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夏,北京南苑机场的跑道在烈日下泛着白光,志愿军空军第一批归国的飞行员陆续抵达。长队里,二十四岁的赵宝桐捧着钢盔,目光沉静。谁也没料到,这个年轻少校接下来会卷入一场与机翼无关、却同样惊心动魄的“情报风暴”。
归途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带队干部反复强调:“一律对外说已婚,别给自己找事。”他口气不重,却句句掷地。那年头,战斗英雄是全国追捧的偶像,无数姑娘给他们写信送照片,稍一不慎就可能给敌特以可乘之机。刘亚楼不怕将士谈恋爱,却最忌讳敌人的糖衣炮弹。
提起赵宝桐,空军里几乎无人与之争锋。1928年,他出生在抚顺矿区,十七岁进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岁入党。1951年11月4日,他第一次升空迎敌。六公里外,二十四架F-84成双层编队扑来,电台里只听大队长喊:“抬头——敌机!”赵一个俯冲插入敌阵,短短十秒钟咬住目标,三炮,将对方撕开。那天他连下两机,座机回营时机腹多处弹孔,仍稳稳落地。后来350次出击,击落击伤敌机九架,机身上镶着九颗红星,每一颗都浸着硝烟与血。
这样的战绩换来最高规格接待。当天夜里,赵随大队乘火车北上接受表彰。京汉线上,车厢灯光昏黄,三位飞行员被安排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原定的采访人临时调岗,顶替者名叫金凤,二十九岁,齐耳短发,眼神明亮。采访间隙,赵一言不发,只低头摆弄军帽,倒把金凤看得新奇。她后来写道:“他像一块未打磨的钢,倔强得发亮。”
进了北京,报告会一场接一场。赵擅开飞机却不会写稿,愁得直抓头皮。夜半,他摸出那张写着“金凤”二字的名片,拨通电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能否帮我看看稿子?”金凤爽快答应,还带了西瓜探班。几回见面,气息相近,话一句比一句投缘。没多久,两人已在北海公园悄悄牵手。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飞到刘亚楼耳边。司令员皱眉,手里茶杯“砰”地放在桌上:“赶紧核查记者身份,不能出半点纰漏!”一句话,把保卫部门全调动起来。近几年,国民党残留特务潜伏京津一带,空军首长不得不防。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金凤,本名金惠芳,出身海州书香门第,抗战时参加地下党,曾在上海秘密交通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调进《人民日报》。材料一摆上桌,刘亚楼松了口气:“好苗子!赵宝桐眼光不差。”不久,上级批准两人登记。礼堂里没有鲜花,只有一面鲜红的军旗做背景,两人敬过军礼,成了一家人。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逝世。空军人低头默哀,却想不到,这位司令员的离去竟会让那份当年亲手批示的调查档案陷入尘封。两年后,风云骤起。1967年春,整风串联刮到报社,一张匿名大字报指金凤“来历可疑,曾受特务培训”。组织翻箱倒柜,偏偏只找到一半资料,关键页面竟不翼而飞。能作证的刘亚楼已长眠八宝山,剩下的只是一纸疑云。
赵宝桐被勒令停飞,金凤则隔离审查。面对连串逼问,她一遍遍解释,却拿不出盖章证明。家里三孩子已能听懂风声,看着母亲拖着沉箱往“学习班”走,老大悄悄掉泪。为了护妻儿,赵被迫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墨迹未干,他也进了“牛棚”。那一刻,昔日王牌的钢铁意志才真正体会何为无助。
同年冬夜,他趁看守换岗翻窗而出,摸黑翻上开往北京的货车。翌晨抵永定门,给家里打电话,声音嘶哑却铿锵:“金凤,出来,我在胡同口等你!”短暂相拥后,他只留下一句话:“等着,我不会走远。”随即转身隐入晨雾。那是他们此后十一年间唯一一次相见。
1978年春,清查结论终于落定:金凤的地下党身份被重新确认,旧案一笔勾销。赵从部队疗养院归来,仍把那枚早已磨损的结婚戒指挂在脖颈。“咱们补办手续吧。”他说。档案室翻出新的复核文件,两人重登婚册,孩子们围在身旁,眼里是复杂的欣喜。曾经的惊雷散去,剩下的,是两鬓斑白的守望。
这段往事在坊间流传多年。有人感叹刘亚楼谨慎,有人佩服赵宝桐担当,也有人敬重金凤的坚韧。战机划破长空只需几秒,人生却要在漫长岁月中经受不期而至的考验。轰鸣声渐远,可英雄的抉择与担当,终究留在了历史的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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