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京西宾馆的灯彻夜未熄，学习班点名时，年近花甲的陈守中安静举手。列席者回忆，他当晚只说了一句话：“是自己把路走窄了。”气氛瞬间沉闷。
时间拨回到1942年5月25日，晋冀交界狼牙口的山谷炮声不断。突围通道刚被打通，左权为掩护指挥部撤离，立在山脊，用望远镜盯着敌火点，随后倒在碎石上，年仅三十七岁。山风卷走的，不只是他的军帽，还有一群人的依靠。
在另一端的根据地，左权的秘书陈守中刚结束交通线巡查，听到噩耗，脸色霎时煞白。有人记得，他当晚握着电台话筒愣坐到拂晓。那时的他不过三十岁，从阜平走出的普通青年，却已在华北地下交通线上闯了九个年头。
1932年春，他顶着家人反对，穿过日军封锁线去了北平郊外的联络站入党。不久，北方党组织连遭破坏，十多名同志被捕，他在密林里窝了半月，靠炒麸皮充饥。有人劝他南下躲避，他却摇头：“这片地儿我熟，敌人找到我再说。”
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左权遍访地方干部，需要一个既懂地形又能保密的助手，陈守中被点名。除了文件速递，他还陪首长到最前沿测绘火力阵地。战壕间小憩，左权常指着地图讲战略，他则低头疾书。兵荒马乱里，两人结下生死之交。
左权殉国后，延安为他举行追悼会。刘志兰搀着两岁女儿左太北，泪痕仍在。作为遗属联络人，陈守中负责安置母女衣食。夜深时，他在窄炕旁轻声劝慰：“总要往前走。”这句简短的安抚，被刘志兰记了一生。
内战烽火逼近，后方频繁转移。共同的艰辛让两颗心慢慢贴近，彼此都看见了对方的坚韧与善良。1948年冬，两人简素成婚，未摆酒席，只在窑洞里煮了一锅小米饭，战友们笑称“最简短的喜筵”。婚后，他们把全部心力放在照顾左太北与前线保障。
建国初期，华北百废待举。陈守中留在华北局工业部，夜里勾勒路线图，白天跑工厂。钢铁、机械、煤炭，他样样要过目。有意思的是，他更愿蹲在车间和工人拉呱，掌握一手数据。1953年，他奉调主持包钢筹建。苏联专家的设计摊在桌上，预算高得吓人，多方犹豫，他却提出“投资要一次到位”。最终在有限财力下保证了炉体核心指标，为日后扩产预留空间。
1963年，陈守中调任太原，一周行程排满矿区、电厂和炼焦炉。彼时他五十一岁，仍习惯搭硬座、住招待所。遗憾的是，三年后全国风浪骤起，理性声音被冲击。山西很快矛盾激化。
1967年1月9日深夜，太原空气凝重。省委小礼堂内，刘格平拍案而起：“革命不能等！”陈守中站在一旁沉默片刻，终究跟随其后。12日凌晨，他带人闯入省委大楼，封存公章、宣布接管，一夜之间满城惊惶。卫恒等老干部被押走，机关档案散落满地。
混乱并未带来新生，生产几近停摆，铁路调度亦告瘫痪。中央随后介入调查，主事者被召往北京“碰头”。陈守中和刘志兰被隔离审查。关押期间，他翻来覆去想起二十岁入党时的誓言，自省良久，却无法回头。
1976年学习班解散后，陈守中获释，被安排作史料编审。面对昔日战友的来信，他常写一句“工作尚可，莫挂念”，只字未提个人遭际。1985年，组织批准其离休，行政待遇从副省级保留不变。此后，他与刘志兰住在太原旧城，一方菜地，一架收音机，日子简朴。
多年后，左太北整理父母遗物，发现一封黄纸信笺——那是左权1939年写给妻子的家书，落款旁，陈守中用铅笔添了四字：共勉来生。那些字迹提醒世人，革命年代的恩怨悲欢，总有复杂的人性与时代风浪交织，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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