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六月，广州火车站的站台上人声鼎沸。灰呢中山装、两鬓花白的老人拎着一只旧藤箱，左右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汗珠顺着他深深的皱纹滑落，他却顾不上拭去。
“阿兰——”他只轻轻唤了一声，嗓音嘶哑，却带着掩不住的颤抖。人群尽头，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猛地转身，两人四目相接，仿佛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瞬间退散。
这一刻，他叫谢汉光，六十七岁。四十二年前，他离开新婚才九天的妻子，只说“很快就回来”。此后却失踪于茫茫海峡，音讯全无。
时钟倒转回一九四四年。桂林硝烟四起，豫湘桂会战让日军直插南疆。谢汉光瘦得皮包骨，和难民一起踏上流亡路。饥饿、疟疾、空袭，样样都没把他击垮。
四川后方收留了他。靠着在广西大学农学院练就的专业，他在黔桂铁路柳州农场任技师，暗中接触地下党，给逃亡的爱国学生找落脚点。那时，他二十三岁。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的消息像春雷。农学院的老师调往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急需助手。谢汉光被点名随行。他先绕道香港办理证件，也就在那儿遇见了同乡女孩郭阿兰。
港岛的夜风带着咸味。两人常在皇后大道散步谈天，感情火速升温。四五年岁末，他们领了证。谁都没料到，新婚第九天，香港地下党找到谢汉光，请他护送一位同志赴台。
他只留下一句“事情办完就接你过去”，乘船离港。阿兰目送船影远去，转身时泪水已浸湿衣襟，却没多问一句。
穿过黑潮海域，谢汉光抵台，就任莲花池分所所长。迎来的那位“秘密旅客”，竟是大学时代的好友张伯哲。老友相见，既惊且喜。
张伯哲早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在林间小屋彻夜长谈，决定把试验所变成联络据点。很快，梁铮卿、陈仲豪也被吸纳。至一九四六年秋，谢汉光在白瓷灯下宣誓入党。
国民党在台统治松散，民怨却四起。借着省工委的掩护，地下党员以学校、工厂为据点扩展组织。鹿窑、白毛山相继树起红旗，五万多名青年暗中跟随。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尘埃落定。台湾的同志们群情振奋，摩拳擦掌等待“渡海大军”。歌声在台北校园回荡：“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
但暴风雨骤至。传单铺满街头，引来情报系统严查。印刷所被破获，几十名同志当场就义。工委书记张伯哲在狱中大义凛然，以身殉党。蔡孝乾却崩溃倒戈，大批名单落入特务之手。
枪声与哀号夜以继日。谢汉光被点名通缉。他翻越中部山脉，跌进台东的密林，被高山族猎户发现。问起来历，他只说：“被抓去当兵，跑出来了。”对方信了，把他带进部落。
从此，他成了“叶依奎”，砍竹、狩鹿、酿小米酒。山里的日子苦，却自由。外头的世界翻江倒海：朝鲜战争、两岸炮战、文革风雷……这一切都与他隔绝，只偶有电台残讯钻进山谷。
岁月走到一九八七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老兵返乡。隔年的春天，他背着行囊下山，乘车北上台北，交了申请。几个月后，一纸通行证到手，他才真切感到“归期未远”。
火车入闽，轮渡靠岸，村口的青石板依旧。老屋前的榕树却粗了三圈。谢汉光轻叩木门，里头传来沙哑却熟悉的回应：“谁？”
门开了。阿兰已是白发，却未再婚。她摸着丈夫布满皱纹的脸说：“我就知道你会回，等得到的。”那一瞬，黄昏的光正好映在两人泪眼里。
儿子已四十一岁，在乡中学教书。三个孩子围上来叫“阿公”，弄得谢汉光手足无措，只有傻笑。他从未抱过自己孩子，如今却被孙辈簇拥。
地方政府很快安排生活补贴。可他更关心身份。几经辗转，找到当年被他掩护回大陆的陈仲豪。两位白发老人相拥，泪洒当场。
调查组随后进驻丰顺。尘封档案、口碑记录、老同志证言，一项项核对。那年冬天，中央批准恢复他的党籍，办理离休，礼遇与其他建国前老干部等同。
一九九六年盛夏，他在晨光中安然辞世。桌头那只旧藤箱被小心保存，里面只有一件发黄的结婚礼服和一枚锈色党徽。这就是他全部的行囊，也是他一生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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