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末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郊微雨。京西宾馆厚重的大门缓缓开启，来自西藏军区的一支小分队最先走进灯光下。队伍里最高、最瘦的那位戴着深色眼镜，他就是任荣少将，此刻五十一岁，腿上尚留着长征时被冻伤的后遗症，却依然挺直腰板。
毛主席的接见安排在上午九时。短短几分钟的握手与询问，被后来不少人视作极为寻常的礼节；可在任荣心里，那句“家里人还好吧？”却像千斤重担。他的夫人黄琳正因高血压住院，而这一层隐情，任荣一句也没向主席透露。自进军西藏以来，他回京不足三次，连子女都习惯了用书信认父。此刻，他只是答：“一切都好，请主席放心。”
把镜头拉回更早些的日子，二人相识并非在安稳的都市，而是在1936年冬的甘肃庆阳。那时，红军刚刚结束三万五千里长征，教导师的马厩旁燃着篝火，年轻的卫生员黄琳正给伤员换药，任荣在一旁宣讲新战士守则。风雪掠过营帐，火光里两人第一次对视，只一眼，任荣后来写道，“那对带长睫毛的眼睛，让战场荒凉都柔和了。”
革命年代没有婚礼钟声。1937年“八一”，他们把两毛钱换来的瓜子和麦芽糖分给连队官兵，算作喜糖。热烈的祝福声中，还夹杂着前敌炮火的回响。两个月后，日军南犯黄河，任荣带队离延安奔赴清涧。黄琳送出一双亲手纳的布鞋，只留一句：走得稳，别掉队。
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任荣几乎把全部中年岁月交给战场。黄琳带着孩子们在延安、辽阳、北京之间辗转，农田里种过谷子，也在兵工厂车间帮过班。有人劝她申请随军名额，她摇头：“家里一桩桩小事，需要有人打点。”一句打点，包含了换粮票、找学校、照顾双亲的全部艰辛。
1950年10月，志愿军奔赴朝鲜。部队出发前一天夜里，黄琳抬头望着暗黄灯泡，只说一句：“出了国门，记得写信。”任荣点头。他们都知道，信可能半年才能送到，但那一句托付已经足够。
一连串炮火换来停战谈判。任荣作为中方委员，穿梭板门店，坐在狭窄会场里与对方据理力争。几十年后，他向学生回忆：“战壕的硝烟和谈判桌的烟卷，呛人程度差不多。”一句戏言，道尽心理压力。
1964年，中央决定调整干部支援边疆。任荣报名前只用了五分钟，却花了一夜向黄琳解释高原缺氧、行程艰险。黄琳沉默很久，第二天在纸条上写：“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句话咱们年轻时就答应过。”纸条被任荣折成三角，放进日记本，随他翻过唐古拉山。
进藏后，政务繁多，加之地形复杂，任荣一个月有三分之二时间在巡边。高寒缺氧压着老伤，他却坚持步巡偏远连队。士兵们记得，这是那个“走得慢，却总能准时出现”的副政委。
再说黄琳，她也不肯闲着。1965年，她随中央代表团赴拉萨，短短一个月便跑遍市区的诊所、学校、合作社。回京后，高血压和心脏病接连找上门。医生建议静养，她摆摆手：“还有孩子要顾。”任荣得知，只能在电报里嘱咐保重。身在高原，雪山阻断了归途，也放大了他的愧疚。
1975年，黄琳被查出乳腺癌。手术同意书需要家属签字，任荣却被边防会议绊住。深夜，他的秘书飞速拟电，请解放军总医院代为签字。这一年，夫妻已分居十载。手术成功，癌细胞却已扩散。1976年春，任荣回京探视时，黄琳苍白而安静。她反握他的手：“不怪你，工作要紧。”言语轻，却像鞭子抽在心上。
1980年，任荣调离西藏，正式回到北京。那年的冬雪格外厚，他推着轮椅带黄琳去中山公园看梅花，只为弥补“欠下的情”。七年相守，比不上四十年别离，却承载了两人最平实的幸福。
1987年10月23日清晨，黄琳合上双眼。病房的窗帘半掩，阳光落在她略显憔悴的脸上。护士说，她走得很安详。任荣握着那双曾缝过布鞋的手，久久未松。他后来谈起往事，语气平静：“她不曾抱怨，我却亏欠良多。”
回到1968年的那个雨晨，京西宾馆的台阶尚留几滴雨痕。毛主席的那句关切，如今看来，更像一次无言的提醒——热血男儿背后，总有一盏微弱却固执的灯，撑起家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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