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2日凌晨，嘉义镇的夜色被枪声撕破，新四军平江通讯处官兵被突袭后全部遇害。指挥者是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这一幕被后世称为“平江惨案”。
彼时的杨森已在蒋介石默许下充当“反共急先锋”。他胆大，却不惜吞下血债。正因这段往事，十年后当他拿着“起义”二字寻找出路时，刘伯承只是摇头。
转到1949年夏，长江以南烽烟尚未散尽，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渡江入皖，随后沿川黔方向疾进。中央任务很明确，年底前拿下重庆，贯通上游航道。
一路西行，解放军不仅靠兵力，更靠政策。广西白崇禧系部队溃不成军后，不少将官主动交出武器。贵州、云南、四川各地，也陆续出现“促谈代表”。
有意思的是，在众多来函中，刘伯承最早关注的是杨森。原因无他，旧识。二十年代北伐，他与朱德、陈毅曾为改编杨森旧部往返劝说。结果杨森先口头拥护，后暗投北洋。
记忆里，杨森两面三刀，出卖同志。因而1949年10月，杨森通过中间人提交“三点愿望”——保命、保财、保权——时，刘伯承沉默片刻，仅留一句：“再说。”
10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自北平登车南下，到达西安后即刻召开作战会。邓小平分析：“川军斗志已散，主动起义者越多越好。”刘伯承却补了一句：“唯独杨森例外。”
试想一下，一位手握十万旧部的重庆市长若在战役开端即获宽宥，一旦反复，长江上游要多付多少代价？保守估计，重庆主城区可能会陷入拉锯，川黔物资线也将遭重创。
麾下参谋多少有些困惑，私下追问司令员。“他会不会真想弃暗投明？”刘伯承淡淡回道：“他的算盘是用十万人的命给自己买船票。”短短一句，把局势点破。
11月初，川南战事已逼近泸州，二十军内部士气溃散。杨森再次致电前线：“愿率部起义，只求允许转移家眷财物。”随信还附清单：金条千根、珠宝数箱。
“我罪恶这么大，他们能饶了我吗？”这是杨森给刘伯承的原话。消息送到指挥部，刘伯承拍案：“他先要饶过自己的贪心！”随后回电：交枪可活，其他不谈。
几乎同时，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与第三兵团司令潘朔端宣布起义，主动撤除路桥炸药，确保贵阳无战火。双方对比，各方都看出人民军队的政策区别对待。
11月26日，无法再支撑的二十军在宜宾起义，未及汇报首领。杨森失去最后倚仗，只得乘小艇溯江而上，夜遁台湾。至此，重庆外围彻底松动，解放军顺流东下，仅四日便控制主城。
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至此，大西南作战划上句点。战后清点资料，二十军官兵反映：“大帅瞒着我们，把银元全带走了。”文件中还附有杨森拟定的“两江自保计划草案”。
不得不说，这份草案若早一月抛出，西南之战恐多生枝节。庆幸的是，刘伯承当年对杨森的判断，没有任何迟疑。
岁月流转，傅作义、卢汉、董其武等人的真诚转身，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力量；而杨森的小算盘，终究只能随漂泊的江水远去。
历史留下的，不只是胜负，还有人心。刘伯承西进途中一次又一次的抉择，背后是冷静的算计，也是对旧军阀习性的深刻洞察。这份深谋远虑，总要在尘埃落定后才看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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