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刑事案件办理期间，某律师与其助理申请共同会见同一犯罪嫌疑人，看守所竟以“两名辩护人不属于同一律所”为由拒绝配合。律师当即指出该规定于法无据并提出抗辩，却未得到看守所民警的任何回应。虽然后续通过多方沟通、协调实现了会见，但这一事件足以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阻碍乃至实质性损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失衡，让司法正义的实现大打折扣。
辩护权源于当事人的委托授权，本质上实属当事人的私权利范畴，其核心价值在于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国家追诉时，构筑起抵御公权力滥用的坚实屏障。这项权利不仅被载入《宪法》，更通过《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细化规定，将会见通信、阅卷、调查取证等具体权利予以明确，让权利保障从原则走向落地。
秉持对待公民或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不受律所归属的束缚——《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其可委托一至二名辩护人，并未要求辩护人必须同属一家律师事务所。同时《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亦明确，两名受托律师享有共同会见或单独会见的选择权。由此可见，相关法律从未将“同一律所”设为共同会见的前提，反而始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为核心，为辩护律师开展工作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与便利。
公权力的行使边界，在于法无授权不可为。看守所以“律师分属不同律所”为由阻挠共同会见，本质是在法律规定之外自行增设“权力限制”。根据《看守所条例》及相关法律规范，看守所的职责限定于安全羁押、警戒在押人员，保障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协助司法机关开展工作。辩护律师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申请会见的，看守所必须及时安排。诸如此类针对律师会见权的不合理限制，均属越权之举，于法无据。
或是看守所民警囿于权力惯性、刻意耍弄权威刁难律师，或是业务能力欠缺、在无知中闹出贻笑大方的纰漏，亦或是打着“安全管理”的旗号百般设阻，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在司法实践中频频受限。更无奈的是，律师往往因身负繁重的辩护工作，无暇与之过多纠缠，这无形中助长了看守所的蛮横之气，最终导致律师会见通信权被侵害的状况愈演愈烈。所谓“出于安全考量”的说辞，实则也是业务不精的暴露——不同律所的辩护律师，绝非同案犯的代理律师，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串供的风险。即便确需防范串供或其他安全隐患，正确的做法也应是强化监管手段，而非一味压缩律师的合法会见权。即便法律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殊案件，对律师会见作出一定限制，其立法初衷也是基于案件性质的特殊考量，与实践中变相增设门槛的违规操作，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底层工作人员对律师法定权利的肆意刁难仅为满足可怜的、权力不得施展的虚荣心、掩盖其监管无能而已。
对律师会见的种种限制行为看似是针对律师的刻意刁难，徒增其沟通成本与辩护难度，实则直接损害的是当事人的法定辩护权。从细处观之，这是对法律权威的无视；从大局而论，这是对人权理念的背离。试想，今日铁窗之内的是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倘若他日自身身陷囹圄，聘请的两位律师却因律所不同而被禁止共同会见，又该如何自处？在矛盾凸显的当下社会，唯有以法为纲、公正办案，才是守护正义的必经之路。
作者系 00后执业律师黄圣楠，感谢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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