖每年稳赚一笔特产税。
这就叫“不求拥有，但求好用”。
第三笔账，也是最隐晦的一笔，关乎国运安全。
18世纪末这地球上，早不是“天朝上国”一家独大了。
虽然乾隆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时摆足了架子，可他对海那边的动静门儿清。
广州、澳门的探子早把情报送上来了，乾隆其实一直盯着南边海面上的风吹草动。
那会儿，葡萄牙人在澳门赖了两百多年，荷兰人占了爪哇（现在的印尼），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正忙着鲸吞蚕食，手越伸越长，直往东边探。
1793年接见马戛尔尼的时候，乾隆除了讲究磕头礼仪，还特意打听过英国人在东南亚都在干啥。
这就说明他对西方洋人往东边拱是有提防的。
在这节骨眼上，安南的位置就变得挺微妙。
要是大清吞了安南，就等于把自家的边境线直接推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眼皮子底下，直接跟南洋那乱糟糟的局势接上轨。
那是西方那帮玩海权的主场，大清的水师根本不够看。
反过来，要是留着安南让它独立，给大清当个“外藩”，它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缓冲垫。
洋人要来，得先过安南这一关。
安南为了保命，不得不死死抱住大清的大腿。
这就是《大清一统志》里把朝鲜、越南、琉球列为“外藩”的高明地方。
这不光是为了面子好看，更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护城河”。
事实证明，乾隆这步棋看得很远。
没过几十年，英国人就在缅甸陷进了泥潭。
面对缅甸人死命反抗，英国不得不砸进去大把军队镇压，搞得焦头烂额。
而大清因为保持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躲开了跟西方殖民势力在陆地边界上的正面硬刚。
直到后来的中法战争，虽说清廷最后把对越南的宗主权弄丢了，可在那之前的一百年里，这种宗藩体系确实用最低的本钱保住了南疆的太平。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拒绝吞并”的决定，反倒促成了另一种融合。
汉字、儒家书本、科举考试在越南被主动学了去，还落地生根。
越南的读书人以读中国书、写汉字诗为荣。
乾隆这决定，看着是把嘴边的肥肉吐了，其实是把一块硌牙的骨头扔了。
他在直接管辖和间接影响之间，选了后者；在虚名和实惠之间，选了实惠。
这是一种极度务实的政治老辣。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所谓的“盛世”，不光是打出来的，更是“算”出来的。
懂进是勇，知退才是谋。
面对阮光平送的大礼，乾隆没被“开疆拓土”的虚荣冲昏头脑，他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因为他知道，有些地盘，攥在手里那是烫手的火炭，扔在外面反倒成了挡风的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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